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北京大学传统论析——为李大钊诞辰120周年而作

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逐步形成了北京大学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是北大也是近代中国历史性进步的集中表现,也因此把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注入了新的内容.     

李大钊与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揭开了国民革命的新篇章。李大钊在会前会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大会的顺利召开和取得圆满的结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共产国际代表达林、马林等人的斡旋下,国共两党于1922年上半年初步达成了合作革命的意向。但是,在两党合作的具体形式上却存在一些分歧。     

自由、民主、良知与“新史学”——梁启超与李大钊思想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和李大钊作为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伟大的思想家、启蒙家,是反封建的思想斗士,他们的思想也为中国革命、社会变革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梁启超和李大钊关于自由、民主和良知方面的阐释既有共通的地方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且在今时今日仍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以及种种原因,梁启超和李大钊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有些地方值得深入探讨。从中国知网可检索到的文献看,对于梁启超和李大钊思想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比较少,近期的相关研究更少。因此,这一比较研究既有利于对二位的自由民主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又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进程。     

李大钊与毛泽东的三重关系

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大成者.毛泽东与李大钊的交往经历,对李大钊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的继承,对李大钊关于中国革命对象、动力和策略等思想的发展,是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集大成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这种交往互动、代际传承和知识创新,也是中国共...     

李大钊与“五四”妇女解放思潮

李大钊以阶级斗争学说为武器,将女性的发现置于人的发现之中,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积极进行女性人格的重塑;呼吁女子教育机会的扩张,强调女子参加社会工作的必要;关注、支持国内女权运动的发展,并引导它向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过渡;运用唯物史观,从经济上剖析妇女地位长期低下的根本原因,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妇女解放的最终归宿。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并为中国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理论的形式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大钊与山东”研究述评

"李大钊与山东"是李大钊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1978年以来,研究者从李大钊与儒家文化、李大钊与山东近现代著名人物交往等方面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从更高的要求来看,该课题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拓展和深入,一是必须加强对"李大钊与山东"问题的研究;二是继续深入挖掘、搜集新的史科,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三是深入展开李大钊与山东近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     

“岂寻常风义所可限哉”——李大钊与章士钊的交谊

李大钊和章士钊交谊深厚,他们不但经历了在日本的相识、相知,而且经历了在北京的互助合作。尽管后来因为政见分歧二人分道扬镳,但他们的私人挚情仍然俨如清塘,清澈可鉴。这段交谊既是美好人性的展现,也彰显了二人的人格魅力。     

论李大钊的“民彝”

“民彝”的概念是理解李大钊民彝思想的关键。李大钊的民彝思想是他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当时传人中国的西方政治学说有机融合的结晶,是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而形成的产物,也是李大钊日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桥梁。     

陈独秀何以当选“一大”中央总书记——兼论李大钊未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之原因

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参加党的“一大”,李大钊未能进入中央局,党内地位甚至一直低于他的学生张国焘,而陈独秀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重于组织建党的主观原因和“一大”前北方党组织未能大发展的客观状况决定了他不可能进入“一大”中央局。“一大”前陈独秀重视组织建党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其没有参加“一大”却能够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的原因。     

实事求是的史学成果与“先驱者”的时代光辉——访李大钊研究著名学者朱成甲

朱成甲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李大钊研究学者。他从1978年开始从事李大钊研究,至今已经40年,被学术界公认为研究李大钊最有成就、学术水平最高的学者。他的文章《李大钊对袁世凯的认识过程》与专著《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李大钊传》（上）,被学术界誉为李大钊研究的"三部曲"。本次访谈,回顾了朱成甲先生研究李大钊的过程,阐述了他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的反响,揭示了朱成甲先生持续、深入研究李大钊的内心动力,体现了当代学人不忘"先驱者"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境界。     

当“普通的好人”

不以“壮志凌云”煽情,不用“崇高理想”装饰,不鼓吹“出人头地”前途,本文不落窠臼,别有特色。     

“互助论”与李大钊思想的转变

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这被认为是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将"互助"与阶级斗争并举，坚持了"物心两面"的社会改造观。然而，长期以来，李大钊的互助思想被认为是"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残余，是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沉重负担。实际上，在接受"进化论"的基础上，李大钊形成了个人独特的互助思想。在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的互助思想非但没有成为负担，反而推动了这一转变。其早期的互助思想为他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他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其互助思想也未与之相冲突，而是在经过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改造后，逐渐失去原有的"互助进化"色彩，成为社会主义精神层面的改造工具。     

“中国好人榜”的正能量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青少年思想道德状况关乎祖国未来,将"中国好人榜"榜样示范正能量融入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有助于青少年成长成才。深入理解道德榜样对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激励示范作用,深入挖掘人物精神,注重师生情感交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注重真善美有机统一,实现青少年道德自觉常态化,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     

李大钊的文化心态及其当代启示——兼论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理解,应当包含应然与实然两个维度.树立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但何以树立文化自信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李大钊否定传统封建文化,是因为文化具有时代性;批判与吸收西方文化,是因为文化具有民族性;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因为其兼具时代性与民族性.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进一步提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宣传教育,制定相应政策及规则,双管齐下,打造时代性与民族性更加鲜明的中国文化.     

论李大钊的“民彝”思想

“民彝”是李大钊为追求时代潮流、将中西方思想有机融合而提出的内容十分丰富的概念。它是一个国家、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风俗,礼仪、习惯、道德等的总和;伸张、扩展是其特性,可能被压抑、障蔽,但最终会“发扬光大至最高点”;它实质是关于“人”与政治、社会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论,它尊重和强调个体——“我”的自由发展。“民彝”思想的渊源主要是中国明清以来的风俗决定论和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政治思想。     

深化李大钊研究,彰显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李大钊与中共党史研究”栏目座谈会综述

介绍了"李大钊与中共党史研究"栏目座谈会的主要内容,对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和观点进行了重点梳理、归纳。     

教育语境中的“政府悖论”——兼论大学自治与政府干预

长期以来,高校和政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社会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大学的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强有力的经济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又成为大学自治中的绊脚石,即"政府悖论".因此,合理界定政府与学校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顺利与否的保证.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兼论五四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与理性自觉

20世纪初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怀抱着救国的理想,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世界大势和中国国情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对"爱国心""自觉心"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理性思考和阐释,在社会上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和探讨,一方面缘于现代国家观念、现代爱国主义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是探讨该问题的动力。学理上的探讨与革命实践的结合,促成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接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为早日找到治国良方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同时更加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理性自觉与责任担当。     

“问题与主义”之争中李大钊与胡适关系探析

“问题与主义”之争涉及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之间的最初冲突。虽然李大钊与胡适在论战中各自表达了不同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但是这种种冲突具有“原初”性质;在李大钊的“根本解决”与胡适的“点滴改良”之间存在着可以沟通的环节;李大钊与胡适的关系表明,中国革命可以在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第一段]     

枞阳方言的话语标记“好人吧”

安徽枞阳方言话语标记"好人吧"的核心义是表否定,主要包括对观点的否定和对言语双方所提及的事物的否定。其语用功能表现为弱化语力、标示劝止和话轮延续三个方面。话语标记"好人吧"是经过否定语境中重新释义而来,语法化和词义的主观化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