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变迁与地方社会——以明清徐州段运河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部分运道借用黄河,黄运关系十分密切。从明朝中期开始,黄河日益泛滥溃决,为避黄保运,明清两代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相继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中河等几条新运道。运河河道的变迁对明清时期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生产、商品经济、社会秩序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运河与济宁

"运河通,济宁兴,河运废,济宁衰"阐明了运河与济宁的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关系。自元修复大运河以来,济宁发挥了在河运中的有效作用,成为运河上的枢纽——货物转运商品交易之地,络绎不绝的人群繁荣了济宁的商贸业、饮食业等服务业。可知冷落的旧济宁,自水运开通后变成水陆通衢、商贾云集的新州城了。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运河与中国政治中心的变迁

运河与政治中心的区域转移及国运盛衰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运河通过漕运将国都与经济中心连接起来,可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其各种物资需求,保障经济安全,使中央政府无后顾之忧,从而有效地发挥其对内对外的各种职能;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有运河及其漕运的坚强保障,国都的选择、确定和变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条件的限制,从而在最为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的地域进行。同时,政治中心的流转迁移也直接影响着运河的分布、走向及其发展态势。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变迁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北宋以前政治中心主要在关中地区,其变动的轨迹是大致沿着今西安——洛阳——开封这一轴线作由西向东的运动,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东西关系。南宋以来政治中心主要在华北平原北部的北京,其变动的轨迹大致是由今杭州——南京——北京这一纵线作南北向的运动,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这种空间转移过程和国力国运的发展态势大体上保持一致。     

明清运河文化与区域社会变迁——以河北泊头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是中国运河漕运发展的最高峰,在国家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刺激下,在沿运一线出现了诸多像天津、临清、聊城、济宁、淮安等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商贸城市,其中河北泊头虽仅为镇建置,但却是河政中心、漕运码头、商业基地,其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均带有贯通南北的运河特色,深刻凸显了明清漕运对运河区域社会的影响.     

地方高校工程训练中心改革初探——以湖南科技大学为例

重视实习实训教学,加强工程训练中心的各项建设工作,是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也是我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途径.工程训练是工科类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首先分析了湖南科技大学工程训练中心的现状及其存在的矛盾,最后提出了理顺运行机制、打造科学的管理体系、构建先进的教学体系等改革思路,而后从师资队伍、硬件建设、教学体系、"教"研"结合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改革尝试,对于推进我校实践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朝鲜人视野中的明代苏北运河风情——以崔溥《漂海录》为视角

《漂海录》是朝鲜人崔溥在其归国后所写的有关中国行程的经历日记,该书对于明代运河交通和沿岸风情的记载,可谓极为详细.苏北段运河作为明代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河段,崔溥在其《漂海录》中关于苏北段运河水利及其沿线的交通设施、城镇乡村和名胜古迹留下了极为详细的记载,这对于我们了解明代苏北段运河的发展情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交通方式变迁对近代山东运河城市的影响——以济宁的兴衰为例

交通运输方式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的变迁会对城市的兴衰会产生重大影响。以济宁为例探讨交通运输方式的变迁对近代山东运河城市兴衰的影响。随着元朝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河运成为沟通南北,发展漕运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依靠河运,山东运河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其时它们经济发达,文化兴盛,政治地位提高。但至清末,新兴的交通运输方式铁路兴起,对山东运河城市产生了重大影响。铁路分流了运河的大部分客货运量,因铁路而兴起的新的转运贸易中心和交通枢纽也对运河城市造成了冲击,铁路使山东运河城市在全国整体的经济、交通与城市层次体系中被边缘化,走向衰落。     

明清时期山东西部运河沿线地区棉花的种植与发展

明清时期,在国家鼓励植棉政策的引导和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山东西部地区,特别是运河沿线地区的植棉业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山东西部三大棉花生产区域——东昌、济宁和曹州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大,棉产量和商品率高。     

