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宪祖《鸾鎞记》的思想意蕴

叶宪祖是吴江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传奇创作上对吴江派的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很大的创新。他的传奇代表作为《鸾鎞记》。该剧具有深邃而广阔的思想意蕴，对认识叶宪祖的戏曲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叶宪祖生平及其《四艳记》剧类之辨正

叶宪祖于天启六年(1626)迁工部主事后,旋即升为该部郎中,晋升时限当在天启六年十月到七年八月之间。黄宗羲《改葬墓志铭》和《明史》的相关记载均不误,只是因为其中省略了一段事实过程。宪祖起复年份在崇祯元年,而他任南京刑部之职则应在崇祯三年(1630),且所任为刑部主事一职,而非“部郎”或“侍郎”。《明诗综》等对之未加考究,以致以讹传讹。应当结合《四艳记》的结构形式,以“南曲十一折(出)”的标准来确定其剧类。该剧内部结构明显呈现“块状”。将《四艳记》定为杂剧是合适的。     

论叶宪祖历史剧《骂座记》的现实意义

叶宪祖的《骂座记》通过灌夫、窦婴冤死的历史故事,借古讽今、抨击现实,它揭露了晚明社会士无操守的丑态,赞叹不畏权贵生死交情的可贵,影射宦官专权朝政日非的现实,表达斗争到底死而不已的信念。     

论《镜花缘》中的科举描写

李汝珍在其《镜花缘》一书中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弱点,世风的弊端都有独到的针贬,其中对科举制度所衍生出的种种现象也有诸多论述.也许李汝珍也是科场的失意者,但他并未像有些小说家那样对科场的腐败进行猛烈的抨击,而是用调侃的笔调对科举中的一些弊端进行委婉的讽刺,并在书中描绘了他理想中的科举.第一、李汝珍用科举串联全书.第二、李汝珍用诙谐的笔调描绘了科举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如贿赂、谎报年龄和籍贯、作弊、冒名应考、随意调换名次、对生命的禁锢等.第三、李汝珍在书中透露了他的科举观及其对理想科举的构想,提倡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性别的人都应该读书.     

叶宪祖的人生际遇与《北邙说法》的创作

叶宪祖是晚明著名戏曲家,他的仕进之路坎坷不平,曾九赴春闱以求功名,在五十四岁时才考中进士,又因得罪阉党魏忠贤而被贬回乡,这样的人生际遇促使他晚年皈依佛门。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对生活的深切感悟,以及对佛法的精深独到的理解,创作了反映他处世态度的佛教剧《北邙说法》,剧作采用问答式妙解人生真谛、阐发佛门宗旨,阐释了人生中生死荣辱、恩怨得失的矛盾。     

《鸣凤记》创作年代与“时事剧”之义界

由于缺乏文献证据,《鸣凤记》作为“第一部”时事剧的标识实际上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研究者关于《鸣凤记》产生于万历元年至十年的说法,因推考材料的薄弱与逻辑漏洞也未必成立。朱濑滨所撰《鸾笔记》可确认完成于万历初年,以当朝人写当朝事凸显了作家的政治勇气,因此这部作品更具首部时事剧的材料支撑。一部戏曲作品要成为“时事剧”,必须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相对可靠的真实性,主要角色应为时事人物,以及兼具“共时”阶段的时效性,即以剧作家的创作过程与剧本所描述的事件或人物是否存在交集为依据。     

儒林之谤书科举之詈文——《肉蒲团》别读之一

《肉蒲团》把儒林作为写淫的背景,把科举作为写淫的伴奏,贯彻始终,使全书虽然主要是一部写淫的性小说,却同时有了儒林小说的特征,可称之为"儒林色情小说"。它把性与儒林题材堪称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是一部刺向礼教的儒林之谤文、科举之詈书。     

平反科举 博大精深——评刘海峰教授著《中国科举文化》

作为中国科举研究的又一部巨作,刘海峰教授的《中国科举文化》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丰厚文化底蕴以及研究主题鲜明、内容通俗易懂的科举文化著作。该书以“科举文化”为主线,由五个不同的科举专题构成,包括以平反为宗旨的科举百年祭,对科举制兴起的探索与发现,对科举教育得失的关注,以及科举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重要影响,同时还兼顾了“科举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演变。通览全书不但有助于读者对科举做出一个全新的理解,还有助于从不同角度看待中华民族文化。     

