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

法官释明权制度源于大陆法系,在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国家,释明权制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辩论主义为基础,但是纯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过分强调法官的消极性,对保障当事人权利,促进诉讼公正,有效率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具有阻碍作用。法官释明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即为弥补辩论主义和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不足,保障实质正义和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在我国民事诉讼模式转型的背景下,释明权制度具有特殊意义。文章通过对释明权制度功能、价值的分析,论述了我国构建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并提出明确规定释明权的内容,完善释明权行使的方式,确立释明权救济机制的建议。     

论民事诉讼中法官的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中的重要概念,是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限制和补充,是诉讼中法官和当事人作用调整的必然。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民事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当事人地位强化,法院职权弱化,但我国当事人法律水平和诉讼能力参差不齐,具体诉讼中仍需由法官引导,才能保证程序的公正、实质的正义,故我国民事诉讼中引入法官释明权制度成为必要。     

论释明权制度

释明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一项新的法律制度,在国外已被广泛适用,它的行使是对辩论主义的修正与补充,该制度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对释明权的内涵、性质、诉讼价值以及行使中的相关问题作探讨。     

论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释明权的构建

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释明权制度在民事诉讼中作用逐渐被重视,无论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在民事诉讼制度中作了相关规定。我国正处于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时期,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实践中把握,构建审前准备程序释明权都具有迫切的必要性。本文从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释明权行使原则、主体、方式、内容以及不当释明五方面来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分析与阐述,以期对我国民事诉讼准备程序中法官释明权的行使有所裨益。     

论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

法官释明权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制度。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未对法官释明权制度作出明确规定,仅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出现了个别类似规定,且这些粗线条的规定对释明权的主体、范围、行使时间等均未加以明确。建立我国完善的法官释明权制度,应当对释明权的适用范围、行使时间、行使方式、后果救济等方面进行规范,确保司法实践中法官的权力行使有法可依。     

试论释明权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程序装置,释明权与诉讼模式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并非任何诉讼模式均为释明权植根的土壤,释明权对诉讼模式具有选择性。采用当事人主导诉讼体制结构的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其民事诉讼中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释明权制度,这说明释明权制度与当事人主导的诉讼体制必然相关。而在具体的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存在着天然的差异,机械地使用辩论主义,其结果可能带来裁判结果公正性的缺失、诉讼效率的低下。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则可以有效地修正辩论主义这一缺陷。     

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立法完善

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主导的民事诉讼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来更好地为实现公民诉权而服务也就戍了大势所趋,应该从行使原则、适用范围以及行使方式等方面来逐一完善立法。     

诉讼标的“两面性”与法官释明问题初探

“诉讼标的”概念可分解为“当事人希望法院对此作出判决而将其作为申请事项”的诉讼标的与“为了使作出的判决被赋予判决效力”的诉讼标的,诉讼标的具有两面性。在诉讼标的两面性的框架下,处分原则与约束性辩论原则各自作用范围中的法官释明适用领域各有不同,进而产生对新旧诉讼标的理论的影响。因此,诉讼标的理论的新视角下探讨其法官释明问题之间背后的逻辑联系和价值指向,可以为诉讼标的理论的争论提供新的视角。     

完善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若干思考

本文通过对释明权的概念及性质的阐述,对释明权制度的基础及我国释明权制度现状的分析,进而提出了设立我国释明权制度的立法构想。     

民事诉讼中释明权制度的价值分析

德国民事诉讼法最早确立了释明权制度，这种制度被视为职权主义的固有内容。通过分析释明权制度与两种诉讼模式的关系，可以看出，释明权虽然脱胎于职权主义，如将其融合于当事入主义，将能够克服当事入主义所带来的弊端，故该项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并能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试论法官释明权的法律特性

要想对民事诉讼中的法官释明权有一个充分的认知,首先弄清楚其法律特性就显得尤为必要。文章以释明权基本含义的演变过程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了释明权所具有的四个方面的特性。     

释明权制度以及我国的完善

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其产生主要是为了弥补绝对当事人主义带来的诉讼迟延、费用增加等弊端.诞生于德国的释明权制度不仅在大陆法系得到广泛的推广,而且逐渐被英美法系所接受,进而成为被全世界所公认的重要民事诉讼制度.我国在推进民事诉讼向当事人模式转变的同时,也开始尝试了引进这一制度,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目前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中,在这一方面都存在相当多的缺陷.     

对完善我国释明权相关法律制度的思考

释明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但目前对释明权制度的理论研究比较落后,对释明权如何行使又缺乏具体规定。因此,有必要对释明权的内涵、性质、诉讼价值以及行使中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促进我国释明权制度的完善。     

释明权:过度行使的不利影响及对策

法官对释明权的过度行使,势必会带来相应的负面效应。为了避免释明权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司法实践操作中,法官应该严格遵循两项原则,但同时也要对弱势的当事人给予相应的照顾。     

构建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必要性之再辨析

在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当事人主导的民事诉讼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法官释明权制度的构建来更好地为实现公民诉权而服务也就成了大势所趋,因为涉及公权力的设置,找出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就显得尤为关键,本文将对此问题做一探讨。     

法官释明权正当行使的理念基础与路径选择

法官释明权制度存在的合理基础是通过强化法官的程序控制功能,对完全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缺陷进行限制与修正,但过度释明极易破坏法官的司法中立地位,进而危及司法公正,从而使设立这一制度的本意发生异化。为保障法官释明权的正当行使,应创设协同型的诉讼模式,并从保持程序控制和法官中立的维度出发,确立积极、适度、公正行使释明权的三项原则,在将释明权定位于法官职权的基础上,建立释明权不当行使的救济机制,以纠正法官释明权的不当行使。     

行政诉讼法官释明权界限原则的确定

行政诉讼法官释明权在规范诉讼行为和发现案件事实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着释明权行使不规范的现象,在2014年新《行政诉讼法》颁布后各地司法实务界在行政诉讼法官释明权界限原则的确定方面做出了初步探索,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通过对比研究各地司法实务中确定行政诉讼法官释明权原则的过程,总结出其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在行政诉讼领域确立行政诉讼法官释明权界限原则时应当充分考量行政诉讼的特质及其审查标准,将合法、中立、必要以及适度确定为具体的界限原则。     

我国释明权运行法治化研究

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有瑕疵而误认充分时,法官以提示、告知、说明等方式引导当事人补充或修正其主张、陈述和证据;其法治化运行应遵循权利法定、正当程序与合理限度。而法律不健全、范围不统一、法官素质差参不齐是我国释明不规范的原因。通过明确规定其行使原则、范围和方式,构建相应救济程序,进一步提升法官素质,稳步推进释明权运行法治化。     

我国释明权运行法治化研究

释明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不明确、不充分、不恰当,或提供的证据有瑕疵而误认充分时,法官以提示、告知、说明等方式引导当事人补充或修正其主张、陈述和证据;其法治化运行应遵循权利法定、正当程序与合理限度。而法律不健全、范围不统一、法官素质差参不齐是我国释明不规范的原因。通过明确规定其行使原则、范围和方式,构建相应救济程序,进一步提升法官素质,稳步推进释明权运行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