政学系的地方行政理念与实践——以张群主持川政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学系在政府制度设计及行政运作上有相当影响力。张群作为政学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时期,奉行研究政务,实行改进及治法与治人并重的政治和行政理念,力行行政尤重简单的简单政府实践,并力谋纵的贯彻与横的联络的行政补救举措的贯彻落实,以提高地方行政效能。张群的行政思想与实践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和现代性,也产生了一定的制度化影响,四川省也成为当时民主建设和蒋介石心目中的模范省,由此可以看出以学者型官僚著称的政学系在行政现代化方面的努力;但实际的行政效果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在于张群的行政理念有着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性,一种现代化的行政组织是不可能建立在陈旧的思想基础上的。     

明清直隶运河城市的历史变迁——以景州为视角的历史考察

直隶景州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属漕运码头、商业重地、河工枢纽,其由明代与清初的直隶州降为散州,既体现了其政治与经济地位的变迁,也是国家漕运政策、地域社会冲突、自然环境恶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景州作为运河城市在明清五百余年的风云变幻,充分显示了交通因素在城市发展中的影响,也反映了运河对城乡的辐射作用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试论明清时期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以黄运地区的硬料为中心

河工所用砖石等物料,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并。埽工散抛碎石最早出现于江南地区,后推广至河南、山东。砖料的烧造则从河南推广至江南。究其原因,江南地区多山,石料丰富。河南部分地区或因距离石料场较远,或因逆流运送艰难,故考虑以砖代石。河工物料的时空演变表现出明显的因地制宜的特点,反映了河工技术和治河方略的内在变化。     

母权制时期女性文化解说——以亲属称谓研究为中心

亲属称谓以其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媒介向人们传递出自身蕴藏着的巨大历史信息。通过分析、比较发现:亲属称谓能够揭示出母系血亲称谓关系早于父系血亲称谓关系;亲属称谓体现了上古时期女性的崇高地位;亲属称谓能传递出上古时期的婚俗信息;亲属称谓亦能够佐证女性地位逐步下降这一过程。研究者对亲属称谓反映母权制时期女性文化信息要有一个"度"的把握,不能一味夸大其作用,但也不能盲目否定亲属称谓自身所蕴藏的文化信息。     

试论明清时期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以黄运地区的软料为中心

及时足量地提供治河材料是河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自明至清,河工用料经历了民柳到官柳、官柳到芦苇、芦苇到秫秸的演变过程。当农作物秫秸成为河工物料后,扩大了物料的征收范围,将越来越多的百姓被纳入到治水活动中,造成了黄运地区南北部物料供应格局的空间差异,大体以徐、邳为界,以北地区河工用料以秫秸为主,以南地区以芦苇为主。上述河工用料的时空演变,实质上是河工和地域开发导致的环境后果在物料上的反映,是环境适应的结果。     

明清漕运与地方救荒——以明清徐州漕粮救荒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徐州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救荒成为地方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漕粮通过多种方式被用于地方救荒,在地方社会救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漕粮救荒成为徐州地方荒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漕粮参与地方社会救荒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革命动员视野下的党团关系构建——以土地革命时期为中心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不仅是共产党领导和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与建设的重要力量。不过,党团之间的这种关系并非一开始就是如此,而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逐渐形成的。土地革命时期党团关系的变迁,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党团关系调整的内在逻辑,而且为我们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党团关系建设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历史时期关中地区中小城市供水问题研究——以永寿县为中心

选取关中地区历史时期典型的缺水型中小城市永寿县为个案,探讨其城市供水的困境与解决途径.通过史籍复原了永寿县城市供水的多种途径,包括迁移县治、凿井、饮用窖水、远距离汲水和引泉入城等五种方式.认为历史上中小城市供水的多种途径对今后干旱、半干旱地区中小城市供水危机解决的可能性与多重选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是充分尊重和利用城市周边的天然禀赋,寻求最佳的供水模式,而不能仅仅偏重于某一种方式.     

以工程意识与工程素质为中心的工程制图测绘实践与探索

为了培养学生工程意识和工程素质的需要,对工程制图测绘实践环节进行改革,探索了普通高校工程制图测绘实践环节的途径和方法,制定了改革方案,解决了其中的关键问题,强调了工程制图测绘教学、实习和开拓创新的积极作用,强化对学生综合能力、工程意识和创新思维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