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鸳鸯蝴蝶派》

以往的文学史论述对“鸳鸯蝴蝶派”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 ,甚至在讨论晚清“新小说”向五四“现代小说”的叙述模式的转变时 ,也对在小说技法上发挥了相当作用的“鸳鸯蝴蝶派”全然不顾。最近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开始认识到“鸳鸯蝴蝶派”或许在思想和内容上是“传统”的 ,而它在生产、制作和发表方式上却依赖于“现代”的商业和传媒业。可是 ,这种把“表意”和“运作”区分开的认识还未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文学的生产方式一定会作用于它的内容和形式 ,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从文本中“读出”形式的“意识形态”效果 ,另一方面又…     

“鸳鸯蝴蝶派”小说选本研究

以1949年之前出版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选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梳理不同时期选本编选、出版及其影响的历史脉络,归纳、分析选本特点,并对其编辑、传播、接受和选本价值等做出客观的评价。     

论鸳鸯蝴蝶派小说与受众接受的关系

鸳鸯蝴蝶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文学流派,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对其实行批判、打击的新文学相比,鸳鸯蝴蝶派却占有绝对的市场控制权,拥有新文学所不及的广大的读者群。本文试图从受众接受的角度探讨这一历史现象。     

鸳鸯蝴蝶派对柯南道尔小说女性形象的移植

在鸳鸯蝴蝶派译家的笔下,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中女性形象被神秘化、理想化、怜悯化和性感化。这与译者的艺术趣味有关,也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移植原著中女性形象所使用的语言模式,既圉于传统,又有所创新。鸳鸯蝴蝶派译家对西方女性形象的重塑,充其量只是演绎了一段美丽的谎言。     

鸳鸯蝴蝶派小说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小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改良面貌出现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虽然在创作中依然拖着一条长长的传统叙事的影子,但在叙事模式上的突破也是较为显著的,尤其在叙事角度和在叙事结构上所做的努力更有助于人们对其历史定位重新认识.它在叙事方法上的变化充分反映了这个新旧过渡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和艺术追求.     

鸳鸯蝴蝶派二题

鸳鸯蝴蝶派曾在旧中国文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本文从史的角度对其兴衰过程及产生的厚因、背景作了常识性的评介。     

鸳鸯蝴蝶派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属于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8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是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新世纪到现在,是深入总结阶段。对鸳鸯蝴蝶派的评价在逐渐上升,这是新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映。     

鸳鸯蝴蝶派与现代性

鸳鸯蝴蝶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流派之一,长期以来它一直受到批判和贬斥,作为新文学的对立面出现在文学史著作中。实际上,从文本看,鸳派小说在主题、倾向、叙事、结构、语言等方面和整个社会追求现代性文化语境发生了联系。同时,鸳派小说的现代性也与文本之外的一些因素有关,即文学赖以生存的、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条件,也就是文学的“生产”体制和过程。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初探

在中国新文学众多的流派中,几乎没有一个流派是象“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那样持续了四十余年,拥有大批的作家和大量的作品,刊物而又声名狼藉的了。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开始,鸳蝴派一直被当作封建的买办的文学加以否定和批判,这似乎已成了定论。一般的文学史对鸳蝴派也只是一笔带过。只是在近几年,才出现了为数不多的探讨论文,然而,这些文章有的限于介绍,有的重在探讨一些作家创作倾向的转变过程,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认为:对鸳蝴派给予全盘否定或用贴政治标签的办法来处理都是不妥当的,应该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也谈鸳鸯蝴蝶派

单纯地把鸳鸯蝴蝶派视为“小说逆流”,是不科学的,鸳鸯蝴蝶派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爱国主义思想;为翻译工作做出贡献;接受新生事物。该派得以长存的原由,可以从传统观念、市民口味以及新文学派等角度去论证。可否把当代的武侠、言情小说看作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延续,是值得探索的。     

新论鸳鸯蝴蝶派与张恨水的《金粉世家》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不是偶然的。作为上海这个自开埠以来经济与化发展最为迅猛，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最为明显的大都市的社会生活，既为这派学准备了客观的历史条件，也为它的发展和繁衍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才子佳人"小说--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

