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诗话（二）

1．一个人与其说其是其父母亲的儿子, 不如说其是一种文化的儿子。 与其说其是一种文化的儿子, 不如说其是一种理念的儿子。 人人都是哲学的儿子。     

招领诚信

一日,吾乘船欲往河彼岸,至河中,忽见一包袱浮于水面。拾之,一纸附其表,日：诚信。问艄公,方知其乃一书生所弃。吾问其详,艄公答日：“前日,一书生乘此船渡河,遇狂风,船欲倾,吾见其所持包袱甚多,劝其弃一方得转危为安。其包袱有四：美貌、金钱、荣誉、诚信。书生保美貌、金钱、荣誉而弃诚信。     

论公司法人格否认对一人公司的规制

2006年《公司法》新修改确立了一人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对一人公司的探讨不应只停留在其合法性上,而更应该着重分析其特有的法律性质。由于一人公司最大的弊端在于其法人格特别容易被公司股东滥用,因此对一人公司立法保护的侧重点并不在于是否承认其合法性,而在于对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当一人公司的法人格被股东滥用时,对其人格的一味认可并不符合《公司法》赋予其人格的真实目的,此时否认一人公司法人格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旨在研究实践中如何利用法人格否认制度对一人公司进行规制。     

“和”之三论

在中华文化中,“和”既是一种哲学,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从其源头上探明其深层哲理,从其关系层次上揭示其本质蕴涵,从其文明建设上分析其内在结构,才能遵循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线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握“和”的义理,实现天地人和的胜境。     

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民族主义理论的语境还原和语义分析

本文着重于对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理论做一纵向的考察,力求避免单一的政治判断而将其纳入到其所产生的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特别是在其与世界主义的文化取向的对立、对话关系中来分析其语义指向,一方面指出其产生的现实依据,一方面揭示其文化特性和偏失。本文倾向于将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视作是一种对立但又是互补性的关系。中国新文学并非象西方学者所言是一种单纯的“民族寓言”,它也有其占主导性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取向,同时它也在努力寻找自身民族文化的根基。虽然由于民族救亡的急务,本时期的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一种政治民族主义。     

人为知人者所用

笔者最近到两家企业调查。一个企业知人而得人:这个企业从上海请来一个急需的工程师,刚一到厂,厂长便将自己的一套房子借给其住;过了一年,见其孤身常思乡,厂长又为其觅一知音,帮其成家立业。这位工程师,一连开发了十几个新产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蒸蒸日上。另一个企业     

乱用虚字

有人作家书与其兄。时同居疫死一人;而屠肆中肉价大贵;佃户不足,新雇一人充之;又其嫂将分娩。如是琐琐者,亦易了事也。乃其弟好用虚字,其书曰:"同居死了一人,其肉卖至一百七八十;家中新添一佃户,嫂嫂所以肚子又胖矣。"用一"其"字,用一"所以"字,其兄大惊,即报书曰:"家丑不可外扬,人肉岂容乱卖。"兄冒失而弟荒谬,令人绝倒。(清·林纾《畏庐琐记》)     

厚积薄发 后出转精——《田园诗派宗师—陶渊明探新》述评

陶渊明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颗熠熠明星。陈怡良《陶渊明探新》一著或析其生平之疑,窥其审美情趣;或探其思想境界,评其文学成就;无不是在另辟蹊径,独抒己见,显示出作者推进陶渊明研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必将在陶学发展史上占有其应有的一席地位。     

《孟子〈生于忧患〉章》备课札记二则

一、关于“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之句读在论述艰苦的环境造就人才的文段中,现行版本及课本皆句读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对“行拂乱其所为”一句,有人依据课后注释“所行不顺,使他所做的事颠倒错乱”将其朗读节奏划分为“行拂/乱其所为”,有人依据“空乏其身”,将“拂乱”一词定为使动词,将其朗读节奏划分为“行/拂乱其/所为”。应该说都有其道理。(人教版《教参》,即取后一说)然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处理好这个问题,还是要研究其句读。将“空乏其身”断为一句,虽然从语句上照应了前几句四字句的特点,但细推敲则可看出此“其”字与前几句的“其”不在同一位置上。如果     

