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成败与古代知识分子对农民战争之态度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与农民起义的成败问题,是农战史研究中争议颇多的一个理论问题。过去史学界有一种压倒一致的观点:农民战争总是陷入失败。而我认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而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对农民战争的态度。凡属知识分子参加和支持的农民战争,其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反之就小。秦末、新末、隋末农民战争是古代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参加和支持农民起义从而成功的典范。因此,对古代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加入农民起义队伍的行为应给予肯定评价。     

从黄巢起义看农民战争的规律

唐朝末年，王仙芝、黄巢所领导的农民战争很有典型意义，它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农民战略的规律：为求生存，农民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纯粹”的农民，承担不起农民战争领导者的重任；建立农民政权是农民战争的需要；“平均”、“均平”成为农民战争的走向；没有引发全民大起义的农民战争是推翻不了封建王朝的。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佩剑的符号变迁

本文通过对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士佩剑的历史进行梳理,分析剑的符号变迁。本文认为,从对抗皇权的工具之一,到皇权的授予物,再到文人精神的象征,最后成为一种艺术,直至消亡,“士佩剑”符号变迁的背后,是中央集权对分封制的摧毁、皇权的扩张及士地位的下降,以及市井生活的兴起。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仕宦情结

出仕还是隐逸,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是两种不同的生存选择,由于受儒家“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使出仕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而隐逸也是为了救仕,从而消弱了学子们生存的目的性。     

试析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具有发动的困难性、被动性、自发性和盲目性等特点。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不能建立持久巩固的农民政权，不能解决政权的封建化问题，更不能正确地总结、吸历史的经验教训以解决内外矛盾，因此，最终归于失败乃是历史的必然。     

道家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

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虽然具有对立或紧张的关系,但是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和精神生活。一方面,其隐逸性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提供了自我调适的选择,从而隐居不仕。另一方面,其自由性又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开辟了悠闲适意的精神乐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正是在儒道互补中寻找精神的平衡点,从而达到了进退自如的人生境界。     

对初中历史课本如何写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     

试析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发生的共同原因

以列宁、毛泽东等导师的论述为依据，在前人的大量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作了系统的和深化的论述．指出，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及政治黑暗、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赋税繁重、徭役兵役负担沉重等，导致了封建阶级矛盾尖锐，导致了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是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发生的共同原因。     

尚礼精神与中国农民起义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中西文化精神论纲之三

尚礼精神在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变革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爆发频繁,其＂替天行道＂的主张实则来自儒家知识分子经世治国、辅国安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理想,与中国士阶层＂志于道＂的精神紧密相关。     

中国古代年号琐谈

年号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纪元所立之名号，既是特定意义的记述年代的标识，也是自汉至清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纪年方法，因而在我们日常阅读史籍和古代文学作品、讲授中国古代历史、甚至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时，随时能遇上或听到一些诸如天汉、建安、贞观、天宝、洪武、乾隆等年号。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里，不管什么人物、通过什么途径，只要一旦建立政权，有了国号，同时也就必然有了年号，统一的“正统”王朝如此，一方“僭窃”的地方割据政权亦同样，农民起义政权、少数民族政权也不例外。国号年号不只是简单的代号，其意义在于国号是政权的名称，年号是时代的标志。因此，中国历史上也就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年号。     

试析中间知识分子对福建事变的态度

1933年发生的福建事变引起知识界巨大震动,中间知识分子对这一事件态度复杂,有支持、同情,更多的则是谴责和忧虑。无论是何种态度,都是从当时中国的特殊局势和在此局面下福建事变可能引发的关系国家存亡的严重后果的角度进行思考的,是由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对民主追求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特殊政治环境决定的。     

儒家的民本思想与农民战争

民本主义是儒家的传统思想，两千多年来它是封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精神支柱。儒家的民本主义与公民战争有着直接的联系，随着农民战争的发展，民本主义在内涵上也得到了充实．同时它又促使农民战争在斗争目标上得到了提升。     

