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汉代文论

经学作为汉代最权威的学术,对汉代文论的发展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其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家构成了汉代文论家的主要阵容,他们的文论思想也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主体;文论家的思想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经学影响;经学家的经学阐释推动了汉代文论的发展。其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宗经意识的加强限制了汉代文论家的思想观点;＂依经立义＂的思维模式束缚了汉代文论的发展;经学的强势影响导致了文论研究范围的狭窄。研究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系,是研究经学与后世文论关系的一把钥匙。     

经学元典与古代文论体系

古代文论具有体系性已成为当下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在经学元典中已露端倪.因为以"十三经"为代表的经学元典包蕴着丰富的文论思想,主要涉及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功用价值论、作品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古代文论体系的主体理论.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观点作为古代文论的元初思想虽然在论述的具体性、细致性等方面还不够充分,但由于大多数观点是从哲学观念或对社会人生重大问题看法的角度提出,所涉及的问题具有较深的层次,体现着文学活动的基本规律,因而对后世的文论建构具有支配性作用.经学元典中所提出的"言志"说、"吟咏情性"说、"感物生情"说、"教化"说、"美刺"说、"治世"说、"惩恶劝善"说、"文质彬彬"说、"通变"说等构成了古代文学本体论、创作论、功用价值论、作品论及文学发展论的核心观点.此外,经学元典所涉及的文学批评原则、方法及标准等对其后的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影响.后世文论家通过对经学元典中文论思想的深化阐发和开拓发展,建构了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因此,经学元典中的文论思想实际上构成了古代文论体系的思想源头.     

经学与古代文论命题

"命题"作为古代文论家表述思想观点的基本方式和构成古代文论思想理论的基本因素,对于古代文论体系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命题凝聚着古代文论的思想精髓,但在近百年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却很难找到命题研究的相关成果。因而,命题作为新世纪古代文论研究亟需展开的课题,是摆在当代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文论命题研究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而经学与文论命题之关系的研究尤为重要。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经学是古代文论命题的生成渊源,最早的文论命题就诞生于经学元典,之后经学家的释经著述提出了大量的文论命题,促进了文论命题的发展壮大。其二,经学影响了文论命题以"论述性"为主的学术特征。文论命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描述性命题,二是论述性命题,并以论述性命题为主流。论述性命题"以论为本"学术特征的形成,主要受经学的影响。因为经学作为一门理论研究性学术,主要运用论证性的理论化语言表述思想观点,出自经学以及受经学影响的文论命题都具有论述性的学术特点。其三,文论命题的价值意义受经学影响。一方面很多经典文论命题因其内涵受经学影响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很多受经学影响的命题因其在古代文论的体系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经学与古代文论范畴

范畴对于古代文论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量地创设和运用范畴是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之一.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范畴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十三经的大多数典籍都有文论范畴,并且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范畴在古代文论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属于核心范畴或元范畴,具有极强的繁衍再生力.因而,经学构成了文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渊源.其二,经学对文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文论范畴内涵的影响而实现的.经学家通过对文论范畴内涵的阐释和规定,以实现对文论的渗透和制约,这是经学通过制约和利用文论进而来制约和利用文学的一个有效途经.其三,经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总是从自身学术特点的角度即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出发来阐释文论范畴,从而使文论范畴具有了政治伦理化的品格.进一步说,经学的理性精神及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赋予了文论范畴以突出的理性化品格,这一品格促进了古代文论学科的科学性、学理的逻辑性和理论的深刻性.经学对古代文论范畴及整个古代文论学科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必须与经学这一因素相联系.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学术特征之影响

按照学理,古代文论作为一门以抽象思辨、理论论证为特征的理论性学科,应该以严密的逻辑来论证其理论,应该运用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分析论证的表述方式来表达其思想观点,并用论证性文体来建构其理论,这样才能体现出以"论"为本色的学术特征。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文论的主流学术特征是:运用形象化文学语言和审美化描述方式来表述其理论观点,使用诗、赋、骈文等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这种主流学术特征使古代文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论"的学术特征,并严重地影响了古代文论走向当代。事实上,古代文论并不缺乏"论"的学术特征,只是目前尚不为学术界所关注。而形成这种学术特征的深层原因,是经学。经学对古代文论的"论"的学术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经学中的文论著述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化语言特色。二是逻辑论证的表述方式,经学关于文论的表述,以逻辑论证为显著特点。三是理论性文体的运用,一方面经学元典中"要言"、"语录"式文论文献从文体形式上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经学家阐释文论问题所运用的"论"、"序"、"书"及"诗话"等文体,都体现出了突出的理论性特点。     

论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

经学与汉代文论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论话语构建的运思方式与表达方式，二是文学创作动机上的致用观念、文学创作模式上的模拟观念、文学诠释上的人格观念。其结果是虽然经学整合的力量更为强大，汉代文学批评的基本立场是经学的而非文学的，但在此经学阐释框架里对文学特质的容纳却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研究的进展。     

道家思想与古代文论关系的再认识

在中国文化史上,老庄的思想及其一系列基本理论范畴,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在成为中国文化元典的同时,也为古代文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料。本文力求探讨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之紧密关系,追寻其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渗透与影响。     

