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

阿城的小说以道家风范为特色而受到批评家的重视。但大家所注意到的却仅是阿城作品及道学精神的一个方面，即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都只是围绕着“恬淡超脱”的精神内涵进行论评。其实，道学精神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另一面，即“沉迷执着”。道学精神极力要超脱的功利欲望，所执着的则是精神性“意念”。而阿城的寻根小说所反映的精神内涵恰好就是“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他笔下的“三王”对个人的名利之类极为恬淡超脱，对自己所认定的“意念”则极为沉迷执着，这二的结合，正是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同时也是阿城学寻根的独特发现和突出贡献。     

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

阿城的小说以道家风范为特色而受到批评家的重视,但大家所注意到的却仅是阿城作品及道学精神的一个方面,即不管是肯定或否定,都只是围绕着“恬淡超脱”的精神内涵进行论评。其实,道学精神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另一面,即“沉迷执着”。道学精神极力要超脱的是功利欲望,所执着的则是精神性“意念”。而阿城的寻根小说所反映的精神内涵恰好就是“恬淡超脱”与“沉迷执着”的结合,他笔下的“三王”对个人的名利之类极为恬淡超脱,对自己所认定的“意念”则极为沉迷执着,这二者的结合,正是阿城对道学精神的完整体认,同时也是阿城文学寻根的独特发现和突出贡献。     

中国古代文人画散论

王维开山水画中借物咏情之先河,将“禅境”、“诗境”融注到山水画里,从而实现了传统美学中“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山水画“以形媚道”,游于山水,达自然之性情,这是对道的体认与感悟;“逸品”是文人追求精神超脱的载体。     

浅析庄子人生哲学中的生死观——庄子由死反观生的哲学思路

生死问题是庄子人生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道”是其生死哲学的理论基础；“气化”是生死的本质，生死的变化其实是气的聚散；“善生善死”为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一方面要善待生命，使生命本性得以自然发挥，注重养生。另一方面，以旷达的心胸面对死亡，顺其自然。对生死的超脱为现实人生一切利害关系超脱的根本。在此基础上，庄子提出了理想的人生境界，超脱生死实现精神自由。庄子这种以生死相通来反观现实人生的哲学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归隐江湖到追求舒展人生——论魏晋、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精神内核

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恶劣、遭遇信仰危机、无法改变现状等刺激了山水田园诗的兴起,并使该时期山水田园诗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恶劣现实条件下,超脱名利,返归自然,寻找人类自由精神的特质。这些特质在唐代被继承,并进一步表现为强烈的时空意识,以及寻找生命终极价值的超越情怀。魏晋和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精神特质可以在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抱心守灵”中找到根源。     

班级管理的“距离”艺术

一、与名利财物“远距离”与名利财物“远距离”,要求班主任追求做人清廉。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教师淡泊名利、志存高远,希望教师们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追求,甘为人梯,     

当代教育的精神品格及追求

精神品格决定教育的信念、立场与方法。精神品格的丧失,意味着教育内在品质的缺失与扭曲。受制于唯物质主义文化价值取向,当代教育从目的、方式到结果,都呈现出明显的“名利主义”品质与立场。立足于人本性、自主性与超越性的乌托邦原则与尺度,重塑精神品格,是当代教育改革的重要使命与内容之一。     

论胡瑗的治国训民及其教育主张

胡瑗在继承孔孟政治理想的基础上,更重视“王道”社会实现手段的多样化,重视教育为现实社会服务。胡瑗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播圣人之道,所以他高度重视“圣化”的治国作用。因此,他主张一方面要知人善任,广纳天下贤才;另一方面要依靠教育,让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     

论道家哲学思想对张衡的影响

张衡受《太玄经》思想的启蒙,对于自然、宇宙、天文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张衡在他的天文学著作《灵宪》中明确提出了“浑天”学说,其中用“道根、道干、道实”来论述宇宙的起源、发展,“阙中惟虚,阙外惟无”称谓“溟滓”,用道根来概括;第二阶段各种不同物质性元气不断运转,混沌不分,称谓“庞鸿”,用道干来概括;又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这团元气清浊分离,天形成于外,地形成于里,天地构合精气,生育万物,称谓“太元”,用道实来概括。道家哲学关于宇宙的起源的论述是张衡天文学著作《灵宪》的主导思想。同时,道家哲学豁达开朗的生死观,尖锐透辟的“人情之察”,不计名利的价值取向,在张衡的文学作品之中也有充分地体现,如“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秽累而漂轻。”“谅天道之微昧,追渔夫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世乎长辞”等等,都体现了道家精神风骨。     

新时代呼唤研究型教师

韩愈在《师说》中曾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教师，要不断地谋“道”。这个“道”应该是教师所具备的品德、知识、能力等素质。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作为现代教育者，教师应该不断升华自身的思想品德，更新教育观念，丰富学科知识，提高教学技能，更重要的是应不断地培养自身的创新精神，发展创新能力。     

析山涛之"吏非吏,隐非隐"

东晋孙绰批评西晋山涛“吏非吏,隐非隐”。究其因:山涛两度隐居,一为养名,一为避祸,总在伺机出仕;晚年屡求引退也只为“功成身退”;出仕期间,既有吏能又为官清廉,但每每中立于朝,与时俯仰,为人处世过于圆滑,且“身入局中,未尝心存事外”。山涛可谓深受老子思想影响,在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上始终未臻至超尘脱俗、应物无累的境界,表现得颇有机心。而孙绰深受庄学影响,追求“萧条高寄,不与时务经怀”,他对山涛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玄风盛行时庄学影响下的士人与玄风初起时老学影响下士人仕隐观的不同。     

