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华兹华斯的诗学观

以艾略特为代表的一些批评者对华兹华斯的个人主义倾向持贬斥的态度。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强调想象和感情，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均表现出对个人的关注，与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有着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华兹华斯以诗人的身份，从诗的宗旨等诸角度诠释了个人主义思想，展现了诗人在工业化革命时期对个人主体性的关注。理解华兹华斯的诗学主张和诗歌实践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对理解华兹华斯甚至整个浪漫主义诗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华兹华斯与郭沫若诗学思想比较

华兹华斯与郭沫若分别是英中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们的诗学思想有相似的地方,同时也存在着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情感的流露方式、情感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理性思维与灵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诗歌题材等方面。造成他们诗学思想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郭沫若与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

郭沫若和华兹华斯是中英两国最具代表性的浪漫主义诗人,但华兹华斯重视个人情感与人类共同情感息息相通,不追求奇特的想象和夸饰,不让放纵的感情扼杀真和美,认为浪漫主义诗学在过分强调个人情感方面可能引起歧义,而郭沫若则追求狂放的自我扩张,表现出一个个性极端膨胀的无所不在的主体。     

咏唱自然人生，追求自然人性——从露西组诗看华兹华斯的诗学理念

露西组诗描写了一个远离文明城市过着简朴的,默默无闻的生活的卑微的乡村女孩。在更深一层次上,它体现了华兹华斯一系列的诗学思想：诗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歌应描写人类本质的情感,想象力是诗人创作的灵感中心;诗人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     

论《夜莺颂》中“消极感受力”与“自我情感”的冲突

济慈和华兹华斯同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伟大的诗人,但是两位作者关于诗学创作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济慈强调诗人的完全自我否定,与客观事物融为一体,即济慈所称的"消极感受力"。而华兹华斯大力倡导诗歌作者"自然情感的外溢",强调诗人主体感情的表达。两种创作方式的冲突,实质是诗人感情内在冲突的外化。而本文就以济慈《夜莺颂》为例,探讨诗人在追求"消极感受力"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情感冲突。     

想象在自然中流淌——解读《丁登寺赋》中想象的运用

“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许多诗歌的描写中都贯穿着想象。而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华兹华斯也形成了他对于想象在诗歌中运用的一套独特的理论。主要以《丁登寺赋》为载体,阐释华兹华斯的想象理论,进而分析《丁登寺赋》中想象的运用。     

浅谈藏文诗歌翻译应遵循的原则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是语言艺术最高的表现形式。”它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那么提高诗歌翻译质量也就显得至关重要。     

情感与想象在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中的作用

华兹华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理念,其中"情感与想象"是这些创作理念的核心,因为诗歌本身就是静谧回忆中产生的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而想象力则是诗歌艺术创作的原动力."情感与想象"将决定着诗歌创作和欣赏的其它各个方面.     

中国传统诗学的重情倾向

中国传统诗学认为诗歌的主要任务是言情。在主体意识的思想、情感和意志等诸要素中突出情感的要素,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特征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取消了诗歌的抒情特征,实际上就是取消了诗歌本身。     

认知诗学视角下的诗歌情感体验化

阐述诗歌情感与传统诗学及认识诗学理论,着重从认知诗学角度,就诗歌的音层、形层、义层三个层面,举实例来探讨发散式诗歌与集合式诗歌的情感效果,以揭示诗歌形式与诗歌情感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赏析诗歌。     

近三十年来彝族古代诗学研究综述

近30年来,国内彝族古代诗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体现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发掘与整理,一批研究论文和著作的相继问世,以及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深度不断增强等方面。学者们集中探讨了彝族古代诗学的诗歌发生说、创作主体素养、诗歌文体、诗歌格律、诗歌功能、诗学范畴、诗学特色、诗学发展脉络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又独到的学术观点。但纵观彝族古代诗学研究现状,彝族古代诗学研究仍有进一步加强、深化、拓展的空间。     

元杂剧题材的因循与承袭

总体来说元杂剧题材因循多于独创,这与元杂剧的现实境遇及存在方式有关,跟传统诗文相比较,市民消费和剧场演出是元杂剧重要的基础和依托。元杂剧这样一种独特的文艺类型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市民艺术。     