论简朝亮《孝经集注述疏》

《孝经集注述疏》是近代岭南著名经学家、教育家简朝亮晚年的一部重要的经学著作,其经义该恰、折衷汉宋古今文精华,疏解由浅入深,且在学术思想、疏解经文等方面都有其显著的特色。全书贯穿着简氏从辨伪存真、正本清源到品评旧说、推陈出新再到褒扬元典、务明经术的思想脉络,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曹丕文学思想的原创性

曹丕的文学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因而在古代文论吏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原创性表现在自觉文学理论的创立、文学价值论、文气论、文体论、风格论等方面。曹丕的原创性文学思想促进了古代文论的发展,对后世文论家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文学领域称雄,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经书的态度;二、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三、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四、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荀子与儒家文论精神的再认识

儒家的文学理论是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精彩部分,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在以往的儒家文论研究过程中,一般以孔孟为主体,这当然有相当的道理。但是作为中国古代完整的文学理论的思想体系,却是建立在苟学的基础之上的,作为原始儒家的孔孟文论与作为大一统封建社会的荀子学派的儒家文论精神并非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因此,对于儒家文论的真正版本与完整的理论体系,应当加以重新研究与重新认识。     

“述而不作”的历史内涵及其编辑学意义

“述而不作”意为孔子编述六经而不另行创作。这一表述与孔子自身治学活动是基本符合的,它实际上是孔子对古代两种著述方式的态度倾向及选择。“述而不作”在长期的历史阐释中上升为一种经学理念和态度,被认为是孔子编辑六经的方式和指导原则,在编辑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现代编辑出版者应以创新精神对孔子“述而不作”思想进行批判继承,以“信”为本,推陈出新,促进具有创新意义的文化创造与传播。     

晚清名臣陶澍主政安徽之一、二事略及其经世致用思想

作为封建主义官僚的陶澍,继承了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思想遗风,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既大倡实学又有勇于办实事的精神。针对日益严重的社会流弊,陶澍采取了有效的改革措施,切实解决了国计民生中许多重要的实际问题,成为晚清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经学主变派的杰出代表。陶澍主政安徽期间的种种政绩即是有力的证明。     

经、经学与中国传统教育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经学从其产生之时起即与教育密切相关。"经"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由"泛称"向"专称"转化的过程,"经"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多为"史"。就"经"在古代社会的地位而言,是"载道之经";就其具体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而言,则是"教科书"。经学是一套特殊的学术文化体系,其意识形态的功能与教育功能统一而不可分。两汉的儒者通过经学对六经加以适当地诠释,使六经的知识系统很好地适应了汉代封建统治帝国的需要,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以"经"为教育模式的基本实现路径。     

当代文论中的古代“教化”范畴

“教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作为一个与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和社会政治原则密切相关的范畴,‘墩化”范畴的批评原则和特征不仅为古代文论家推崇,而且“教化”范畴在当代语境中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教化”范畴所呈现出的思维模式,已经渗透于我们民族的大脑、灵魂和发肢,我们在许多当代文论中都能看到它的踪迹和影子,“教化”范畴在当代文论建构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立则”和“开道”:宋初行卷古文的两种倾向

宋初的行卷古文存在“立则”和“开道”两种倾向。前者以王禹偁等人为代表,他们的古文多以“六经”为准的,试图为君臣定制定行为准则,展现出欲为帝王师的姿态。后者以柳开、张扶等为代表,试图希望以古文言说天地之道及仁义礼智信等“儒行”,继而使自己的古文获得与“六经”同等的地位甚至超越“六经”,达到成为“圣人”的目的。张扶等士子抱有“言天地之理不当使人易度易揣测”的想法,力图以古涩之语生成深奥的意义。把握这两种倾向,对于今人窥视当时的文坛以及理解“传道明心”等古文理论有着一定的意义。     

在比较的视域中看刘熙载的制艺理论与实践

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也是八股文的写作高手。刘熙载所著《艺概》一书由六部分组成,其中《经义概》专门研究制艺即八股文的写作艺术,理论概括性很强。刘熙载《制义书存》是其早年八股文写作实践的记录,我们可以据以深入地了解刘熙载八股文的写作水准。虽然科举制度是一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官吏选拔制度,但是其中的合理因素有益于我们今日所推行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八股文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文类,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所有体裁,因而八股文对于我们今日研究写作艺术仍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英国历史上的类似事物为制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法经"思想是《文心雕龙》的弊窦

煌煌巨著《文心雕龙》一千多年来在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与唐代刘知几《史通》是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两颗璀灿的明珠。儒家思想是《文心雕龙》一书的主导。所谓“法经”思想就是主张效法儒家经典的思想。儒家思想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史学思想方面，正是儒家思想贻害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在文学思想方面，儒家思想同样束缚了中国文学的正常发展。正是“法经”思想框限与制约了《文心雕龙》的思想层次，致使学术价值有限，文学意义不能估评过高，文学创作一定要走出范式化，程式化的误区。要打破儒家经典藩篱，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文学创作的阳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