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新区产业集聚测度方法研究

基于带有内生技术进步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本研究探讨了我国高新区生产要素地理集中及其规模收益变化的测度方法,对高新区及其所在城市1991-200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区的产业地理集中已初具规模,但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整体呈下降趋势。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综述

产业集聚研究对于制定产业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产业集聚效应与区域发展竞争力的关系研究,依赖于对产业集聚水平的有效测度.研究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方法,对于促进产业集聚理论发展和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通过对当前国外产业集聚识别理论和测度方法进行了综合介绍与评价,对不同的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述,为研究区域产业政策和提高区域竞争力提供了较好的方法指导和参考价值.     

产业集聚及其测度理论研究动态

随着产业集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位的提高,产业集聚研究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出现了众多不同的理论.现从产业集聚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的时间逻辑,综合国内外主流理论,系统地分析了产业集聚、高技术产业集聚及其测度的理论发展历程以及最新进展.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定量方法综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有产业模式面临着新的挑战,产业集聚的作用逐渐显现。本文通过分析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定性与定量方法,介绍了一些主要的产业集聚测度定量方法,以便各部门在进行产业集聚研究时参考。     

我国高新区产业集聚实证研究:生产要素集中与规模收益递增

基于对我国高新区产业集聚内涵与实质的界定,引入带有科技进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生产要素的地理集中及其规模收益递增入手,通过构建产业集聚判定的模型框架,对我国部分国家高新区的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国家高新区的产业集聚已具雏形并呈不断加强的趋势,但部分高新区产业集聚质量不高的问题仍应引起足够重视。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果的实证研究——以中国高新区政策为例

以高新区企业为研究对象,非高新区高新企业为对照组,采用2007²010年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高新区政策是否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和企业生产率的提升。结果表明,高新区政策是有效的,但显著性逐年减小,东部发达地区的高新区政策为产业集聚和生产率提升带来正的效应,中西部地区无显著关系,我国的核心—边缘问题已逐渐形成。同时,高新区政策在人才开发和技术收入方面存在负效应。     

国家高新区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把国家高新区集聚效应细化为要素集聚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创新集聚效应、生产力促进效应四个维度,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要比较对象,运用配对样本均值t检验,基于2007-2010年的统计数据对国家高新区集聚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各个维度上,高新区企业均明显优于比较对象,国家高新区集聚效应十分显著,对区内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持作用。但各高新区存在个体差异,在发展中宜区别对待。     

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测度方法及实证研究

利用产业空间集聚β指数和行业集中度CRn指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1994-2003年的集聚水平进行测定。计算结果表明:在研究时限内除医药制造行业存在下降趋势以外,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总体集聚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和地方化呈现增长趋势。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两极分化。产业集聚弹性能够反映出不同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变化对工业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为我们评价和发展高技术产业集群提供决策参考。     

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实证研究——生产要素集中的规模收益分析

 基于对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内涵的界定,本研究引入带有科技进步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生产要素的地理集中及其规模收益递增入手,通过构建产业集聚判定的模型框架,对其产业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的产业集聚已具雏形,但部分高新区产业集聚质量不高的问题仍应引起足够重视。     

产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缘现象，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由于规模收益递增和正的外部经济效应，产业集聚往往导致制造工业进一步趋向集中，对区域产业布局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和行业集中度CR。指标对中国部分制造产业1994-2003年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计算结果表明：在研究时限内，除医药制造行业存在下降趋势以外，中国制造产业的总体集聚程度正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和地方化呈现增长趋势。产业集聚弹性能够反映出不同产业集聚水平变化对工业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可以为我们评价和发展产业集群提供决策参考。     

要素集聚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1996年至2016年的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聚焦产业要素集聚视角研究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来源,利用莫兰指数(Moran′s I)进行空间相关检验,通过LM等系列检验确定本研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结论指出：（1）总体来看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点,创新能力存在区域间的空间正相关;（2）劳动、技术、人才、规模等要素集聚及税收优惠政策都对地区内高技术产业各阶段创新能力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资本集聚对产业创新转化存在逆向作用;（3）FDI和政策支持都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总体创新能力存在约束,原因是FDI与政府资金目的导向差异性所致。     

高新技术产业规制问题的探讨

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已成为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焦点 ,如何规范高新技术产业 ,确保其健康有序地运行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根据产业经济学和规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分析了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规制的必要性 ;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存在的垄断、信息偏在、风险性和外部性问题 ,提出了相关的规制措施     

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共同演化水平研究

高技术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共同演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共同演化理论,构建我国高技术产业系统与所在区域经济系统的演化模型;并运用协同学的分析方法,选取相应的序变量,形成两系统共同演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全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的数据,对我国各地区两系统的演化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不同地区两系统的共同演化水平呈现显著的四梯度分布,演化过程表现为持续提升和往复波动并存,总体演化水平较低且东西部差距明显。     

苗建军,闫绍花

运用仁慈型的DEA交叉效率模型,对2002~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融合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融合效率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02年至2007 年,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融合效率总体上呈现稳步上升状态,第二阶段为 2008 年至 2014年,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融合效率呈稳步下降趋势,说明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融合质量在下降。从空间上来看,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发展处于较高水平的非均衡发展阶段,两产业融合效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并且武汉城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相比,处于更高水平的非均衡发展阶段;环鄱阳湖城市群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的发展处于低水平的均衡发展阶段,两产业融合效率呈现较高的稳定增长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高技术产业与传统工业融合的政策建议。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生态系统演化机理研究

本文建立互利共生、偏利共生以及竞争共生三种演化模型,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生态系统的主体集聚演化机理;建立熵变模型,分析了生态系统整体演化机理;依据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生态系统各阶段演化动力与机理。发现：(1)互利共生条件下, 高新技术供给群落与需求企业群落共生后的产出大于共生前的产出。(2)偏利共生条件下,配套企业的产出水平会大于企业独立运作时的产出水平。(3)适度竞争有利于维持创新生态系统主体的竞争共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高新园区集聚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首先计算区位熵测度了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集聚状况,并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对高新园区集聚的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集聚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空间相关程度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逐渐减弱。为进一步考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本文又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高新园区集聚的形成机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传统的经济地理学难以解释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集聚现象,人力资本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集聚形成最为重要的原因。     

我国高技术产业枢纽的区位选择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受到不同于其他产业影响要素的影响,本文选取一系列影响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具体要素,并通过主成分回归分析构建一个指标体系得出各个城市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潜力。发现其中资源条件和公共服务对高技术产业的影响较大。此外,由于高技术产业的空间结构是一种典型的枢纽-网络结构,影响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城市所适合发展的枢纽类型也不同。为此本文对发展潜力较高的城市枢纽类型进行了如下划分:北京,上海适合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和贸易枢纽;深圳、广州的发展方向是向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和贸易枢纽发展;天津、武汉、西安和南京应该集中发展成为高技术产业的生产枢纽等。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简略的政策建议。文章在方法学上给出了一种权重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