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对喀尔喀政策的演变与库伦办事大臣的设置

对于喀尔喀的统治,自降附之始,清朝一直采取以喀治喀、以喀制喀的政策。清廷一直在努力加强对喀尔喀的统治。然而这一政策在乾隆年间因清廷怀疑喀尔喀与准噶尔有勾结而改变。阿睦尔萨纳叛乱、青衮杂布撤驿之变,既给清廷很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了清廷镇压和拢络喀尔喀蒙古的机会,此事件所成局势让清廷乘机设置了库伦办事大臣,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统治。     

《喀尔喀法典》中文译本勘校及注释研究

由余大钧先生从蒙古语经由俄语、日语译出的《喀尔喀法典》是我国汉语学者目前使用的唯一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本文将余大钧先生翻译的版本与蒙古国2009年出版的《喀尔喀法典(文献研究)》1中的三个西里尔蒙古文版本做了比对,发现了一些中译本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由比对可知,目前《喀尔喀法典》的中文译本尚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在引用时应当对照原文,审慎使用。     

1640年以后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

１６３４年林丹汗去世后,以外喀尔喀左翼车臣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同后金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１６４０年以后,喀尔喀部同卫拉特部在《蒙古──卫拉特法典》精神鼓舞下,联合一致地对抗清朝,使喀尔喀与清朝的关系趋于恶化。喀尔喀车臣汗策动苏尼特腾机思叛清,额尔克楚虎尔等虏掠巴林人畜,左翼二汗联兵抗击清军,右翼俄木布额尔德尼等抢掠归化城土默特部落。清廷针对喀尔喀部的新动向,派兵镇压了苏尼特叛乱,击败了喀尔喀联军,并采取恩威并施,拉拢分化的措施,最终迫使喀尔喀服罪认输,使其恢复九白年贡,并且初次定立喀尔喀八扎萨克,为其在喀尔喀推行盟旗制度,彻底收服喀尔喀奠定了基础。本文利用满蒙文原始档案材料,结合其它有关史料,对１６４０年以后十多年期间的清朝与喀尔喀的关系作了论述。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与外蒙古独立

辛亥革命前，俄国利用清政府统治面临的危机，加紧策动外蒙古独立。武昌起义爆发，沙俄认为这是它“吞并中国领土而能达到其宿愿的大好时机”，增派军队侵驻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在沙俄的支持下，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额真汗)。第二年11月3日，俄国与外蒙古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规定俄国“扶助蒙古的自治”。11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反对。     

《大清会典》、《蒙古游牧记》喀尔喀地名误读考辨

清朝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绘制出多幅各级行政建置的地图。清代盟旗游牧地图,乃其中之一。在清代盟旗游牧地图的基础上清朝会典馆组织人员编写《大清会典》,其《疆理卷》载有较为详细的蒙古各盟旗游牧地。张穆《蒙古游牧记》吸收其成果,第一次尝试以内地郡县为例,撰写外藩蒙古行政建置——盟旗的历史地理。该著作为蒙古历史地理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边疆史地研究留下了光辉篇章。但由于《会典》的作者群和《蒙古游牧记》作者生活年代、历史背景、语言功底等诸因素所限,该两部文献所记载的地名解读、游牧地方位界定、方向辨认以及历史考证方面犯有不少讹误。本文试图以《蒙古游牧图》（以下简称为《图》）等各种古地图、历史地图、现代地图为据,对喀尔喀4盟86旗的数千条地名进行研究考察,对其讹误地名进行归类和纠正。     

外喀尔喀车臣汗硕垒的两封信及其流传

１６３４年外喀尔喀车臣汗致后金天聪皇帝皇太极及蒙古林丹汗遗众的两封信，反映了当时蒙古内部的关系和外喀尔咯车臣汗等人对后金政权的政治态度。由于种种原因，此信在翻译和流传过程中出现了颇多的误差，直接影响了其史料价值。文章利用此二信的蒙文原件同满译文、汉译文等多种译文相对照，注释了词语和语法现象，指出了译文同原件之间的异同，并相应作了新译。最后对这两封信的流传情况作了归纳。     