明清小说中妒妇群像类型探析

明清小说中妒妇成群,多重其妒、悍的行为、言语的描写,少于刻画其心理活动。将其分类研究更能有利于揭示其作为和男性平等的社会性别之性格类型和心理状态。按照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描写,可将其分为两类:一为泼辣强悍凌辱型;一为勾心斗角狠毒型。透视出嫉妒这一先天性情感对人类性格、心理所造成的巨大影响。     

从"伤痕"到"反思"——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一

“文革”结束后,适应国人情绪宣泄和政治批判的需要,“伤痕文学”应运而生。它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文革”及“文革”前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造成的创伤。“伤痕”文学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当代结束了“非人”的文学的历史。伤痕小说在艺术上一般比较粗糙、直露,但它还是提供了大量可以对某种荒谬的历史加以阐释的信息。继之而起的“反思小说”则把沉重的思考带进了文学,它恢复了文学质疑生活的功能。反思文学由于大多浸透了血泪人生的感悟,反映的又是苦难已被超越的审美心理,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的悲剧力量中隐含的历史批判,也给了从集体迷误中走出来的人们以思想启迪。     

试论构建陪都文学主流化的两难维度

如果要确立陪都文学主流化,"陪都文学"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是"陪都文学主流化"话题的关键,而"重庆文学"又是"陪都(重庆)文学"获得合法性的关键。本文认为基于战时性、政治意识形态和地域性的因素,不管是以"陪都文学"还是"重庆文学"概念作为代表20世纪中国"40年代文学"的"主流",在获得合法性上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技术理性时代的“泛文学化”回归

技术化社会的文学呈现出与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文学十分相似的“泛文学”现象，这种“回归”的背后隐藏着实质性差异。通过当下“泛文学”与古代“大文学”的比较，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体认当代汉语文学的文学性问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行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和定义的出现,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文学的观念、理论批评和创作,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纵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近70年的理论行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它的接受和评价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为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检测中国文学和俄苏文学关系的一张晴雨表,并从特定层面显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演变发展的一个侧面。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

《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京派文学批评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京派文人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物质载体,展开文学批评活动,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文学观、批评观以及批评方法,并扩大了这一流派的影响。     

人民文学：文学新路的拓展与局限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专用名词,是解读十七年文学的重要切入点。"人民文学"要求作家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创作,它具有下述突出特征,即题材上的"写工农兵"、创作主体上的"工农兵写"和美学风格上的理想主义和崇高壮阔。但"人民文学"也明显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总结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经验,正视"人民文学"的历史价值和局限,对我国今后的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比较法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应改变传统的"独白"式的教学模式,有意识地引进比较法,特别是在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建立"对话"关系,拓展文学的诠释空间,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外国文学的特征与意义。     

消费社会语境下的网络文学新视点

网络文学成为文学新宠,是消费社会特有的文学现象。随着电子媒介的兴起和消费社会的转型,网络文学也据此作出了自适性改变：一方面它因无法疏离＂图像转向＂的时代而不得不与图像频频联姻,另一方面它又因无法避免消费社会带来的挑战而不得不与＂符号消费＂彼此依附。面对这样一种挑战,对网络文学的＂文学性＂成分加以考察,对此双重语境加以审视,能够管窥网络文学的新视点。     

关于文艺人民性的思考

人民性的概念,人们以往习惯运用它来评价古代艺作品。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时代,“人民性”应是艺的根本属性,艺的阶级性、党性、人民性三是统一的,前两通过后表现出来。艺的“人民性”,关系和标示着社会主义艺的特质和方向,理应也是社会主义艺创作和评论的指导原则。确立艺“人民性”的观点,坚持社会主义艺“人民性”的原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合理体现,是全面贯彻党的“双百”方针、长期繁荣社会主义艺的可靠保证。     

国内外国文学史编撰中的若干问题

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在我国已有较长的历史,近30年来的成就更是有目共睹。但目前国内通用的几种主要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仍然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某些重要内容有所忽略,在体例安排上有一种“宏大叙事”的倾向,未能充分注意在“史”的链条中考察文学的发展过程,一些提法也值得推敲。进一步更新观念,突破旧有的习惯性书写模式,系统地探索文学的演变过程和规律,编写出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发展史。是当前学界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