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期间黎元洪支持袁世凯原因探析

“二次革命”期间,与武昌革命党人矛盾的公开化是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的契机,“军民分治”的出台是黎氏转变的先导,与激进的革命党对“宋案”的不同态度是黎氏反对“二次革命”的直接原因,而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厌乱思安的社会大气候。袁氏笼络黎氏的目的在于分化革命力量,黎氏倾向袁氏则希图藉此维持“共和国”的稳定和秩序     

民初浙江省议会与二次革命

浙江省议会成立于1913年2月,国民党议员约占四分之三,但其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大多数人与革命党并很深的渊源。在二次革命前,浙议会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和进行专制独裁活动的各项斗争,是全国反袁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二次革命发生后,都督朱瑞以保境安民、局外中立为既定方针。浙议会大多数议员在关键时刻不敢挺身而出,没能通过一个以省议会的名义宣布浙江反袁独立的议案,仅仅“制造“了一个有16位议员具名的要求朱瑞宣布独立的“公函”。国民党在占有绝对优势的浙议会内没能取得强有力的支持,议会内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保求安心理,正预示着二次革命的结局。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选择继续留在国会的国民党议员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不过,国民党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也使得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制衡作用不断消解。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止其政治生命,民初议会政治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从"二次革命论"看陈独秀的资本主义观

本文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入手,探讨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这是陈独秀资本主义观历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从一个侧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尽管并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颇,但是他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能够对我们理解和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政策,带来些许启示。     

蔡锷与二次革命

蔡锷对二次革命的态度,从蔡锷所发的电文看,他始终是坚持“保土安民、巩固统一”的。从当时国内对发动二次革命的反响,蔡锷对革命影响形势的态度,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边境的威胁以及蔡锷同袁世凯的关系诸方面,亦可见出蔡锷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抵御列强欺凌的动机。     

辛亥革命前后王锡彤的角色变换

王锡彤起初不过是个地方士绅,只因归隐彰德的袁世凯请他帮助经营实业,才有了晋升机会。武昌起义后,王锡彤进而成为袁世凯的贴身谋士,尽管因劝阻袁世凯镇压革命曾惹怒过后者,但在如何处理与革命党的关系方面,袁世凯仍很重视王锡彤的政治见解。然而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却过河拆桥,执意复辟帝制,于是王锡彤不得不远离政治,终身埋首于工商实业。     

试论中国第一、二次革命的关系

第一次革命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次革命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论是第一次革命，还是第二次革命，都是推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方式，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社会前进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杠杆。     

民初新闻舆论与"善后大借款"事件

民国初年,财政危机日迫,袁世凯政府为维持政局的稳定,开始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的交涉.在此期间,新闻媒体发起了先是反对借款附加的苛刻条件,后是反对违法借款的两次舆论高潮.由于两次反对借款的舆论高潮发生时的政治形势变化,袁世凯政府采取了由容忍妥协到强硬钳制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反借款舆论虽然在袁世凯政府的强力控制下终被平息下去,但却为袁世凯将来的众叛亲离及其统治的终结埋下了隐患.     

“二次革命”后孙黄分歧及评价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辛亥革命的领袖,围绕着诸多问题发生分歧。借助历史参与者的回忆和文献资料来客观地对这些分歧予以评价,对于全面地理解历史人物及反思历史有着重要的价值。     

黎元洪聚财有道

说到北洋军阀，人们想起的是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强悍的军人执政者，而同样起步于北洋军校的黎元洪，反倒成了被遗忘的局外人。     

《民立报》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初探

辛亥革命时期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大造舆论拥护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民立报》馆还成为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它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舆论、组织准备,功勋卓著。     

论李大钊的俄国二月革命观

李大钊高度关注俄国二月革命,先后撰写10余篇文章对这次革命爆发的原因、过程、影响等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并基于此对20世纪世界民主革命的形势进行了预测和判断。在不断深入认识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向。     

中国革命的引路人李大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李大钊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黑暗时代,大变革的时代。血气方刚的李大钊借着北斗星光,勇敢地引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大道,他是中国革命的引路人。辛亥革命后,引领反袁反督斗争,继续反帝反封建。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中国,李大钊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先进的,指引走继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引领学习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高瞻远瞩,引领中国人民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路,勇往直前,站在革命的最前列,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的功勋。为了新中国,引领建立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实际创始人之一,为党的建立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更是信心百倍地引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他指出了革命的对象与斗争方向,不屈不挠、疾志不渝地宣传与组织人民大众为建立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论李大钊的十月革命观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从迟疑、有所保留,到大力宣传,代表着李大钊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向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再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复杂历程。仔细考察他对十月革命认识的转变,将有助于理解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途径。     

十月革命与李大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

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为中国指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时,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人民革命的政治实践、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等联系起来,揭示了十月革命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通过对十月革命的宣传,李大钊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信念,并以实际行动来追求科学社会主义的美...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法国大革命时期全民公决的特点

大革命时期全民公决的理论依据带有难以克服的模糊性，它只能作为代议制的补充，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一项非经常性的制度。然而，大革命时期就宪法所举行的三次全民公决叉为这一制度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全民公决观念从此在法国落地生根。全民公决虽不存在民意操纵问题，但却有政治派别斗争的成分掺杂其中。这一特点预设了全民公决制度化发展过程中的全部困境。     

国民革命时期“反革命罪”研究

发生于1924年到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革命主体从精英转向了平民,人民群众被广泛发动起来,出现人人竞谈"革命"、动辄"反革命"的奇观。武汉国民政府借此出台了《反革命罪条例》,将"反革命"的打击上升到法律层面。但打击范围的无限扩大,不仅买办阶层,甚至参加商会组织的商人上层群体也被列入革命对象,此举引发20年代末期的商会存废之争。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在中国执政地位的确立,这场争斗才渐告结束。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这一大破大立的革命语境下,动荡的社会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结构,"反革命罪"即是在原有法律破坏的情形下出台并实施的。随着政局的稳定,国家由破坏转为建设,这一模糊化的"反革命"罪名才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