浅论中国古代名士

如果我们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史作一个概略的分析,便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一个伟大而又渺小,清醒而又糊涂的阶层。他们总是处于封建统治集团和老百姓之间的夹缝地位,竭尽心力,逞才献智。其结局,不是备受艰辛、惨遭屠戮,便是谬托知己,误尽平生,在强大的封建专制集权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逃避这一共同的悲剧命运。虽然,他们有的跌倒在官场仕途上,有的寄迹在山野市井里,但他们都同样忠心耿耿、至死不悟地怀着一个臆想,即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满腹才华,贡献给理想中的盛世明君。 他们天真地信赖“学而优则仕”,以致一误再误。他们活得艰苦、劳累,是一个可敬而又可悲的阶层。在此阶层中,有一个特殊独立的群体——名士。 所谓名士,是指中国古代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却拒绝出仕,以风流潇洒为人生特色的知识分子。或许是名士们天生就具有我行我素的叛逆性格,或许是由于中国历史代儒家知识分子在劫难逃的悲剧命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逻辑言说之比较

古代希腊逻辑言说的开展奠基于三大基础，印修辞学、几何学与哲学。其中，由修辞学发展起了论证形式；由几何学发展起了推理形式；而由哲学则发展起了抽象形式。最终，古代希腊的逻辑言说在其形式逻辑学这里确立了基本的范式。相比之下，古代中国以“说”而非“辩”为主的方式影响了逻辑言说的充分发展；科学活动中对于经验的倚重也限制了逻辑言说充分发展的主要途径；哲学思考中过于浓厚的具体化色彩同样不利于抽象表达的生长。再加之语法结构和书写系统的特点以及观念和思想层面对于语言的实用化倾向和怀疑性看法，都存在着不利于逻辑言说的因素。当然，这并非说古代中国没有逻辑言说。早在西周时期，各种推断句型已经形成；春秋时期，分析这样一种逻辑言说的形式也已出现；战国初年，逻辑言说的论证形式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概念的初始形态也产生了。但是，古代中国的逻辑言说显然存在着一些缺点，最突出的表现是：过于注重语用并由此导致定义形式和推理形式的缺陷。     

李自成起义与封建知识分子的作用

封建知识分子的作用关乎明末李自成起义的成败。由于大批封建知识分子的介入，使农民军由“流寇主义”转向建立政权，设立了完整的官吏制度，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并在军事战略上提出了积极可行的建议，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封建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又使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中国古人对文学的几种基本态度

“五四”以前，中国人所持有的学观主要有三种，即：以为用、以为哭和以为戏，它们不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始终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至今依然发生影响。在上世纪50—70年代，我们对“以为用”评价偏高，对“以为戏”则多有贬责。其实。这三种学观各有其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应该以历史的、科学的眼光给以冷静的分析。     

从"宫怨"题材透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形态

“宫怨”是古典学作品较多的题材之一。从古代知识分子的生态形态来看,以唐诗为高峰的“宫怨”题材写作非常有象征意味,一个知识分子生命意义的“实现”就恰如宫女一般是来自皇帝的“赏爱”。换句话说,生命意义实现的动力不是自我的主张发挥,而是被动地等待他人的赏识与提拔。     

从曹丕批评"文人相轻"看中国古代批评家的批评态度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对批评态度的重视和研究始于魏晋时期的曹丕,其著作《典论*论文》首先提出了批评态度问题,其核心是提出对"文人相轻"的批评,从而引起人们对批评态度的重视和研究,构成了中国古代批评态度观.     

从孔明失荆州看古代知识分子的弱点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并非完人形象,他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失荆州是其最大的失败。这一事件集中反映了诸葛亮作为古代知识分子本身所存在的某些弱点。这些弱点不同程度地妨碍了其事业的发展。     

论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基础

东方专制主义的共同基础应为生存范围的狭隘，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代社会在春秋战国之后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斗争的社会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对于经济生活的高度干预以及宗教制度的长期存在，都是这种生存斗争派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