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诗”：一种艺术美的极致追求

“纯诗”是象征主义的诗学命题,它的艺术目标是创造一个不被任何现实因素干扰的纯粹的诗意世界。为了这个目标。象征主义诗人通过研究词语关系和诗的非语言形式,对艺术的可能性进行元思考。他们将音乐性视为诗的本体构成,力图建立声音象征体系。他们深信“灵”与“物”是相通的,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最能表达“纯诗”所要揭示的艺术表象与思想之间的亲缘关系。“纯诗”的艺术目标,实际上体现为一种对艺术美的极致追求。     

20世纪40年代与"纯诗"的综合化

“纯诗”的综合发展是中国新诗发展吏的一条主线。这种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纯诗”首倡之时即已建立,到40年代表现得更加自觉和明显。以袁可嘉、唐湜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明确强调建立平衡的诗歌美学特征,在诗歌主题内容方面采取宽容综合的态度,试图建立纯诗的“高度综合的性质”和“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走出了一条更具民族性和现实性的“纯诗化”道路。     

追求与背离——关于中国20世纪20年代“纯诗理论”的思考

中国20年代“纯诗理论”始终处于悲剧性境地，追求与背离共存，它永远无法超越自身。将中国20年代纯诗理论与西方纯诗理论进行比较，体察二的内在冲撞，探究其深层原因可获得最大视角上的化内涵。     

于赓虞：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于赓虞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绿波社”的诗人,1923年开始与同人合出新诗集。他的诗多写绝望的,厌世的,烦乱的,病废的情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较早时期,诗人们还忙于用白话寻找“诗”的时候,于赓虞已率先去诗中寻找生命的感觉,用诗描画生命各样的色泽,在诗中聆听灵魂的声音。他所坚守的“为诗而诗”的艺术观,使他的诗在20世纪20年代就进入了纯粹的诗歌世界,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纯诗”的先锋诗人。     

论李金发诗作“纯诗”品格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中，李金发的创作成就是比较的。李金发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和理论的影响，他的诗作表现出强烈的“纯诗”品格。具体表现为语言形式的沟通古今中西，打破日常语言后的“新奇怪丽”；思想情感上重视抽象思维和理性以及整体的象征。这种“纯诗”品格既表达了诗人对于纯粹艺术的追求，造就了不同寻常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是招致诟病的重要原因。     

穆木天“纯诗”理论述评

穆木天作为中国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穆木天的"纯诗"理论崇尚纯粹的诗歌,主张将诗的"统一性"和"持续性"相结合,认为"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注重诗的音乐性,强调作诗之道须用"诗的思维术",对后来中国新诗界"纯诗"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论“纯诗化写作“与中国新诗

尽管“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直是诗人所难以企及的,而且,由于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差异,“纯诗”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就势必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现代诗人对“纯诗化写作”的追求还是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梳理“纯诗化写作”在中国的介入、生成、本土化以及其显隐的发展过程,不但可以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肯定会为反思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戏剧化：不同张力和谐作用的模式——中国纯诗间离生命经验的操作策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诗人的纯诗追求,曾刻意尝试了“戏剧化”之路。他们利用事物间存在的“悖反”因素,制造“戏剧化”的表现空间;他们用虚拟的“场景”还原事物的本质特征、构筑诗情;他们借助对话、独白、梦境,形成具有强烈戏剧性的诗意的组织。对中国纯诗而言,“戏剧化”实际上体现为一种间离生命经验的操作策略,这是中国纯诗探索将生命经验转化为诗性经验的有效途径之一。     

瓦雷里的纯诗理论

瓦雷里是西方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他的纯诗理论由纯诗观念、纯诗理论的合法性以及迈向纯诗理想的途径三个向度构建而成。他认为纯诗是无法达到的类型，只是作为诗人的理想而存在，诗人的创作就是向纯诗理想迈进的过程。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中西诗学对照下的梁宗岱的诗论

梁宗岱的诗学思想是以中西古今的诗学理论为渊源,对其艺术养分吸收融汇并以自己的艺术审美期待对其改造,误读和重新阐释的结果。以作者——作品——读者为重心,从创作美学的角度,站在中西文化观念的高度,以西方理论阐释中国传统诗学内涵,并在中西对比中反观、建构传统诗论的“现代化”和西方诗学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出向诗歌艺术本质探讨的现实努力。     

20世纪李商隐诗学研究

20世纪唐诗学的研究中，对于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研究成就突出。从生平事迹考订，到作品整理校注和思想艺术成就探讨，已取得许多重大的甚至是带有总结性的成果，并在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这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学观念的进步，也标志着人们对李商隐诗歌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不断提高。但是，李商隐研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其研究进程充满了曲折。大体上说，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是继承乾嘉以来笺注考证之学并加以发展总结的阶段；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是在现代域外新思潮和新化运动的影响下，呈现出新变的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未是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曲折以后掀起李商隐研究的第二个高潮，总结与创新并重的阶段。     

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中的人道主义

从“五四”到“文革”、再到新时期“文化热”的过程,人道主义始终在其中或隐或显地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人道主义思潮的涌起,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到20年代末期人道主义思潮在主流文论中开始失势,以至在其后的几十年特别是“文革”中被当作革命思想的对立物受到批判和责难,再到70年代末以来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在“文化热”中被重新发现并在学术界形成广泛的共识,人道主义经历了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留下了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人道主义在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命运折射了20世纪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     

"纯诗"的呼唤与境界——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浅析

梁宗岱译介象征主义、探讨"纯诗"理论,追求一种将音乐性、玄秘感和理想化倾向推向极致的"纯诗"世界。梁宗岱认为,"纯诗"是诗歌的最高境界,是一切伟大诗歌的共有品质。梁宗岱把"宇宙意识"看作是达到"纯诗"境界的必备条件之一。"宇宙意识"的确立,在梁宗岱这里便成为"纯诗"创作的最高要求。     

中国诗歌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角色

中国诗歌在其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诗歌“纵的继承”和对欧美诗歌“横的移植”,由此成就了中国新诗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诗歌角色。面对世界的向外姿态、面对现实的向下姿态以及面对传统的坚守姿态是中国诗歌在全球化时代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在诗歌存在方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诗歌扮演了新的文化角色。     

"诗画一律"的产生背景与内涵

"诗画一律"的提出与近体诗和山水画的兴起有密切关系.近体诗和古体诗相比,由于篇幅短小,为提高抒情效果必须通过景物刻画营造意境、以此为媒介来抒情.当诗歌重视对景物传神的描写时,其表现方式与山水画趋于一致.因此,"诗画一律"更精确的表述是,近体诗与山水画在推崇状物传神和不尽之意这两方面是相通的.     

象征主义对中国新诗的影响及嬗变

象征主义作为一个曾经风靡欧美的文学流派,对中国新诗有着巨大的作用与影响。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诗歌意境的亲合性,以及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互渗透与融合,开拓并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视野与艺术表现形式。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被引入、影响及嬗变,绝不是偶然的,是纷繁多样而又错综复杂的中西文学思潮相互碰撞与整合的结果。     

"体"与"式"--中国诗学的文本范型论

回顾诗学传统中“诗歌体式论”的演化,提出了文体为“文本范型”的概念,考察了它的产生过程,研究了它的演进,指出了它的转型与升华,结论是:体式是诗性生命在形体结构中的开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