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魏之际的河东郡

关于河东郡在汉魏之际的地位,曹操曾有“当今天下之要地”、“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这样的认识;可是这种认识却在史籍中很少能体味出来。文章通过考察王邑、卫固事件认为这是一件曹操攘夺军阀引发的抗拒事件,河东事件的顺利处理在当时起到了控制局面的关键作用。在后来的潼关之战中河东在经济和战略地利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后河东的重要地位依然如故,征张鲁后更处于西通长安的交通枢纽上。可以说河东郡在汉魏之际的重要地位体现在战略要地、充实之所、交通枢纽三方面。     

河东郡的建置与山西南部文学的兴盛

河东郡自汉高祖三年（前204）始置,迄唐太宗贞观元年（627）终被废,前后长达831年。在这八百余年中,河东郡时置时废,归属不一,时而归属冀州,时而归属司州,时而归属泰州,情形极为复杂。然而在河东郡的建置期间,河东儒学复兴,产生过影响一时的哲学家,也出现过著名的儒学著作。裴氏、薛氏、柳氏家族文学的创作,促使了山西南部文学的兴盛。     

荀彧之死与汉魏之际的政局

荀彧被“隐诛”事件是汉魏之际政局变化的重要关节.荀彧之死是以荀彧为代表的颍川士人集团与曹操集团的利益特别是文化观念冲突的结果,同时也是曹操为抑制曹植势力,巩固曹丕的地位进而建立新的政权的重要举措.曹操“隐诛”荀彧是除掉政权内部的拥汉派同时又让曹丕取得颍川士人集团支持的最佳方式.荀彧之死促使了曹丕集团和颍川士人集团的相互妥协,实际上是颍川士人集团政治转向的风向标.     

论汉魏六朝诗的质文之变

本文具体论述了汉魏六朝诗质文代变的过程。就地域而言，南朝诗偏于文，北朝诗偏于质；就时序而言，汉诗偏于质，晋宋以下诗偏于文。但无论质与文，真正走到极端的情况并不多，多数作品还是能质文结合，只不过是或质胜于文、或文胜于质并在“胜”的程度上有所差别而已，由此形成了汉魏六朝诗并不单调的色彩。论文还阐述了当时人对于文质兼具的理论认识，论述了与质文有关的自然与雕琢的关系问题。     

论汉魏之际的坞堡组织及其政治形态

汉魏之际，天下乱离，原先的乡官系统早已荡然无存，中国各地出现大量坞堡。坞堡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基本上以家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一种庄园组织，既带有军事色彩，又表现出相当强的政治性。后在十六国至北朝前期坞堡再度大盛，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推行三长制和均田制，众多堡户成为均田农民，坞堡势力由是衰落     

论郭新民的土地诗

作为当代诗坛上颇具实力的诗人,郭新民的土地诗是对乡土诗的超越,其诗歌中的土地是人的存在和栖居之所,是思想和精神之源,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忧思,值得我们去认真品评。     

经学与玄学之间——论汉魏之际的儒道合流

汉魏之际,学风大变,从章句训诂的经学一变而为谈玄析理的玄学。这思想变迁之间存在着一条内在理路,也就是汉末经学自身理论困乏,由此带来儒学对理论性资源的渴求,进而促成了对道家思想的引进。这肇始于对烦琐经学的不满,经由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及对经学诠释的改造,儒道思想的合流之势逐渐扩展,最终造就了魏晋玄学的新思潮。     

汉魏之际东三郡地缘战略地位的变迁

东三郡在东汉末年本是一片由地方豪强实际控制的深山密林,但由于其跨有荆、益的特殊位置,官渡之战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赤壁之战后,曹操用析置三郡并提升行政级别的方法实行羁縻统治.但在丢失汉中之后旋即被刘备夺走.由于刘备的人事安排弄巧成拙,造成孟达反叛、三郡和荆州一起丢失的恶劣后果.曹魏吸取教训,对三郡苦心经营,编户齐民,逐渐实现了有效管辖,利用这一地区来阻隔吴、蜀的军事呼应.当孟达欲再次反叛时,司马懿得以快速反映,长途奔袭,置孟达于死地.为进一步加强对东三郡的控制,司马懿不惜花费大量精力迁移人口,彻底肃清格局势力.各派势力对该地区的反复争夺,皆着眼于其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战略地位.司马懿迅速平叛也不仅仅因为行军迅速,而是得益于曹魏集团精心擘画、长期经营的结果.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     

