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

中国古代明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有它的个性、特殊风格和特征。大量考古材料表明，中国明的起源是呈多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国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汉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和成都市金沙村遗址的发现表明，殷商时期成都平原的古蜀国有着高度灿烂的古代明，三星堆遗址是古蜀王国的都城所在，金沙村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后古蜀国的又一明中心。新津宝墩等六个史前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证明了古蜀明是源于川西地区，带有明显地方特征的长江上游古代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明中心。     

禹羌族群对长江上游早期文明的贡献

传世文献和出土资料反映,禹羌族群早期曾居息于岷江流域为核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并在其地治理水患,发展农业,形成跨血缘、地域的大型族群联盟,促进了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文化的昌盛繁荣;正是其后裔代表的氐羌族群与来自东南方向的濮越族群一道,创造了蜀地三星堆文化以来极为辉煌的区域文明,为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希腊文明的摇篮——爱琴文化

人们一提到欧洲文明的源头就会想起两希文明——希腊、希伯来。了解希伯来文明是了解希腊文明的一把钥匙。而源头可以追溯到两河流域星月地带。希罗多德——西方历史学之父，在他的（呖史》中记载了两河流域文明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而爱琴文明就是两河流域和希腊之间的一块跳板。     

黄河长江上游史前文明互动研究的新进展——青藏高原东麓史前考古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西部考古协作会记略

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和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青藏高原东麓史前考古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西部考古协作会",于2005年4月9日至10日在成都召开.     

文化冲突中的外来文明生存状态——以近代教会学校适应性策略为视点

化间的冲突产生于化相遇之时，化间的调和是化生存之策略。西学伴随着基督教，在晚清社会中掀起了历史性的震动。其影响不仅仅于学术界．而且渗透到政治、教育和社会习俗等各个领域。基督教传人中国，并不是从清代才开始，只不过明清以前，它的影响力极小。明代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     

巴蜀文化研究的期待——《三星堆与长江文明》前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早已经声闻天下 ,但是这项发现的重要价值 ,要等到相当长的时间以后 ,才会得到充分的估量。像三星堆以及巴蜀文化这样的发现 ,应该和历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等一样 ,列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灿烂的中国文明 ,系各民族、地区人民所共同缔造。文明起源的研究 ,是现代科学的重大问题之一。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 ,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 ,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之间具有的种种关系 ,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 ,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     

文明的足迹——彝族历史文化传承田野调查琐记

<正>比较视野中的彝族民间文学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独放异彩的民间文学,它是彝族悠久、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彝族民间文学,不仅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略论中西文化的特质——以影响中美外交的主要文化特质为例

文化的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构成。外交决策者会体现出自身的文化传统。"和而不同"追求在"不同"中实现"和谐"。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完全可以通过互补更好地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中美两国应随时注意对方的利益,倾听对方的声音,认识双方实际的而非想当然的差异,消除臆想与猜忌,真正欣赏彼此的文化差异之美。世界众多的异质文化不妨在"和而不同"的精神下"各美其美",这或许是悠久的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普世价值。     

香港的中国文化研究——以新儒学为中心的讨论

一引言在討論中國文化在香港的研究概況這個大題目前,我首先要說明兩點: 第一,文化的内涵很廣,若以“文化就是生活”這一說法而言,則擧凡社會制度、時代思潮、人文精神狀況以及社會文藝風尚等等紛紜錯雜的多樣内涵,都無不包於其中。中國大陸自五四運動以後的七十多年間,有關中國文化及文化史的著作數量很多,又自1949年以來,香港和台灣的學者也寫了不少有關研究中國文化的著作。他們的研究,大抵包括兩方面,一是對整個中國文化現象的綜合性     

文明冲突与和谐沟通——略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文化遗产传播的作用与意义

界定东方与西方的分野，文化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东方由“远东”和“近东”组成；第二种观点，则主张东方应该涵盖“非欧世界”与“阿拉伯世界”；最后一种观点，即赞成东方是除了欧美之外其他欠发达的地区。在世界迈人现代化、全球化趋势之后，第三种看法逐渐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原本单纯的地域概念，逐渐被赋予了经济、政治、宗教、艺术、文化甚至种族的色彩。于是，“东方，西方”二元叙述范式在爱德华·萨义德的书中被绝对化了，萨义德援引且补充了瓦勒斯坦的观点，即在晚期资本主义之后，西方成为了世界的内核，而东方则成为了边缘。     

