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琅玡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简

太原王氏与琅砑王氏均是中古时期著名的大族,在北魏中叶,两个家族先后都有支系流寓于北方,但相同的境遇,却没有相同的归宿,太原王氏北归支在南方主支覆灭的情况下,最终跻身子山东士族顶级门户,而琅砑王氏北归支则在短暂辉煌后,迅速归于寂寥,对于两王氏在北朝的殊途,前贤多有讨论,但在历史的迷雾下,仍有关键的节点值得探索。     

琅邪王氏族谱的修撰

西晋太康八年,奉皇帝旨意,崔琳最早修撰琅邪王氏谱。咸和九年,王导全面修订王氏谱。两晋时期尚有其他若干次修订,已不可考。贞观六年至万岁登封元年,唐代官修王氏谱。北宋徽宗朝琅邪王氏后裔王缙私撰王氏谱牒。明嘉靖丁酉年,王轼修《琅邪王氏宗谱》。明天启二年,韩昌箕修撰《王谢世家谱》。另外,明代尚有王应斗修《新安瑯琊王氏统宗世谱》、清代有王以镜修《开闽忠懿王氏族谱》。     

关于六朝世族婚姻的几个问题——以琅邪王氏为例

通过对六朝最具代表性的世族琅邪王氏婚姻状态的研究,探讨了几个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的问题.世族婚姻的内部特征是累世与一些固定的家族通婚,致使异辈婚、中表婚盛行,所以婚姻之家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并且对遗传和寿命多有影响.     

琅邪王氏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永嘉南渡后,北人南迁,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南朝文学以其艳丽的内容、精工的艺术技巧引领着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琅邪王氏文人借助本家族在书法、音乐等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敏锐发现并积极实践一些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如在诗歌中积极践行声律理论,在散文和辞赋创作中追求唯美化。琅邪王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符合南朝文学新变的发展方向,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刘渊与太原王氏

刘渊作为西晋末年南匈奴的首领,在其早年的质子生涯中,与西晋士族高层——太原王氏有着密切的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纽带,表面上似乎是乡党关系的作用,实际上二者的关系却是基于某种互相的利益依赖:刘渊需要通过利用王氏在朝中的地位来保证家族安全,以及为南匈奴的发展赢得空间;王氏则需要刘渊的军事实力,以保证家族威望和家族故地的安全。二者互惠互利,各取所需。这种相互利用关系的建立,在西晋末年政局动荡、民族融合这一特殊历史大背景下来看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     

论琅邪王氏的兴盛及文化传统

本文详细考察了六朝时期兴起的高级士族琅邪王氏的兴盛经过,力求揭示出琅邪王氏的文化传统,借以说明士族文化的成因及其影响。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尚不够成熟，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东晋中宗、显宗前后之琅邪王氏政治

东晋中宗、显宗前后,是琅邪王氏政治最为强盛的时期。由于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氏之间具有长期的政治合作以及伦常婚姻方面的特殊关系,加之“八王之乱”后王导协同司马睿渡江并帮助其在江左建立东晋王朝,故司马氏与琅邪王氏之间“契同友执”的私人情谊与“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关系得以进一步确立。但由于王敦之乱以及琅雅邪王氏之权遇超常,由此也引起朝廷以及其他士族群体对琅邪王氏政治的猜忌与不满。鉴于此,朝廷以及其他士族群体与琅邪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便成为此时期琅邪王氏政治中一个难以回顾的问题,而上这种矛盾与斗争也是促成琅邪王氏政治自晋成帝以后逐渐趋向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北归士族在北朝发展的几种模式初探--以太原晋阳王氏、渤海刁氏、琅琊王氏北归后的发展为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原先南迁的士族由于各种原因回归北方。这些北归士族在北朝的发展状况迥异。太原王氏与渤海刁氏北归后在北朝顺利发展,分别呈现出“中央化发展模式”与“土著化发展模式”。琅琊王氏却因为没有成功实现“中央化”．也没有完成“土著化”,因而在北朝迅速衰落了。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论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之家风与家学

