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利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绩效，但也存在许多抵消外资利用经济绩效的问题，其中的主要问题是：外资利用影响经济安全；外资利用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外资利用的规模与结构失衡导致资源浪费等。这些问题在我国今后的外资利用中应加以关注与解决，否则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冲击。     

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研究

采用我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7—2005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教育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机理,并分别采用三种方法对该机理中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教育投资在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同时,还以人力资本作为“中介”间接地影响经济增长,这种“中介效应”统计显著,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我国SFDI利用对企业技术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从企业技术效率优化的视角,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外资（SFDI）利用的经济效应。此外,依据企业规模把整个样本划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四个子样本,分别考察SFDI利用等因素对企业技术效率提升的具体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尽管SFDI利用整体上对企业技术效率有不利影响,但对中小型服务业企业来说,SFDI利用却显著有利于技术效率优化。     

我国外资政策的优化调整——基于人力资本增加的视角

人力资本是新形势下我国寻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寻求技术进步的突破口。但我国劳动力丰富,人力资本却相对短缺。为了实现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长足作用,必须提高外资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而外资不一定自动促进我国人力资本增加,因此,必须优化调整我国现行的外资政策。同时,在目前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环境里,我国外资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必须协调一致,才能实现外资促进我国人力资本的政策目标。     

高新区产业与非高新区产业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研究基于研发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构建基于研发模型的知识生产与经济增长路径分析框架，并运用我国31个省份和53家国家级高新区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和对比检验了我国非高新区产业和高新区产业的经济增长路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非高新区产业知识生产不存在显著的规模递增效应，对应的经济增长路径均为稳态收敛型，高新区产业在知识生产方面存在显著的规模递增效应，对应的经济增长路径均为持续加速型，显示出高新区产业的强大发展潜力。研究结论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新区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     

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安全的影响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我国加入WTO后外资的快速进入,中部地区吸收的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在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同时,也给中部地区经济安全运行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如产业结构二元性、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不利影响、对民族品牌的冲击、技术的控制、国有资产的流失等.因此,我们在利用外资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中部地区经济安全.     

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与经济界永恒探讨的问题,人们相继把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却是从20世纪才开始。研究与实证都表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确实具有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一直存在异议。文章主要通过对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的描述,探讨股票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在最后对股市泡沫进行了简要说明。     

江苏省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产业经济对推动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VAR模型,通过构建区位熵指数用来代表产业集聚的水平,实证结果表明江苏省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产业集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经济增长不一定是促成产业集聚的因素。脉冲反映函数也表明本期产业集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个正的冲击后,经济开始增长,但是在2年之后这种效应开始减弱,在度过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回升,对经济起正的促进作用。江苏省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充分产业集聚促进经济增长。     

FDI溢出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基于1997—2007数据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FDI的大量流入,外资技术的溢出效应对中国行业获得技术进步具有积极作用.然而,FDI在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从FDI溢出效应和经济增长理论出发,通过对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的研究,比较分析了各区域在利用外资溢出效应对各自经济发展贡献的异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FDI持续流入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驱动效应研究——基于LMDI模型的再检验

基于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FDI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样本数据,采用LMDI分解模型对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动态驱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总效应分解后的活动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呈显著差异性特征,即FDI的活动效应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的总效应贡献最大,整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是造成总效应显著为正的主要原因;FDI的结构效应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的总效应贡献不够显著且呈微弱的非显性正相关关系,地区投向结构不尽合理现象依旧凸显;FDI的效率效应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变动的总效应贡献显著为负,多数省份仍处于外资低效率利用状态。     

FDI多参数溢出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仿真

通过引入人力资本增长率、知识溢出、技术吸收能力以及技术差距等参数,建立了三部门FD I多参数溢出效应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各种经济因素对FD I溢出效应的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了系统的动态转移过程。研究表明:外商人力资本增长率高于东道国人力资本增长率时,FD I的引入才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只有在此种情况下,知识溢出才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推动作用,反之,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吸收能力和技术差距对稳态增长率不产生影响,但在动态转移过程中,经济增长率随吸收能力的提高而提高,而经济增长率随技术差距的扩大而降低。     

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促进人力资本的机理、局限性及对策研究

人力资本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从需求和供给效应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促进人力资本的机理,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促进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以我国为例,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在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同时,扩大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之间的贸易总量;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保护员工投资于企业专用人力资本后的收益;促进三大区域的对外贸易平衡发展;通过服务贸易加速人力资本积累;适时调整“轻进口重出口”的贸易政策.     

从前景理论看扩大消费的有效途径：一个行为经济学的视角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关键的动力源,而国内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出口拉动和外资,如何激活居民的消费需求、加快居民的消费升级意义重大。论文基于消费者有限理性的基本假设,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前景理论研究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扩大的制约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扩大居民消费的当务之急是稳定价格、扩大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基于共生理论的科技进步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分析

把内生增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思想与方法结合起来,提出共生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科技、人力资本、劳动力、固定资本等因素的关系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建立起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型,并利用DEA方法测算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从而对1978-2007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并利用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对2011-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些主要指标进行优化和预测。     

市场化、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市场化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但其经济增长效应受到市场化环境的影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市场化分类因素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发展程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人力资本产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则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显著正效应.而且,市场化的人力资本产出效应及其直接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     

人民币均衡汇率决定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均衡汇率模型的核心是分析基本经济因素变化对均衡汇率的影响，并利用它们之间存在着的系统联系来估计均衡汇率。通过现代经济计量分析发现，国内投资、经济增长、利用外资效果和对外贸易状况，是人民币均衡汇率的长期决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变化发展阶段。从未来改革方向看，应当适当地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以充分反映出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特征。     

我国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测度及影响机制研究

针对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面临整体水平待提高、区域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从效益提升、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3个维度构建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评价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作为衡量方法进行测度,并进一步从内部要素和外部环境两方面分析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整体呈现上升态势,但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总体处于"东高西低、梯度分布"格局;全国层面,人力资本和经济环境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明显,资金投入和外贸环境则起负向作用;区域层面,因区位优势不同,各因素的影响作用也发生改变,其中人力资本对西部地区影响作用最大,制度环境对中部地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外贸环境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作用被冲淡。最后根据研究结果,从优化产业布局、合理分配资金、平衡政策使用、加快经济发展、加大教育投资、优化外贸结构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7个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建议。     

文化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扩展MRW模型

将文化资本作为重要投入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构造了扩展的MRW模型分析框架。在测算我国31个省份2004～2009年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存量基础上,研究各资本投入要素在稳态经济运行和实际经济运行情形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经济还未达到稳定增长阶段,现阶段经济增长仍为物质资本推动型,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有限;当经济增长达到稳态时,我国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将得到调整,物质资本的贡献大幅下降,而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人力资本与R＆D溢出的实证分析

使用面板数据计量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和R＆D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内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能力是企业吸收外国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而内资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与外资企业相比差距较大，难以吸收外资的技术溢出。因此，应加大和优化人力资本、R＆D投资和吸引外资策略，增强外资对国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和技术进步。     

能源约束、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通过构建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以及能源生产部门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证明了稳态经济增长路径上的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增长率和能源增长率的加权和,只要经济发展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就可以克服能源的短缺,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最优增长。采用我国2004-2011年30个省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对上述结论进行了计量回归分析,估计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结论。研究表明,我国研发资本的产出效率低下,应该更加重视研发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一味地强化研发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都为正数,且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小于能源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系数。这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更多地要依靠能源消费的增长。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本文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