长江上游城市文明的兴起——论成都早期城市的形成

本主要以近年来成都平原最新考古资料为依据，并结合献资料对成都城市的产生和形成进行了再研究。本认为早在4500—3500年前，成都平原就具备了产生城市的社会经济条件。从宝墩古城、三星堆古城到成都十二桥宫殿建筑群遗址，是成都早期城市产生和初步形成时期，开明王朝迁都成都，形成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因而成都是具有4500年悠久历史的化古城，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华明发源地之一。     

粟（小米农业）经长江上游南传的途径与方式

长江上游及"藏彝走廊"地区是史前中国古代族群频繁活动的区域,也是古代民族文化借此扩展和传递的区域.本文采用民族学并结合历史学的方法,利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学调查资料,试从中国粟及粟作农业及其传播这一侧面,来看长江上游及"藏彝走廊"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中的地位.     

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寻踪

大渡河上游史前考古近年来有一些新进展，发现了多处遗址，哈休遗址考古试掘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初步揭示了该地区史前文化的内涵和演化序列。河源区及汇流上游区的史前遗址分布规律、时代均有差异。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第二阶段关系密切，为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文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大渡河上游史前先民的生业形态以粟作农业为主，尚红习俗是其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内容。     

川江航运文化初探

本主要从川江的码头化、劳动方式以及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语言方式诸方面，对川江千百年来受航运业影响所形成的化现象作了初步的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类似的探讨将有益于三峡化的深入。     

2002年岷江上游考古的收获与探索

2002年对茂县凤仪镇新石器时代遗址群的勘探和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又有新的突破性进展，在营盘山遗址发现了下压奠基人殉坑的可能属于大型广场性质的遗迹、各种类型的房屋基础、陶窑、灶坑等现象，出土了陶质雕塑人面像等大量高规格的遗物，初步确认营盘山遗址是岷江上游地区的一处大型中心聚落，其周围还分布有十余处中小型遗址。从而为探讨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大型中心聚落与中小型聚落的时空组合关系、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化演进的互动关系等提供了实物资料。营盘山居民虽以定居农耕为主要生业方式，狩猎及捕捞业也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围绕彩陶制作的装饰和造型艺术，尚红、人殉及猎头等习俗，是营盘山居民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内容的具体体现。     

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

岷江上游地区在历史上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化走廊和民族走廊。2000年度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为研讨该地区新石器时代化的内涵和发展演变序列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也为认识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地区之间的化交流和传播情况提供了新材料。营盘山遗存是岷江上游地区新发现的一种以具有自身特色的本土化因素为主体成分，同时吸收了多种外来化因素的地方化类型。本次考古还为探讨古蜀化的渊源等相关学术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金沙江文化与文明起源

金沙江化是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明的起源有着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所谓金沙江化，是指金沙江的流域化。作为一种流域化，金沙江化具有自身的各种特色。从史前化到青铜化阶段，金沙江化均具整合与不整合的流域形态，其基础在于不同的地域类型。金沙江明的起源时代，相当于它的青铜时代，青铜化十分发达，但仍在国家制度之外徘徊。汉代政治化的扩展，把金沙江各族纳入明社会，成为中国明一个重要的亚明区。     

郭洞：钱塘上游的静谧山村

浙江,所谓东南形胜,风雅钱塘,大抵指的是下游一带,那如昆曲般的绮丽华美,直可从《武林旧事》、《陶庵梦忆》一类的笔记中慢慢找寻;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的中游地区,则像是性灵的诗词,最宜在杂花生树的暮春三月浅斟低唱;唯有上游一带,因地处偏远,支流纵横,山川复杂,犹如众多飘逸的传奇,细说不尽。单说婺江上游,有一武阳川,夹岸多山,不高不低,众山间有一小平原,说是平原,其实也不过是稍为平整的丘陵而已,稻米、茶叶、桑蚕、金针、苎麻、灰鹅,     

对长江文明的重新估价

传统理论在中华明的起源问题上，一致认为中华明起源于中国北方，并以黄河明为代表。经过近一个世纪长江流域的若干次考古调查，考古学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新成果。尤其是三星堆遗址、盘龙城遗址、清江遗址、新干大墓等青铜时代重要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学术界对于长江明已经产生了新的认识。于是，有必要对长江明重新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