自明清之际盛极一时的“才子佳人”小说开创了我国言情小说“大团圆”模式的创作传统，一直到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崛起，这种“大团圆”喜剧模式才被打破。“鸳鸯蝴蝶”模式之所以能将“才子佳人”模式取而代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翻译的外国言情小说尤其是林译小说的影响。     

试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形式变革与新文学之关系

如果说明清才子佳人小说和晚清小说的言情模式是一个封闭、静止的内向性结构,那么,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以其叙事技巧的现代性,小说形式的突破性初步呈现出外向性。尽管真正打破这一主题模式的,是随之而来的五四新小说,并最终在鲁迅手里发展成熟,出现了真正现代意味的小说。但民初的鸳鸯蝴蝶派通过现代性的转换,成为晚清小说与初期新文学的中介与桥梁。鸳鸯蝴蝶派小说在借鉴外国文学中的艺术经验时正是进行了这种创造性的加工,使它融化为本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并推动了中国小说的近代化。     

前现代性与鸳鸯蝴蝶派

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来学术界对现代性的界定与言说纷繁复杂、褒贬不一,今也没有作出一个十分明确而统一的界定.因为它的内涵是宽泛的、动态的,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社会科学的范畴,且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而拓展、反思,从而衍生出与现实相关的一系列新的命题.     

近十年鸳鸯蝴蝶派研究述评

传统的评论家把鸳鸯蝴蝶派看作顽固不化的封建余孽，但当疏离了“五四”激进的话语场域，在当下语境中进行审视时，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局面。批评家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其进行阐释和解说，在对鸳鸯蝴蝶派的近十年研究中，梳理点放在本体论的言说和关系论的沟联两大体系上，在众生喧哗中透视鸳蝴派的历史本质，为更好的理解文本提供一条捷径，以便利于文本的阐发性言说。     

近年鸳鸯蝴蝶派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呈现出繁盛局面：一方面，研究界摒弃了五四时期对鸳鸯蝴蝶派的定论，基本澄清了对鸳鸯蝴蝶派的历史误会；另一方面，研究者尝试运用多种方法和视角来评价、阐释鸳鸯蝴蝶派。这一时期的研究取得了不凡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不足。     

鲁迅与鸳鸯蝴蝶派文学

文学革命兴起之时正值鸳鸯蝴蝶派的鼎盛时期,鲁迅在倡导和开拓新文艺的过程中,从“文学游戏观”、沉滞猥劣的格调、保守复古的意识等方面,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了十分必要的批评。但同时,鲁迅又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鸳鸯蝴蝶派合理定性,以较客观的态度看待文学中的“趣味”问题,切中肯綮地明确了该派的政治性质,给予了这一文学流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最大限度的接受与包容。     

近十年鸳鸯蝴蝶派研究述评

传统的评论家把鸳鸯蝴蝶派看作顽固不化的封建余孽,但当疏离了“五四”激进的话语场域,在当下语境中进行审视时,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局面。批评家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其进行阐释和解说,在对鸳鸯蝴蝶派的近十年研究中,梳理点放在本体论的言说和关系论的沟联两大体系上,在众生喧哗中透视鸳蝴派的历史本质,为更好的理解文本提供一条捷径,以便利于文本的阐发性言说。     

论鸳鸯蝴蝶派小说人文诗词的叙述功能——以民初小说《玉梨魂》与《雪鸿泪史》为个案

《玉梨魂》与《雪鸿泪史》是民初鸳蝴派小说的代表作品,其共同点都用了以诗词入文的叙述形式。这种叙述形式在演进中不断地发展。从明传奇的“附赘累牍”到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以诗为媒”,直至《玉梨魂》与《雪鸿泪史》,入文诗词开始承担起传达人物情绪体验的叙述功能。这种叙述形式既源于古代文学传统,又适合小说中旧礼教下才子佳人情感表达的身份需要,徐枕亚将其发挥到了极致。但这种叙述形式历来为新文学家们所诟病,这就需要重新审视原有的评价标准。     

文学流派研究的新视角──袁进《鸳鸯蝴蝶派》评析

文学流派研究的新视角──袁进《鸳鸯蝴蝶派》评析尹建民８０年代中后期，随着对现代文学体系的深入探讨和“重写文学史”的呼唤，出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崭新的文学史概念，它打破了传统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式文学分期模式，从而带动了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