戴望舒与道家文化

由于对道家文化的接近与体贴，戴望舒在他一生的处世、为人、诗歌创作、择取西学的路径等方面有鲜明的独异性特征。戴望舒与道家文化的关联很深，老庄哲学、诗学、美学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并内化为潜在心理机制，影响着诗人的人生选择与诗艺追求。他在爱情生活中选择逃避、他的悲天悯人的忧郁气质、他钟情于死亡书写、独特的诗歌写作的运思方式、诗歌经典意象的营造等等，都具有鲜明的道家文化特色。     

“凿壁偷光:”现代诗语生成之探幽

尽管现代脑科学、心理学取得长足发展,但现代诗语的生成却难以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轻易放弃现代诗语活动中最隐秘的层面。诗语的生成机制——或曰诗性思维,主要由四种心理图式组成,并由之形成诗语的内化与外化流程。诗语的诞生,一般是围绕"意象核心"展开的。当主体受到外部世界刺激产生创作欲时,那些模糊的、闪烁的感发与冲动,便开始了内部言语的散点"浮现",但毕竟"内在影像"仍属于半成品,还需经由语音、语义、语法诸多过程,实现"内在影像"向外部语词即意象结构的转换。在这一生成转化过程中,"语感冲动"成了内在言语的主要驱动,而"语义偏离"则最终完成诗语的外化定型。     

从“心理距离说”看陶渊明诗歌艺术的审美创造

陶渊明在诗歌艺术的审美创造上所提出的＂心远说＂,不仅是诗人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而且揭示了诗歌艺术审美创造中十分重要的＂心理距离＂问题。＂心远＂不仅让诗人成为精神上自由的审美主体,而且使他能够用诗意的眼光看待躬耕田园的生活,从而使得田园生活成为审美的对象,而诗人和农人一体的特殊身份以及诗歌意象选择上的个性化,则较好解决了＂距离的内在矛盾＂和＂距离的易变性＂两个问题。     

近三十年王昌龄诗歌研究综述（1977—2007）

近三十年（1977—2007）,学界对王昌龄诗歌的研究,可谓成绩斐然。不仅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繁富,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了明显的深进和拓展。就其诗歌的体裁而言,研究者视点主要集中在七言绝句和五言古诗上;就其内容而言,则多着力于边塞诗、送别诗、官怨诗等三大题材上。梳理近三十年王昌龄诗歌的研究概况,不仅可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其诗作提供借鉴,而且可为今后更深入研究诗人及其诗论打下坚实基础。     

现代历史小说的叙事演进

现代历史小说处于文体的草创与转型期,它以诗意为旨归的叙事突围使之突破旧历史演义的格局,呈现了新的现代性文体特质。叙事突围融铸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历史审美品格,也构成了自身叙事演进的线索: 1920年代鲁迅的文化反思型、郁达夫的主体感受型历史小说在1930年代继续演进为主题丰富、意象纷呈的社会阶级型、文化批判型、主观诗化型历史小说。1940年代,急切的现实关怀使现代历史小说格外关注历史的现实讽喻作用。叙事突围更进一步落实在具体叙事手法上,以时间的现时化,视角的个人化,文本的镜像化三种叙事手法营构出奇幻相生的历史诗学意境。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同源异象——颜延之、谢灵运诗风异同论

颜延之、谢灵运是元嘉时期的两位大家,人们认为他们的诗歌同源,但在源于曹植还是陆机上却有不同的意见。从共性上看,二人诗歌都有典丽、繁密、雕琢、"巧似"、重视艺术形式等特征,这使他们的诗风与陆机有近似之处。但是在诗歌的主题、写景、内在气质等方面,颜、谢存在很大差异。谢灵运在延续陆机诗歌某些特征的同时,其整体风貌与曹植诗歌更为接近,而颜延之则更多地继承了陆机诗风。颜、谢诗风的异同反映了元嘉诗歌的共性与多样性,其与曹植、陆机诗风的联系也反映了魏晋、刘宋诗歌发展轨迹的主要特征。     

从《抒情歌谣集》看华兹华斯的返乡之旅

工业科技文明社会中人们心灵异化的现实,诗人主体的心灵漂泊和精神客居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规约着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的理念和实践,他的《抒情歌谣集》体现出一种精神客居者对人类精神家园、诗意栖居理想的追寻,并大致呈现出三种回归的路径,那便是回归自然、回归童心、回归人性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