琅邪王氏是两晋南朝时期最兴盛的世家大族。以“与时推迁”为突出特色的家风 ,使其家族在频繁的王朝更迭中少受冲击。其家族文化尤重礼法制度 ,在宗族内讲求孝友 ,于国家则擅长朝仪典制。在文化思想方面又注重广泛的包容性 ,使其家族能够长时间充满活力 ,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     

魏晋南北朝琅邪王氏家族研究(下)——宋齐梁陈时期及北朝

南朝宋齐梁陈国祚短,王朝更迭频繁,王氏家族能顺应形势,不留恋眷念旧朝,而新朝开国之主又要借重这个家族稳定人心,故王氏家族在宋齐梁三代声势反而更加显赫,以致进入“中兴”时期。但由于世家大族子弟本身的腐败,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事实上已沦为政治上的点缀品。孙恩起义,王羲之一族受影响最深,失去了世族的地位,唯王导、王、王彬三支仍然保持着丰厚的经济基础,维持着高门地位。梁末侯景之乱,世家大族打击惨烈,在建康和荆州的王氏家族几乎全族覆灭。到陈朝,王氏为朝官的已为数不多。王褒在战乱中由南方入北朝,传衍着琅邪一系。本期刊发琅邪王氏在刘宋萧齐两朝的世系简表及表中人物简要事迹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以琅邪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琅邪王氏兄弟与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舟共济,建立了江左的东晋政权,开启“王与马,共天下”之局面。经过王敦之乱的较量,这种士族与皇权共天下之局面,被双方共同接受,终于形成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     

一部优秀的家族文化史——读姚晓菲《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感想

《两晋南朝琅邪王氏家族文化研究》是一部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的家族文化史著作。它把文化研究与"地域研究"、"家族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揭示了一个传统家族文化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家风家学。琅邪王氏开放性的心态和思想,文化上的包容,儒、玄兼宗,道、释兼容,极大地促进了王氏家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祖先神话与六朝士族精神的建立——以两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家族为例

门阀政治鼎盛的两晋南朝时期,谱牒学开始兴盛。在编缀姓祖神话的同时,高门士族也在无意识中进行着家族精神和自我价值观的逐步建构与完善。这个过程,会从家族成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艺创作中以不同方式曲折地投射出来,成为后世读者眼中独具风采的家族特征。本文以南朝高门琅琊王氏家族为切入点,对上述现象尝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尧都平阳在临汾不在太原--对王尚义《太原建都已有4470年》一文的商榷

最近,王尚义撰文提出"太原建都已有4470年",他提出的数据是按传统文献的有关推测,运用算术中的加减法计算出来的,极不科学。他的关于"尧都在太原"的论据,没有认真检核历史文献,昧于临汾和平阳的建置沿革,又根本没有举出考古资料的证明,是错误的。尧都平阳在临汾不在太原,这已被大量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和历史传说所证明。     

从两晋南北朝士族的婚姻心态看门阀势力的衰落

从两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婚姻心态的三个特征，着重探讨了门阀士族势力衰落的必然趋势，从而进一步揭示了门阀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同时也说明了社会群体心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两端挤压、中间膨胀”模式的“太原——郑州”城市链建设构想

"太原——郑州"城市链的构建,可以强化中原城市群对晋中城市群的辐射力,促进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在构建城市链的过程中要采取"两端挤压、中间膨胀"的发展对策,"两端挤压"即太原城市群沿着城市链向南施加影响力,郑州沿着城市链向北施加影响力。"中间膨胀"即以长治市为核心通过"分步走"方式构建城市团,将更多的不同层次的中心地整合在一起,向北、向南分别承接太原、郑州的城市影响力。为了强化"两端挤压",太原需要与阳泉整合在一起,由北向南逐步推进,同时还要通过软区划设计在"安阳+鹤壁+新乡"区域内解决凹形行政区划问题,从侧面呼应"太原——郑州"城市链发展。     

自我在婚姻中迷失--《一个小时的故事》、《黄色壁纸》与《琐事》中人物命名艺术

《一个小时的故事》、《黄色壁纸》与《琐事》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的经典作品,不仅以关心妇女命运的主题取胜,还以成熟精湛的表现技巧见长,尤其在人物的命名上,匠心独运,极有深意,促使表现家庭生活的小题材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