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德性主义与德治主义

儒家传统伦理的“性本善”的德性主义人性论,是中国人对人性见解的主流观念。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德治主义管理模式,它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民族心理产生了重要而久远的影响。儒家德治主义的主张虽然已不能直接用于现代社会,但儒家德治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仍具有巨大的资源价值     

当代西方德性法理学及其中国意义

得益于复兴中的德性伦理学的学术智慧,以索伦为代表的美国法理学家提出了德性法理学的学术命题,反思了以功利主义和道义论为主导的规范伦理学对法理学的影响,提出法理学必须回归亚里士多德。良善立法不能止于防止伤害他人的行为或者保护权利,而是要致力于促进人类繁荣,使人类能够过上卓越的生活;法律的基本概念不应限于福利、效率、自决或平等,而是必须纳入德性、卓越及人类繁荣。法官应当有德性,且应当做出有德的裁决;法官应当根据他们的司法德性而选任。     

德性优先于权利——对社群主义伦理的一种解读

社群主义伦理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权利伦理的两个命题,即“自我优先于目的“和“(自由或正义)权利优先于德性“,确立了“目的优先于自我“和“德性优先于(自由或正义)权利“的原则.社群主义伦理旨在揭示新自由主义权利伦理所存在的内在人格或品德解释力的缺陷,力图以社群的历史传统说明自我人格和德性的生成及发展,希望恢复一种自然的德性生活,即一种人性的、历史的、社群的、社会的道德生活.     

德性至上主义的困境

“德性”是德性伦理的核心概念,但是“德性”这个概念却并非德性伦理学所特有的概念,而是一个一般的概念,是指向人类内心品质的善良属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道德体系当中,德性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就德性的重要地位而言,主要存在着目的论和工具论两种观点.德性至上主义认为德性是人们欲求所指向的唯一最高目标,其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困境.本文就这种困境展开探讨.论证德性至上主义的危害性.     

德性论的精英主义悖论——从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谈起

亚里士多德在其德性论中,将"公正"视为一切德性之总汇,而追求公正的目的则是对"善"的实现,然而在他德性论内部却存在着精英主义的悖论。他在对于作为最高目的的善的论述过程中,不论是其必要前提"理性",还是实践过程中的"中道"原则,抑或是"幸福"这一具体的表现形式,皆预设了人们生而具有后天无法改变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并非所有人都具有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因此内含于德性论内部的精英主义不仅有违个体的公正,同时也与城邦公正相背离。     

论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中的人生统一性观念

麦金太尔在构建其新的德性伦理学过程中，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人生统一性理论的缺陷，意识到自己提出的“实践”和“内在利益”概念不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伦理体系。在批判现代性带来道德生活的破碎状况以及分析哲学、存在主义哲学等关于人的存在论的反统一性观点之后，麦金太尔在叙事理论基础上重新找回了人生统一性观念在德性伦理学中的必要位置。麦金太尔的统一性观念可以为道德教育在当前多元社会中的存在价值提供理论支持。     

西方“是论”的发展历程及其与普遍主义和德性伦理的关系

自柏拉图开创理念与理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以降,西方哲学逐步走上了以追求普遍知识为目标的纯粹概念演绎之路,“是论”就是其中最具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虽然“是论”经过古代、中世纪以及近代三个阶段的发展而达至成熟,然而人们总是难以自觉认识到“是”与“是论”的特性,究其原因在于人们始终忽视了作为统一性的“是”,且将追求普遍知识的态度扩大到非普遍知识的领域,普遍主义就这样暗藏其中而难被觉察.     

古典德性伦理学向近代规范伦理学的转型——休谟伦理学的历史定位

休谟在西方伦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休谟的自然之德虽然体现出他依然流连于古典德性伦理学传统,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是＂与＂应该＂的区分瓦解了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伦理学的合理性,对德性的泛化和对德性整体性的消解,也显示出他对亚氏伦理学的背离,所以休谟伦理学不同于古典德性伦理学。同时,休谟对规则和功利的探究又启发了其后道义论和功利论伦理学,但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规范伦理学。可以说,休谟伦理学属于古典德性伦理学向近代规范伦理学的转型的中间环节。     

认知主义学习观与情境主义学习观

认知主义学习观与情境主义学习观是影响当今教育的两种主要的学习观.由于两种学习观在什么是知识、怎样理解动机与迁移等理论方面存在分歧,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教育环境,形成了不同的课程设计以及不同的评价方法.两种学习观既有对立的方面,但也有统一的地方.     

