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的污名化行为：形式、趋势与影响

大数据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深度伪造、聊天机器人与个性化推荐等人工智能代表性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国际传播进入了智能时代。国际传播中的污名化行为也在人工智能时代出现了新的趋势与特点。人工智能技术直接提高了假新闻制造的效率,并拓展了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加剧了国际传播环境的恶化。在新冠疫情、美国政治与俄乌冲突方面,国家间的污名化行为更加突出,这表明人工智能在国际传播中的广泛应用可能加剧国家间的不信任与误判,恶化公众间认知。在这种局势下,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提高各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协作水平十分紧迫。     

政治、经济与技术的变奏:全球传播的新趋势与新挑战

在传统媒体框架之外,以互联网为平台的信息流动已经逐渐占据跨国传播的重要阵地。"斯诺登揭秘事件"的爆出更是向承平日久的世人揭示了国际政治的对抗逻辑——有关信息的主导与控制权之争从未也不会消弭。这一切让我们不断忆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初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所作的那一番锋芒毕露     

后疫情时代中国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和实践路径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西方展开了新世纪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国际舆论交锋。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调整,国际传播的机遇和挑战也发生了新变化。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要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加强中外交流,弘扬长征精神,将传播重心放在外国普通民众“大多数”,把传播内容同当地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相联系,使传播渠道侧重于外国新兴网媒平台和大媒体,重视发挥新生代年轻人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赋予国际传播主体更大自主权。     

建构全球传播的新想象——展望2015对外传播

2014年国际传播研究延续了2013年的重要主题与热点问题,同时在关键领域又有新的理论突破。相关研究聚焦于软实力、战略传播、新媒体、话语权等议题,同时媒介融合与传播变革、国际舆情应对、公共外交、智库等重要主题在这一年也受到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取得一定程度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当世界秩序发生历史性演变时,国际传播也在经历从形象工程到战略传播的范式更替,其中的话语体系、传播对象、传播策略都会有所调整。我们既需要多一些冷静的宏观判断,也需要多一些前瞻性的理论想象。未来,中国的对外传播仍将交织着"融合发展"与"走向全球"两大主题。未来的对外传播研究,应当同时具有时效性、战略性以及前瞻性,结合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大胆创新,不断深入,以互联网思维这把金钥匙开启融媒时代的对外传播之门。     

针对在华外籍人士的疫情信息发布与传播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引起世界关注,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成为我国抗疫的重要举措。除了中国居民,在华外籍人士也是重要发布对象。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防控工作日益重要,及时发布涉外疫情信息有助于外籍人士参与防控行动,信息滞后或缺失则易引发谣言甚至恐慌。     

全球文明倡议与国际传播的新境界

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正式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是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第三个全球性倡议。本文回溯欧洲占取新世界、垄断全球性网络的历史,从理念和制度两个方面梳理了旧时代国际传播秩序形成的基本原理,并尝试以此为基础,在话语体系和历史境遇的对比中,理解全球文明倡议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历史意义,阐述了中国崛起给世界发展和国际传播秩序革新带来的积极影响。     

软包装、硬内核：全球文化传播战略与技巧

近年来，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在对外传播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跨文化传播论坛”余音绕梁，为业界瞩目，为中国软实力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同时，由其精心策划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赵启正演讲谈话录》、《智慧传播——赵启正论交流艺术》、《当代中国国家形象定位与传播》、《日本韩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形成》、《危机事件报道案例分析》等图书，也在业界颇受好评。中心的境外涉华舆情研究也在对外宣传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开办此栏目，就是借助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平台，将相关成果供读者交流分享。 本文作者史安斌，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美国宾州大学比较文化学博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持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和“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主讲教师。主要著作（译著）有《危机传播和新闻分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身份》（英文）、《媒体与权力》等。     

全球文明倡议的时代意涵、舆论反应与传播思考

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中国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主张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发展进步,具有丰富的时代意涵,引发国际舆论积极反响。国际媒体、政党政要、专家学者充分认同全球文明倡议倡导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高度赞赏中国首提倡议彰显胸怀天下的价值追求,表示支持中国为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的努力。为此,要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阐释、用好文明交流互鉴成果、善用文化柔力、统筹各方面资源力量,积极开展全球文明倡议的国际传播。     

中国媒体的全球传播之路——“走向全球传播的中国媒体”论坛综述

全球传播时代,中国面临怎样的媒体环境,媒体的发展趋势如何？全球传播对中国媒体提出的最新要求是什么？中国媒体如何在全新的媒介生态中调整发展战略？当下媒体的责任是什么？要向全球传播时代的媒体输送全能记者,新闻院校的变革出路何在？     

全球媒体语境下广州城市形象的传播与建构

城市形象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全球媒体有关广州的报道,对广州城市形象的全球媒体影响力开展实证分析,并从强化政府主导、畅通参与渠道;融入国家战略、提升传播层级;推进科技创新、塑造崭新形象;发展数字产业、夯实传播基础;布局未来传播、增强舆论引导等方面构建提出了增强广州城市形象全球传播能力的对策建议。     

公众史学视域下的危机传播策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案例

不断加剧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在给人类带来讯息满足与快捷便利之时,也带来了各种危机与风险,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贝克(Ulrich Beck)预言的全球性风险社会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常态。(1)自2019年12月末我国发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出具有私人性、亲历性、情感性等特点的个人史书写、口述史、私人影像等公众史学性质的传播内容.     