1688—1725年间在青藏地区的喀尔喀人

1688年噶尔丹领兵挺进喀尔喀,喀尔喀人一部分南下投诚清朝,另一部分则奔向青藏地区。18世纪20年代喀尔喀人在清军入藏和管理青海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喀卓青少年母语习得的新问题

云南蒙古族喀卓人是一个全民双语的群体.在双语使用迅速发展的同时,喀卓青少年的语言习得也出现了两个新问题:一是第一语言习得与母语习得出现了"错序";二是母语习得中出现了"空档".产生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喀卓人对汉语的需求发生了巨大变化.应当科学地认识这一新现象,并提出合理的对策.     

《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前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政府为了刺探我国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情报,曾派遣了大批所谓“考察队”来我国“考察”。在不到五十年间,就有三十余支“考察队”蜂涌而来。他们搜集了我国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情报。其中在世界上较为有名的有: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普尔热瓦尔斯基、彼甫佐夫、波塔宁、奥勃鲁切夫、波兹德涅耶夫、科兹洛夫、罗鲍罗夫斯基、克列缅茨等人。他们每人都曾多次来过中国,并写了大量考察报告和专著。我国几乎全无译本。而这批材料对我国今天研究中俄关系,研究我国当时这些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等各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我国出版界正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翻译。我院外语系俄语教研室的部分教师也承担了这项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在不同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译文和研究论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译出了波兹德涅耶夫的《蒙古及蒙古人》第二卷,现正在定稿,该书已纳入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的出版计划。1892年,沙俄政府外交部为了了解蒙古人口稠密区的状况,特选定蒙古学博士波兹德涅耶夫前来蒙古“考察”。时间为两年,行程为二万二千俄里。所经路线是:由恰克图入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张家口→北京→呼和浩特→热河→多伦→克什克腾旗→巴林旗→乌珠穆沁旗等地。所到之处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当时各方面情况的资料。写出了《蒙古及蒙古人》第一卷(写蒙古北部喀尔喀的情况)、第二卷(写蒙古东部和南部情况),成为世界上研究蒙古学的名著之一。目前,美国和日本都有译本。而我国只有解放前从日文版译出的第一卷的旧译本,第二卷还无人译过。现将第二卷的前言部份介绍于此。该章主要写同文馆和北京东正教堂的一些情况。同文馆是我国第一所外国语学院,这对我们学习和研究外国语的同志们来说,也是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二的。     

喀喇汗王朝的突厥语居民及其语言

喀喇汗王朝是我国维吾尔族先民在新疆南部和中亚一带建立的政权。其境内操突厥语言的居民主要有:九姓乌古斯(回鹘)、葛逻禄、样磨、突骑施等。喀喇汗王朝时期的文学语言——哈喀尼亚语是在九姓乌古斯(回鹘)、葛逻禄、样磨、突骑施等部落中逐渐形成的。哈喀尼亚语与现代维吾尔语具有渊源关系。     

平准战争与康熙的后勤供应

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六年(1690—1697年)清朝与厄鲁特蒙古的准噶尔部进行了长达七年的战争,此即俗称的康熙平准战争。战争是由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的矛盾引起的。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均为蒙古之分支。在顺治初年,他们的关系是“间通使,间为寇”。至顺治中期,厄鲁特蒙古趁清军方定中原未遑远略之机,“吞噬西北,日渐强大”。(《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至康熙中期噶尔丹袭杀索诺木阿拉布坦自立为汗后,东侵西略,他娶青海和硕特部车臣汗之女并借机     

清右卫建威将军探微

清右卫建威将军是绥远城将军的前身,设置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是为防备噶尔丹的南下与加强对内附喀尔喀与漠南蒙古地区的有效控制,巩固北部边疆而设。乾隆二年(1737)建威将军移驻归化城附近的绥远城,存在时间虽然不过40多年,但它的设置对漠南蒙古西部地区的建置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为绥远城将军的移设提供了直接经验,甚至后来学者所谓的军府制度也肇端于此。     

宝日吉根《蒙古王公表传纂修考》反响颇大

宝日吉根《蒙古王公表传纂修考》反响颇大本文为１９９０年德国威斯巴登奥托·哈尔索维茨出版社出版的《喀尔喀四部》一书所引用。本书作者是德国波恩大学中亚所法伊特博士。该文提出《蒙古王公表传》首先成书于汉文，后译成满、蒙文，与以往《王公表传》成书于蒙文或汉、...     