大美立教——道家美学思想的教育意蕴

道家思想的核心范畴和最高追求是“道”,在其思想起步的地方并无专门之心去“求美”,但“道”在运行过程及对人生的影响中,不期然而然地指向了一种最高的美学精神,也即庄子说的“大美”。一方面,“大美”是一种道的可感形式;另一方面,对“道”的体认需借助于美的活动和精神。天地运行是道的显现形象,天地之大美即是道的可感觉形式,而天地的审美之维在于其整全、无限、无为的特性。道家美学思想通过对道和天地大美的体认而立足于人和人生,对走出现代教育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天地大美立教,强调“内养”之“修道”,此修道过程也是成就生命之大美的过程:其培养的理想人格是完整而丰富的人,因此需要警惕现代教育中知识技术对“道”的分裂和遮蔽;教育之本性在于以有限的“教”启示和通向无限的“道”,因此需要注意解脱于有限的教育内容和载体的束缚;教育应无为而无不为,因此需要顺任自然而非威慑强制,以道主知,还天地万物以生机。     

论陶渊明和梭罗的诗学走向

作为中外文学史上罕见的曾躬耕陇亩的文人代表,陶渊明和梭罗都主张回归自然,在自然中寻求一种独立的精神境界。“诗可以兴”是他们共有的诗学基础,不过梭罗在体验自然后又重新回归尘世,成为有内在精神思想脉络和政治承担的自然主义者,在他的作品中逐渐呈现的是“诗可以群”：而陶渊明在认清世人追名逐利的本性无可更改后,他逃离尘世去追求精神上的“洁癖”,他的笔下渐呈“诗可以怨”的特点。     

陶渊明符号化及其田园意象之滥觞

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学者大抵认同陶渊明的声名由唐到宋而至极盛。然而就晋末至南北朝的江州而论,陶渊明生前并不寂寞,身后亦非萧瑟。萧梁时期,陶渊明已经被抽象为一个符号,在其人品被推崇的同时,他诗文中的田园意象对梁陈君臣的作品已产生影响,此为唐人接受作了准备。     

论“道”的超越性及其意义

道家哲学中＂道＂的含义是丰富的,从本体论的意义看,＂道＂是万物的本原和发动者,具有普遍性和无限性,且是永恒变化和运动的,彰显出其寓于万物之中运作而又不凝滞于物的特质;从认识论的意义看,＂道＂的意义为超越主观偏见和标准,实现万物相通的特性;从社会处世观的意义看,＂道＂的意义为遵从＂自然＂之法,从而实现无为而无所不为,呈现出不执著于俗世俗务的特性。所有这些丰富的含义都指向了＂道＂的一种深刻属性——超越性,即不执著不沉迷于物,而这一属性辐射在现实世界中则为超名利、超是非、超生死的逍遥境界,超越性实现了＂道＂在整个道家哲学中的贯通。因此厘清这一重要属性,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整个道家哲学的超越思路,更启迪我们摆脱现实的束缚与限制,从执著走向逍遥。     

老子“既以为人,己愈有”的人际印象思想考析

人们凭着彼此的印象而联系,良好的人际印象是吸引他人与己交往、满足自身需要的重要因素。人际印象的建构不仅需要从"术"的方面进行印象整饰,更需要从"道"的层面开阔心胸、升华自我。在现代名争利斗的人际交往场中,老子提出的"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思想对消除人际隔阂有着现实的意义,启发世人突破自我利益的局限,以"柔弱不争"的心态建构"愚朴"、"真善"的人际印象。     

论陶渊明的当代文化意义

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无上价值。一千五百年来,陶渊明的文化意义不断被挖掘,并受到极大的推崇。在当代中国,陶渊明尤其显出他的重大价值。种种精神危机表明,今天更需要陶渊明。陶渊明的独立人格以及追求自由的精神,会感召我们勇敢地面对人生的困境,冲破精神枷锁。陶渊明的真率人格,激励我们努力做真人、讲真话,回归生活的本真状态。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是美育的好教材。陶渊明的巨大的人文价值,应该成为人们自身修为、清洁灵魂的良药;同时,也应该成为改变不良社会风气的一种精神资源。     

陶渊明诗文之思想根源

陶渊明文学根基是儒家思想,他吸收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形成了一种对宇宙形而上学的认识。同时又接受佛家的主张,体现了一种世界的形而下学的认识,又经过实际生活经验,在思想中融合三家之精华,形成一种高尚而超脱的人生境界。在其诗文中,可以体味到儒家的乐天知命与安贫乐道,道家的避世隐遁与生寄死归,佛家的无常空幻与无我忘物。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写了田园文学的新篇章。其人其文为后世所广为传颂。     

论陶行知对武训精神的倡扬

从1922年起,陶行知一贯推崇武训,主张学习武训精神。在1940年至1945年间,他以重庆育才学校为阵地,几乎每年都举行各种形式的武训纪念、宣传活动,成为当时我国主张学习武训,光大武训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他曾建议政府根据武训诞辰设立兴学节、兴学周、兴学月,以推动全国普及教育发展。他反对把武训当作异人、苦行者、圣人和“陶派的人”,也反对复活历史上的武训,而主张要学习“三无四有”的“武训的真精神”。陶行知对武训及武训精神的倡扬,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而且对于今天正确评价武训,推进教育普及,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气到韵：对陶渊明诗文品评的转变

从晋代到宋代,古人对陶渊明诗文风格的品评,出现了一个由气到韵的转变。晋代钟嵘在《诗品》中指出渊明诗文中蕴含着阳刚之气,彰显了陶著“气”的风格;而宋代范温在《潜溪诗眼》中结合苏轼的评价,阐释出了渊明诗文“韵”的魅力。由于时代审美风气的转向,宋人从新的角度鉴赏诗文,陶诗的妙处便被更透彻地参悟出来,最终使得陶诗地位经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