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探析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史学工作者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批判地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采用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当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有借鉴意义.     

儒家忧患意识与历代中国知识分子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优秀传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历代中国知识分子有深远意识。忧患意识在历代知识分子身上有不同表现形态，从总体上考察，它虽有某些负面价值，甚至使许多人酿成悲剧，但正面的，积极的意义是主要的，它是鼓舞历代志士仁人关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并为之奋斗，牺牲的精神动力。继承，弘扬传统的忧患精神，必须增强现代意识，把东方化的群体意识与西方化的主体精神结合起来，使之真正成为造福民族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刍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纵览中国从私有制产生起四千来年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公元前21世纪产生私有制进入奴隶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期的“五四运动”；第二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至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第三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起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四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远。这四个阶段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由遭受历代统治阶级压迫和驭用的黑暗时代，到奋起造反的革命时代，进入获得翻身解放的新纪元，最后迈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研究这个问题，对于促进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自已的优良传统，自己主动地把握自己的历史命运，与时俱进，坚韧不拔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做贡献具有重大的作用。     

联大时期沈从文的知识分子观

联大时期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及与此相关的现代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沈从文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审视,从一个侧面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他作为思想者的自觉性和独特性.     

素描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

按我出生的环境，我本应该终生成为一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儿却偏偏要播弄我，把我播弄成一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播弄成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播弄成一个老知识分子。现在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不太聪，目虽不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涂”，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力量在背后鞭策自     

浅论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革命

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大脑.中国革命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现代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由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独立思想人格的知识领袖对于中国社会的不同认识,致使他们在革命大潮中不可避免地分化,无意中充当了某一阶级的代言人.但他们作为当时社会的牛虻与医生体现出来的精神却有着恒久的历史意义.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念指涉

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曾活动于中央苏区史地空间,并在进入中央苏区之前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在思想、行动上认同中共意识形态,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并为中共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人文、技术、军事类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员构成复杂、阶级归属模糊不清、思想资源丰富多元、知识结构各具特色、教育水平参差不齐、行动轨迹复式交织、身处空间犬牙交错、发言位置极具差异,使得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念指涉内在地包含了诸多层次。因此,有必要将中央苏区知识分子群体概念指涉的厘清置于中国共产党政策对象以及理论对象的视野下加以审视。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思想文化探索——评杨洪承《废墟上的精灵: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理路(1898-1918)》

1898至1918二十年，是现代曙光孕育的年代，是太阳喷薄欲出前躁动的年代。这二十年间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观念的诸种变革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现代知识分子的起源萌生、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意义无论做怎样高的评价恐怕都不过分。无怪乎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和春秋时代相比的年代是这二十年。到目前为止对这段历史人物、思想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层面的研究论著及文章不可谓不多。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学术经验。自然也留下了经验教训和必须超越的新课题。鉴于此，杨洪承教授的新著《废墟上的精灵：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理路（1898-1918）》（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以下简称《废墟上的精灵》）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孕育萌生、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理路等方面实现了新的开拓和超越。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

中国知识分子不走“普渡众生”的道路,而是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这是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先天性缺陷注定的必然,那就是思维模式上的一元独断论和心理上的“救世主”情结。     

永远的"哈姆莱特"--一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和思想特色

20世纪40年代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诗歌流派或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不同于“七月”派诗人群体,有更多的“哈姆莱特气质”,这表现在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启蒙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现代化、复杂化的个人审美趣味与通俗化、大众化的时代阅读需求等方面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论文通过对他们的诗歌文本、诗歌理论与论辩文章的细致分析,揭示了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复杂的思想特色、超越性的精神指向与矛盾彷惶的文化心态以及个体命运沉浮的必然性。     

走入研究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深处--推荐《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与探索》

199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研究一度成为学界热点论题。我曾与河南人民出版社合作，主编过一套《中国知识分子丛书》，撰写者包括余英时等著名学人。应该说，我对知识分子这一论域并不陌生，甚至称得上熟悉。正因为熟悉，自然也就知道这一研究的难度。众所周知，知识分子问题所涉甚广，一举一动都钩连着十分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根须，一般论者都从一个侧面或一个角度钻探进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三大受众群体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任务。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三大受众群体。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各级党政干部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青年学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生力军。从受众群体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温籍数学家群体与中国现代数学

介绍20世纪温籍数学家群体的主要成就和他们在中国现代数学中的地位。     

知识分子的汇聚与追求——读《真理的追求--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感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提出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时期。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升温,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中国人民大学王海军所著的《真理的追求--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作主体的角度,对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贡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浅析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抗战时期大量知识分子怀揣革命理想克服重重阻碍奔赴延安,这种潮流的出现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作出的理性选择。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在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强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批判,同时对文化现代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既是爱国主义情结和民族使命感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认同、拥护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集中体现。     

近现代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结下了亲密关系。回顾传媒发展的历程,不论东方西方,自近代媒体成型以来,知识分子与媒体的联姻现象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在中国,追溯中国新闻史,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为有识之士的立言和发声提供了良好的场域。     

刍论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经验

总结过去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更有效地发挥中国知识分子自觉积极地为人民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多作贡献，文章认为应当在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大前提下，确定和肯定正确对待中国知识分子的四项基本政策，即知识分子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提高自己的政策；依靠知识分子的方针，尊重、信任、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政策；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政策。     

杜维明论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自我意识

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中,为了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杜维明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自我意识.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具有这一特性,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知识分子救亡心切而抛弃了这一特性,现在应该继承五*四的批判精神,重新培养知识分子的群体批判自我意识.杜维明的这一观点对于推动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身建设很有意义,但他在论述其观点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与身份认同

作为人之本性的爱情,在现代文学的书写中呈现了多样化的内涵,自始至终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相关联。在五四时期,爱情附着在个性解放的大旗下,是佐证知识分子自信力的有力武器;在革命认同的30年代,爱情遮蔽在革命的羽翼下,有力地缓解了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焦虑;在人民认同的40年代,爱情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安慰剂,是知识分子在日益边缘化的处境中安慰心灵的良药。这种借女性的爱情来彰显身份认同上的自信或缓解身份认同上的焦虑的写法,仍没有脱离传统文学的窠臼,使得现代文学的爱情书写某种程度上缺乏了一种形而上的品格,很难达到对人性的思考。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