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对策分析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就一直存在一股反华、仇华、丑华暗流,并随国际环境变化,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诸如“黄祸”“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者”等,我们统称为污名化中国的话语行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美国为首的某些政客和不良媒体借机兴风作浪,“借当前疫情与我国屈辱近代史进行种族主义色彩的攻击,‘唱衰’中国经济”,①将中国置于国际舆论漩涡当中。     

新冠肺炎疫情舆情中的中国形象构建研究——基于阿尔及利亚媒体对华舆情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阿尔及利亚三家主流新闻媒体对中国抗疫持关切、肯定和支持态度,具有大量事实支撑的中国官方信源和话语在其涉华疫情报道中占据较大优势,对华质疑“病毒起源”和“隐瞒疫情”的少量负面报道也呈现迅速自我纠正的现象。相较之下,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话语未占优势。这些报道清晰诠释了中国一贯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勾勒出中国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中国外宣工作者在今后的外宣实践中应更加注重夯实对外宣传工作的基础,大力提升对外传播的软硬件实力,提高我国“媒体外交”的质量和影响力。     

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中国外宣话语策略转型探析--基于《泰晤士报》涉华新冠肺炎疫情报道的分析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政府和人民率先抗击疫情,为世界各国赢得了两个月的时间。中国与世界多个国家携手抗疫,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但在西方少数发达国家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污名化中国现象沉渣泛起,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对于西方媒体涉华报道中的偏见,中国将如何应对?本文针对这些问题,以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为研究对象,分析该报半年来在疫情报道中建构的中国形象,并针对其报道特点,探索未来中国外宣的话语对策。     

鲜活呈现“中国模式”——外媒经济报道的几点启示

本期我们选取英国《卫报》的《从毛到市场的30年历程》和新华社播发的《1959及以后的西藏：纪念与＂争议＂》作为案例。作者分别总结了境外媒体经济报道的一些经验,涉藏报道在借鉴西方媒体写作技巧及在语境上的创新。     

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看国际传播着力点——基于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海外舆情的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次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间的涉华国际舆情为研究和反思我国当下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提供了研究资料。本文通过梳理境外媒体涉华报道的选题及我国国际传播媒体的总体表现,分析涉华国际舆论环境的基本特征,并据此提出改进当下国际传播工作的建议。     

国际舆论场中的信息竞争与中国应对--基于欧盟《涉新冠肺炎疫情“虚假新闻”评估报告》的研究

2021年4月28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布《涉新冠肺炎疫情“虚假新闻”评估报告》,批评以中国和俄罗斯国际传播媒体为主的传播主体在疫情话题上释放“虚假信息”,“误导”国际舆论。然而,报告指出的所谓“虚假信息”并不存在。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欧盟对疫情下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舆论影响力与议题设置力分析增强的警惕与担忧。《评估报告》实际体现出中西在涉疫情重要话题上的信息竞争与话语争夺,其本身也可以视作西方对华舆论信息战的一部分。基于此,中国媒体应对国际疫情信息竞争时,应进一步聚焦热点,降低和弥补信息赤字;站稳立场设置议题,跳出西方叙事框架;提高舆情响应速度,增强舆论斗争技巧;刚柔并济共情传播,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联合各界更多力量,同频共振形成合力。     

新冠肺炎疫情后: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表述我们自己?--法国“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启示

众所周知,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导致中国被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者污为"病毒之源"。今天在国际舆论方面,特别是在西方舆论范围内,中国已经被树为攻击的标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下一步对外传播应该怎么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这道难题不能破解,我们将很有可能深陷国际舆论泥潭无法自拔。     

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新闻社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的对外传播实践为例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①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大考,也给了人们一些启示,本文以中国新闻社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主题的对外传播实践为例,总结中新社在此次疫情中的报道方式与传播效果,探讨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对国外媒体采访报道有了信心”——专访韩国《中央日报》驻华特派记者站副站长张世政

初冬的一个上午,《对外传播》就韩国《中央日报》对中国关注的领域、2008年在华采访的感受等话题,专访了《中央日报》驻华特派记者站副站长张世政。     

疫情时期外国“网红”对中国社交媒体的参与利用分析——以新浪微博为例

随着全球信息化、文化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在海外掀起热潮,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精通中文、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用户。一些博主凭借独特的身份定位、优质的内容发布、活跃的互动和较强的话题性成为吸引较多粉丝的网红,也逐渐扮演起新时代跨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     