关于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研究的新视野——《清代蒙古盟旗制度研究》序

此项研究是利用涉及盟旗制度的当时有关档案史料,重新审视过去对清代蒙古社会构造的理解。清朝统治在内蒙古地区长达300年,而在喀尔喀地区近200年。过去对蒙古社会构造的理解,主要来自于清代的法律史料,如《大清会典》、     

清代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战争述评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对准噶尔部进行了前后长达六十七年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时间之长,涉及地域之广,在有清一代国内战争史上是仅有的。本文拟对这场战争作一大致勾勒,并就有关问题作一些探索。清初,居住我国北部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于清入关前,即已归服于清朝。漠北喀尔喀蒙古下分札萨克图、土谢图、车臣三部,清初亦相继臣服清朝。漠西厄鲁特蒙古部,明初时称瓦刺,明末清初     

到蒙古钓大鱼

“到蒙古去钓鱼？”当我的同事邀请我与他们于初夏去蒙古钓鱼时,我惊讶地失声大叫。在我的脑海里蒙古是一望无际的戈壁和草原,牛羊成群,怎么会有鱼可钓？但有机会去蒙古看看,当然不能错过,那儿有过辉煌的历史,如今却是一处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听说我要去蒙古,老妻也为之雀跃,遂开始准备行李,前往乌兰巴托。     

从神话到神秘——《羽蛇》中的喀巴拉探微

在《羽蛇》中,D．H．劳伦斯大量使用了来自于阿兹台克文明的神话质料,将古代阿兹台克人所信奉的羽蛇神“魁扎尔科亚特尔”塑造为如“虹”一般象征了天地的融洽调顺,充满了印第安文化的异域色彩。然而,来自于犹太文明的喀巴拉神秘主义却主导了小说的隐性叙事进程,显文本中的神话修辞与潜文本中的神秘主义相互交织,共同编织了一个有着超凡魔力的隐喻。     

关于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若干问题

蒙古文＂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在1958年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旗被发现,但对＂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研究尚不多见,并一般被认为是17世纪的抄本。其实,从内容特点上看,＂圣成吉思汗祭祀经＂应成书于1521年之前,它使人得知古代成吉思汗祭祀的实施状况。＂圣成吉思汗祭祀经＂的存在也证明,在左翼蒙古察哈尔曾经举行成吉思汗祭祀。另外,从＂大恩赐＂的范围涉及喀尔喀、鄂尔多斯以及其他蒙古部落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曾经是蒙古统一的祭祀仪式。     

《卫拉特法典》体系的产生及其特点

《卫拉特法典》体系的产生及其特点奇格这里所说的“‘卫拉特法典’体系”是指１６４０年９月在新疆塔城的乌兰伯勒奇尔地方由喀尔喀和卫拉特各部蒙古封建主会盟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和１６７６年、１６７８年噶尔丹洪台吉颁布的两道旨令《噶尔丹洪台吉旨令》以及游牧...     

长调与蒙古民族民族性格的关系

蒙古长调在蒙古语种,被称“乌日汀哆”。“乌日汀”为“长久”“永恒”之意,“哆”为“歌”之意。在有的书和相关论文中,直接称之为“长歌”“长调歌”或者“草原牧歌”等。蒙古长调具有音调高亢,音域宽广,字少腔长,节奏自由灵活,歌词简洁朴实,旋律优美流畅富有华丽的装饰性等特点,它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游牧文化和独特的演唱形式的地域文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