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比较分析

中美两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的构成和运作方式有着很大不同。通过对中美两国公共政策的直接制定主体和间接制定主体的构成及运作方式的比较分析,阐明了各自的优点与不足以及差异,并总结出产生如此差异的原因是宪政结构不同、政党制度不同、国家结构不同、社会基础不同、政治成熟度不同、政治文化不同。     

公共政策制订中的网络参与

网络的出现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参与方式,网络逐渐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工具,在信息时代公众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并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正如政策学家约翰·托马斯所言:公民参与是信息时代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政府和公共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环境和情形,公共管理者对公民参与行动的任何回避和无视态度都是不现实的.公民参与必然深度地影响甚至改变公共管理者制订政策和从事管理的方式[1].     

执政党及其对政府的控制

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范畴。文章从政府官员的任命与政策制定两个方面来探讨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并认为执政党只有在政策制定、官员任命两方面实现了对政府的控制,才可以说执政党实现了对政府的完全控制。然后,以美国和日本两国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为例,论证了在当代民主政体下,执政党通过政府官员的任命以及政策的制定可以对政府施加影响甚至进行部分的控制,但没有哪一个执政党可以实现对政府的完全控制。     

当前中国公民社会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处于发展之中,还不太成熟,当前中国公民社会还存在很多问题,要使21世纪的中国社会稳定,现代化顺利实现,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中存在问题的解决。     

社会转型视域中的执政党利益整合

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利益期待更高,利益诉求更为复杂,但与此同时,利益差别却不断拉大,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利益协调和统筹各方面利益关切的难度加大,利益整合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利益关切不断强化,要求执政党不断强化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大力创新执政理念,始终做到＂三个代表＂;坚持公平正义,构建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新定位

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和创新党组织的基础和前提,建设服务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创新型党组织的目的和旨归,建设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和服务型党组织的动力和源泉。三者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融合统一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论课程政策主体

课程政策的主体问题是解决课程政策的归属和制定问题，对课程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利于把握课程政策的决策过程以及课程政策决策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本从国家主体、社会主体以及个人主体对课程政策的主体进行了剖析。     

扩大政策制定主体 科学制定公共政策——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听证制度

在政策制定体系中,按照制定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精英主体、共同体主体和公众主体三种模式.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公众型政策主体模式较之其他两种模式,其制定主体的范围有所扩大,同时,扩大了的政策主体会以其更能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等优势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因此,采用听证制度这一公众型主体模式,对于转变我们的政策制定观念以及在实践中制定出更为科学的政策,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执政党政策制定中群众利益的认定

执政党正确制定政策的前提是正确的利益认定,后者关系执政党政策成败和政治前景,有着重大的政策、政治意义.为保证利益认定的正确性,必须让群众自己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又必须明确界定市民社会利益与执政党利益的异同.惟其如此,才能达成执政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执政党也才能够更好地代表群众利益.     

论我国政民关系调整中的执政党自觉

善治理念的推广让政民双方地位的平等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执政能力,从而推动政民关系的和谐发展。文章指出新型政民关系的调整需要执政党自觉来保障,重点剖析了我国执政党角色缺失的原因,探讨了执政党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并积极探寻对策思路,并对我国执政党自觉提出了一些设想。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执行失真分析——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视角

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视角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真现象及其危害,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失真的原因在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认知失误、政策认同不足、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低以及利益驱动等方面.这就需要政策执行主体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使政策执行进一步透明化.     

论政府融资平台的经济法主体定位

作为政府参与市场活动的重要载体,政府融资平台理应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而研究起点则应首先在于对其经济法主体定位的准确界定。经济法传统理论一般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及市场的三元框架作为经济法主体定位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政府融资平台在形式上属公司法人,在实质上又是政府职能的延伸,同时也缺乏社会中间层主体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其实,政府融资平台在经济法定位上应属类社会中间层主体,以市场主体形式承担政府职能是其显著特征。这一定位是我国体制转型阶段的特有产物,是现有体制下的最优化安排。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这一定位必然会在实践中遭遇难以克服的缺陷,也必然会被更为合理的主体定位理论所取代。     

公共政策的理论与现实——从公共政策的基础理论看公共政策冲突

近些年,我国政策科学研究取得许多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公共政策理论基础的薄弱,基础理论对解决公共政策中现实问题的支撑力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政策科学发展的"阿基里斯之腱",因此对公共政策基础理论进行反思,从政策主体、政策客体、问题、价值等政策理论的基础理论入手,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政策科学发展,已成为公共政策学未来发展的必由路径。     

执政党社会整合多维透视

社会整合是政党的一项基本功能,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均衡、协调和稳定、维系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凝聚社会共识是执政党实现有效社会整合的基本目标。执政党必须具有敏锐的时代眼光和相对超前的执政意识,能在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中深刻调整自己的执政目标和政策导向,主动适应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挑战,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     

谈效能政府建设中公民主体理论的基础

效能政府的建设包含建设的主体、手段、内容与价值、对象与目标等若干要素,其中建设主体是主要因素,其他因素必须通过主体来实现和完成。在一些效能政府建设过程中,建设主体仅限于政府内部,缺乏公民的参与,存在单向性和不平衡性。本文认为,社会公民在效能政府建设中应发挥积极的主体作用,这有其深层的理论基础。     

论执政党在文化运行中的主体性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而言的.一般地说,主体是人,客体是人之对象.主体性应是在主体实践、认识活动中最根本、最深刻的性质,是主体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本质属性.在国家政治生活视野中,政治主体即政治行为主体,也即政治权力的占有者和行使者以及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在我国政治、经济运行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而且在文...     

论公共政策合法化

在民主宪政国家,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有赖于合法化的过程。公共政策合法化可以分为两种路径,或者称之为两种形式,即形式的合法化与实质的合法化。形式合法化是程序性的,实质合法化是理念认同性的。合法化的意义重大,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政策传统深远的国家里更是如此。探讨政策合法性的路径及公民参与对于政策合法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与价值。     

试论执政党政策的合法化问题

执政党是靠政策实现统治或治理的,因此政策的合法化问题直接影响到执政党自身的合法性。而成功的统治、治理是被受众认可的统治、治理,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统治、治理。好政策作为成功的统治、治理的重要部分,当然有着更高、更严格的合法性要求。因此,执政党有必要通过各种方式寻求党内外的广泛支持,处理好政策的合法性与合法律性的关系。     

公共政策主体及其作用过程

公共政策主体主导着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乃至调整。政府、政党、利益团体、公民以及大众传媒作为当前最为主要的几个政策主体，都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同的政策主体亦会通过各种途径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参与方式就是这些不同方式的有机结合，这是现代公共决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