以“媒体外交”助力中日民心相通——《人民中国》的实践历程及启示

在媒体融合时代,媒体对不同国家间民众的相互认知和情感互动产生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特殊责任。《人民中国》从创刊到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关键节点,以独特的视角和重要版面展示了时代发展演进过程中大国博弈因素和日本政府因素对“以民促官”“官民互动”直至实现邦交正常化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既坚持原则又积极灵活掌握主动开展对日工作的主要脉络,为新形势下开展对日公共外交尤其是“媒体外交”寻找可资借鉴的方法与智慧。     

中国地方“两会”的对外传播——以美国媒体对州议会新闻的报道为参照

同全国“两会”相比,国外媒体对中国地方“两会”的关注度一直相对较低,使其难以像全国“两会”那样引人瞩目。我们不妨以美国全国性报纸对各州议会新闻的报道作参照,结合国内外宣媒体的报道实践,通过对比研究,     

读懂你的表情——境外媒体对中国“官媒变脸”的关注

当78岁的新华社与1岁的开心网“喜结连理”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官媒”的这一最新动向——称这次“一树梨花压海棠”式的“老少配”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新闻业务创新上的又一次尝试。在6月22日播发的《新华社试水开心网》一文中,《华尔街日报》对新华社成为中国目前最火的社交网站——开心网的首位机构用户进行了两方面的解读：第一,新华社的这一最新动作是中国“官媒”（主要还包括党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一系列“变脸”中的一部分,     

媒体融合语境下地方外宣专刊转型策略研究——以《中国日报》“青海八连版”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习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对于外宣媒体来说,推进媒体融合不仅有利于提升国际话语权、实现舆论引导,更具有推进传媒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日报》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创造性地将媒体融合的理念融入地方外宣工作,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传播平台推动地方外宣专刊升级转型,逐渐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地方外宣融合传播之路。     

党派、媒体、教育对塑造中国形象的作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实证调研》之二

《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实证调研》发现,党派因素、媒体构建以及教育程度在塑造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起到关键作用。     

全媒体融合式报道的探索——以《北京周报》报道“感知中国”活动为例

9月17日到25日,我作为《北京周报》和《中国与非洲》（隶属《北京周报》）的记者,参加了“感知中国”在尼日利亚和肯尼亚的采访活动。在非期间,与报社后方以及非洲分社密切配合,通过杂志、中英文网站、北京周报新浪官方微博和《中国与非洲》FACEBOOK社交媒体平台,对活动进行了多媒体、零时差、全方位、图文并茂的立体报道,为不同平台受众提供了丰富的阅读体验。     

“重写文学史”视野下的郭沫若研究——兼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工程给郭沫若研究带来新契机,至今已取得了许多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成果。但＂重写＂郭沫若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矫枉过正的、非历史主义的＂酷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典型代表——这需要学界加以关注和警惕。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郭沫若研究还有许多重大学案和学术增殖点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从现代学统建设的角度对郭沫若研究进行概览,力图反思＂唯新唯西＂思想的负效应,并重申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基于实地调查与民族志“厚描”的语言民俗研究——评《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

黄涛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10）立足于实地调查这一民俗学核心研究方法来为语言民俗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做开拓性研究,不仅其学术创见难能可贵,而且其研究范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贡献是多学科的,但可从方法、理论以及范例作用三个方面来概括。     

“咬春”、“龂春”与“断春”——从对《中国风俗辞典》一个因舛讹而设立的词条的更正谈起

这几年,每逢"立春"节气,都念及一个事儿;甚至,甲申年"立夏"都过了,还"反季节"地写这篇小文说起"咬春"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过,也是事出有因。     

“闳稽群籍,博约精审”：明代史学研习的拓新之作——《明人汉史学研究》评介

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演变至明代,到了一个较为特殊的阶段。宋代士人好谈心性,讲究义理之学;清代学者则黜虚崇实,重考据之学。明代处于学术理念全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中间,在学术发展理路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明代史学的研习可探清自唐宋以来学术史的内在发展脉络,可达“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谢国桢云,“有明一代,史学最盛,若焦骇之《献征录》、王世贞之《四部稿》、何乔远之《名山藏》、郑晓之《吾学编》,恢弘典则,蔚为巨观。”而清代以降,学者对明代史学甚为贬低,尤以四库馆臣之流。厚诬明人,多有訾议,但闻明人史著,多有“明人恣纵之习,多涉疏舛”之语,诸如此议不可谓持平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