用爱创造孩子的未来

陶行知说:小孩子的体力与心理都需要适当的营养。有了适当的营养,才能发生高度的创造力,因而教育应当充满爱。"爱满天下"是教师毕生追求的教育真谛,也是教育及革命思想的灵魂。结合实例分析了用爱激发幼儿向上的具体方法。     

北魏后期南来吴裴与河东裴氏之比较

永嘉之乱后,河东裴氏一支南迁寿阳,北魏后期回归北土,被称为“南来吴裴”。南来吴裴与河东裴氏虽都已失去在魏晋时代的高门地位,但他们在婚宦、文化上仍有差别。总的来看,南来吴裴为回归河东故土而主要留在南境诸州发挥作用,成为独立的一支。仕宦特点显示：河东裴氏多仕于中央,司以文职;南来吴裴多仕于地方,以军功进阶。同时,他们在文化类型上也体现了不同倾向。作为新兴家族的南来吴裴处处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魏两晋南北朝胡汉饮食文化交流述论

汉魏两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表现在饮食方面,胡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便十分频繁。其原因当与张骞凿空西域、夷夏观的演变以及胡汉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等不无关系。胡汉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体现出双向性、层次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蔡邕的赋学思想研究——兼及汉魏文学观念的转变

处于东汉晚叶的文学家蔡邕受到社会形势特别是辞赋创作实际的影响,通过创作和理论引导把辞赋从经学控制中抽离出来,使之不再担任"匡国理政"的重任,而更多的走向个体人生,走向世俗情感,走向"聊以游意",回归文学的审美本质。蔡邕对辞赋的创作肯定态度、对辞赋审美愉悦功能的肯定、从艺术层面的分类以及内容上情怀的抒写构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赋学理论体系,对东汉晚叶以及建安时期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     

太原、琅玡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简

太原王氏与琅砑王氏均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族,在北魏中叶,两个家族先后都有支系流寓于北方,但相同的境遇,却没有相同的归宿,太原王氏北归支在南方主支覆灭的情况下,最终跻身子山东士族顶级门户,而琅砑王氏北归支则在短暂辉煌后,迅速归于寂寥,对于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前贤多有讨论,但在历史的迷雾下,仍有关键的节点值得探索。     

西汉乐府考论

汉乐府到汉武帝时职能扩大,除掌宗庙祭礼外,还增加了采诗以观民风、制定历法等内容。乐府采诗其途径多样,其中,与经学博士“循行天下”,鉴观风俗相关。采入乐府的民歌经统治的改造,继承着《诗经》的政教传统。     

明代隆庆以前宁夏地区蒙汉贸易探析

蒙汉民族在宁夏地区的贸易活动始于永乐年间,这其中既有边外蒙古在宁夏进行的马市贸易和蒙古使臣在朝贡途中进行的贡市贸易,也有灵州“土达”与明朝进行的朝贡贸易。明中前期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是非定期贸易,贸易活动相当零星,而且完全由官府控制,民间贸易被严格禁止,因此,宁夏地区的蒙汉贸易长期处于举步维艰的状态,发展十分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一是明前期明蒙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明蒙之间的战争对宁夏贸易的影响很大;二是明前期宁夏边防获取战马有多种途径,而且战马供应基本得到保证,所以,明朝不敢轻言也不愿意在宁夏与蒙古发生往来联系。     

汉末魏晋的颍川陈氏家族

汉末魏晋之际,颍川陈氏是活跃于政坛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家族,其在陈实,陈纪,陈谌父子时期,从"单微"的寒族起家,以儒学入仕,谨修德行,积极投身政治,灵活运用政治手腕,通过联姻,依靠汝颍集团,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兴盛的世家大族.陈群时,陈氏家族势高权重达到鼎盛,陈泰时专注军事又无政治敏锐性,陈氏家族逐渐走上下坡路,于后不得司马氏亲信,后代又缺乏人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论西汉在西域的"众建其国"之策

西汉经略西域的“众建其国”之策,先后主要运用在姑师和乌孙二国。通过这一政策,西汉政府成功地削弱了西域的亲匈奴势力,达到了“分而治之”、保持西汉对西域有力控制的目的。     

试论社会心理因素对两汉之际王朝更替的影响

西汉中期以后,伴随着统治危机日甚一日,一股厌汉的社会心理普遍在社会各阶层中滋生和蔓延开来,并成为汉新王朝实现禅代的重要因素。然随着王莽改制的失败,遂又引发了社会各阶层思汉的社会心理,并最终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