德性伦理学的特征

德性伦理学作为古代哲学家探讨道德问题的经典模式,在现代道德义务规范理论的冲击下曾经一度被边缘化。德性伦理学在当代的复兴主要是通过回归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传统来实现的,同时也是一些哲学家批判现代性价值观念的思想资源。然而,为了使自己同一般意义上的德性理论区别开来、回应道德义务规范理论的质疑,德性伦理学就必须依据好的人类生活或幸福、德性的基本原则以及人性论等要素来澄清自身的特征。     

康德论德性与幸福的统一

德性与幸福的统一是康德道德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德性是理性追求的对象,幸福是感性的欲求.二者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明显是矛盾的.但是康德却又论证它们是统一,那么二者为何统一?又是怎样统一的呢?康德又是怎样论证的?本文拟从三个维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     

“德性公民”的可能及其限度

正在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公民概念,起初以德性为重心。公民的德性被看成是共同体得以存续的重要前提。近代以后,个人权利的发现引发了公民观念的重要转折。以权利为核心的公民概念,为公民概念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强大且影响深远的理论框架,当人的尊严、公民的自愿成为政治与伦理生活的理由,对公民权利的关注与维护,从此成为现代国家议事日程的中心。"权利公民",因其与现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同构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观--再读《尼各马科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代表作《尼各马科伦理学》中,提出了“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的命题。在该著作中,他对幸福和快乐这两个重要的伦理范畴进行了充分而深刻的论述,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相互融合。亚里士多德的幸福快乐观对我们正确理解幸福和快乐的关系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内生外化：儿童德性生长的情境模式

重视人的德性成长,已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重要主题。情境教育理念下的主题性活动课程追求“美、智、趣”,重体验、重实践、重生成,顺应了儿童德性生长的特点。主题性情境活动“内生外化”的特点,在儿童德性生长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关于德性与德行的一种思考

在中西方伦理思想中,德性与德行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要概念。然而,自古以来中西方伦理学界对德性与德行的具体使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却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传统伦理学家们一般用"德性"这个概念,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才出现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等说法。而中国传统伦理学家们一般则用"德"这个概念,但也出现了"德性"和"德行"等说法并存的现象。名词术语上的这种差别不是没有原因的,它集中体现着中西方伦理思维方式的根本性问题。在西方传统伦理学家的逻辑里面,"德性"(理智德性)是人及其实现活动的终极目的本身,"德行"(道德德性)则只是完成这种人及其实现活动的一种过程和手段而已。在中国传统伦理学家的逻辑里面,"德"或"德性"(理智德性)只是人及其实现活动的一种过程或手段;而"德行"(道德德性)才是人及其实现活动的目的本身。一个人只知道"德性"不等于他有道德;同样,一个人也不是先成为道德的人然后再去做有"德行"的活动。"德性"是人的内在品质;而"德行"则是人的外在品行。内在品质要通过外在品行来表现;外在品行是内在品质的影像。因此,人们获得德性与德行的具体途径是不同的。我们只有在理论上弄清楚德性与德行的联系及区别,才能够充分认识和找到获得德性与德行的具体途径。     

制度与德性的融合:超越反腐败制度主义路径

腐败现象严重困扰着当今世界各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制度主义是当前反腐败的主流。良好的制度安排是公职人员的基本的行为规则,通过其自身所蕴含的伦理精神对公职人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反腐败、建设公共伦理的一个重要向度。但是制度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超越制度主义路径的局限,加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责任的德性建设,实现制度与德性的融合,才更好地反腐倡廉。     

现代道德危机下的德性重建与精英主义之悄然复归 ——麦金太尔德性论的内在逻辑

二十世纪中叶,以安斯库姆为首的伦理学家针对近代社会严重的道德危机,掀起了美德伦理学的复兴潮流。麦金太尔作为这场潮流中的主要人物,主张批判地重构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其中关于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精英主义就是他批判的重点之一。然而我们却发现,这种为其所拒斥的倾向正在重构的过程中“悄然复归”。对此,应该首先着眼于德性论的基本框架及其内在逻辑,通过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存在的问题,以探析麦金太尔德性论的内涵。在明确其对亚氏德性论的具体批判后,展示德性论的重建以及精英主义的悄然复归。最后,针对精英主义“悄然复归”的现象,在德性论理论形态内部的基本要素中来寻找其深层原因,回到亚里士多德,证明精英主义与德性论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略论情境活动对于儿童德性生长的独特影响

情境活动对于儿童的德性生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情境活动的导入效应、牵引效应、难忘效应、定型效应,吸引儿童,引领儿童,构筑儿童美好的生命体验,修炼和涵养着“人之为人”的德性修养。情境活动对于儿童德性生长具有启智、冶情、铸意、促行等独特的优势,在“直抵心灵”的情境活动中,儿童诗意地存在,自在地舒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