论洪迈《夷坚志》小说的科举批判

宋代科举制度虽然在总结唐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力改革与完善,更符合时代需要和社会发展,仍表现出一些缺陷和负面效应而为《夷坚志》小说所批判。《夷坚志》小说科举批判的视野非常广阔,涉及科考对广大文人士子生活、生命的羁累与虚耗,士风和世风的扭曲异化,科考的腐败舞弊等。作为一部志怪小说,《夷坚志》对科举批判既用写实手法,亦用超现实手法,写实故事多直接批判,超现实的作品多影射、讽刺,两者的批判力度、美学效果异曲同工。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

根据对唐代科举选官制度和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情况的考察,本文提出:唐代的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不同于往古的读书士子人群,也造就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群体;在科举制度下形成的唐代士风--科举士子所共同体现出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心理、文学风习等,是中国散文体短篇小说在以往叙事艺术积累的基础上得以成熟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决定了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精神内容和美学风貌。     

唐朝科举制度对当代人才选拔制度的启示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朝,唐承隋而起,完善了科举制度。唐朝科举制度为唐朝前期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天重新考察唐朝科举制度,其精神原则、制度设计对完善我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有极大的启示。     

太平天国的科举制度初探

科举制度作为发动革命、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和人才选拔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太平天国对其在形式和实质上了进行许多变革与创新,这对自身的政权建设和清政府的科举制度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突破了学校教育对科举制度的依附,对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改革、特别是高考制度的改革也有很大的启发。     

浅议唐代的言谏制度

言谏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君主专制的自我调节机制。言谏制度在唐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一是谏官组织机构日益完善，规模与权力相应扩大；二是谏诤达到了制度化。唐代的言谏制度在减少君主决策失误，保证封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言谏制度的御用性和依赖性也暴露出了它的致命弱点。但是唐代言谏制度中某些制衡的有效性及追求社会政治清明的意义。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唐代进士考试三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进士考试三场制度最早形成于唐代。唐初进士科学只试对策，唐高宗晚年形成贴经、杂文、对策三场。唐中期三场考试偏重杂文，尤其重视诗赋考试。唐后期强调考试经史，五代时出现以义代贴经趋势，孕育着宋代进士考试的改革。     

论唐代科举制度对社会教育的影响

在唐代,通过考试方式进行选官的科举制度确立后,一直延续了1300年。它与唐代进行社会教育的方式虽然有区别,但是它却对唐代社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如科举制度内容的社会性、科举制度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对社会各阶层参与读书具有启动效应等。也有消极影响,如科举制度造成了社会教育活动片面追求政治功能的取向,从而造成社会教育功能的缺失。     

论科举制对唐人婚姻观念的影响

科举制的推行和发展,对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致使唐人的婚姻观念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具体表现为:由重门第向重功名的方向转变;重文轻武,重才轻财的观念深入人心;科举制所体现出的平等意识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成员身份的不确定性,还使唐人婚姻观具有开放性的特征.     

唐代科举的社会功能

唐代科举制度在中国选士制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更能体现任人唯贤、任人唯才的相对公平的选士精神,也对唐代的政治、教育及文化产生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酉阳杂俎》中晚唐科举士子的社会心态探微

《酉阳杂俎》是晚唐时期的一部史料笔记小说,该书对其时科举士子的生活多有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唐科举士子的各种社会心态,如明经不如进士、仕途空幻、喜奇话异、重视高门等,颇可补正史之阙,具有重要的社会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     

宋代科举解额分配制度初探

宋代解额分配制度历经数代的改革,使解额本身的价值与唐代相比发生质变,使科举的政治功能明显强化,特别是解额分配在地区间坚持相对均衡的原则及在士庶阶层采取分流的原则,既体现了公正、公平的理性原则,也是权力资源分配面向诸社会阶层,减少各阶层之间在追逐权力时的矛盾,是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的重大举措。因此,宋代的解额分配制度对后世的选才制度多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