全球传播体系起源与演变的批判性思辨及探析

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秩序的新变革,围绕全球传播体系的争论成为各国学界关注的前沿热点话题。现代全球传播体系的建立与全球化进程密不可分,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科技不断进步使世界变成了平的,但国与国在传播权力与地位上并不公平。     

全球治理的平台化转型与中国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

在跨国平台日益嵌入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今天,平台化转型已成为全球治理的新趋势,这一趋势对我国的国际传播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在全球治理平台化转型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底层价值;建构各类传播资源充分涌流与平台潜在风险防范之间保持平衡的规制体系;通过培育源于中国的全球化平台实现国际话语权的平衡。基于这一战略框架,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应当以“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手段为国际争端的讨论与解决提供公共空间;以贴近境外用户的话语,通过多频道网络（文中简称MCN）运行逻辑讲好中国故事;最终通过有效运用数据这一平台化的核心资源提升国际传媒的整体效能。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忧思意识与国际传播战略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饱含对全球安全挑战、传统竞争意识和全球传播治理能力的忧思,为开展国际传播注入了人文关怀与哲学智慧。由此,国际传播的战略选择应在思维上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建设性取代批判性,在路径上聚焦“类思维”塑造人类共同价值、基于共同价值构建故事共同体、重视公共传播机制建设。     

以知识对话寻求共识:关于国际传播沟通理性的讨论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正在加速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意识形态冷战、地缘战略压迫、种族主义歧视,折射着近代以来的中国与西方关系史。对此,是作某种理论概念化的判断而放任对抗性发展,还是尝试在知识对话的共识过程中寻求建设性关系的可能性,意味着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回到20世纪抑或真正开始新的纪元。在作出总体性战略判断基础上,强调主体性知识生产,树立有知识生产主体性和知识对话能力的文化自信,形成和坚持国际传播的沟通理性,应该是必须的选择。就此问题,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课题组、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组织专家进行了讨论。     

巩固疫情大考成果 打造智慧对外传播——中国新媒体对外传播2020年回顾与2021年展望

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正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境况之中。2020年,一个又一个国际事件,加速推动了世界局势向着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使得整个国际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国际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2020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同样也处于一个异常复杂、艰苦和被动的环境当中,前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的世界各方舆论的围追堵截,后有美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令中国的国际话语建构雪上加霜,这种"前有狼,后有虎"的国际传播环境,给中国的对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另一方面,挑战伴随着的往往也是机遇。2020年中国的对外传播,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和特点,在重重阻碍中披荆斩棘,找到了一条通路,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扭转和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所以,巩固好目前的对外传播成果,依托新媒体基础,采用全媒体理念,打造智慧对外传播体系,是2021年中国对外传播的首要策略。     

全球文化新格局与国际传播新使命：“南方转向”的视角

当今世界格局变乱交织,危险和机遇并存,以“乌卡”（VUCA）为特征的全球风险社会已经到来。全球文化思潮激流涌荡,国际传播南北两极化态势加剧,“全球南方”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中流砥柱。本文以“南方转向”为视角,梳理全球文化新格局演进的趋势和特征,从共建全球社区、共享数智华流和共治数智技术等路径解析全球文化新秩序下国际传播所承担的新使命。     

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中国网络媒体全球传播的新语境与新路径

全球传播已经进入平台化时代。以大型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主导的信息传播新型基础设施正在从技术、市场、政治和文化等多个层面,重构着全球传播的信息流动新格局、地缘政治新秩序和文化交往新生态。在这个全球传播的平台化转型过程中,新冠肺炎疫情扮演了加速器的作用:一方面,快速推动了以短视频社交、视频会议、流媒体音乐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另一方面,严重加剧了全球传播已有的裂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终端接收使用的数字鸿沟,以及与政治博弈、贸易争端和文化歧见等深度绑定在一起的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     

困境与出路: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危机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处理是对政府管理能力和治理效能的一大检验,也是政府形象对外塑造和修复的重要契机。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梳理疫情的相关舆情,探讨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对外传播面临的困境,并在深入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形象修复对策。     

由表及里的系统工程：全球文化新秩序下的中国定位与传播使命

区分表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随着历史不断发展,用以探索事物现实反映与内在驱动力的思考哲学。本文通过回溯20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国际传播发展脉络,结合新时代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从“表”与“里”的层面分析系统化国际传播的运作机制,以启迪全球文化新秩序下的中国定位与国际传播使命。本文提出,将新时代国际传播纳入国家战略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历史资源、中国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内核、中国媒介所装置的内容文本等维度建立对外传播自主体系。只有统筹多方,中国的国际传播才能从“表”与“里”的层面形成步调一致、意志统一的配合,才能实现系统工程架构,并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全球性倡议的国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