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汪伪战时经济体制

自1940年3月至1945年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傀儡政权——汪伪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其经济实力,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实行了战时经济体制。所谓战时经济体制即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后使其经济纳入战争轨道的体制。汪伪政府在日本主子授意下,颁布了《战时经济政策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经济统制。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汪伪政权的性质及其殖民地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943年天津法租界的“收回”——以中法档案为基础史料的考察

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配合"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提升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南京汪伪政府在日本的扶持下展开了"收回"租界的运动。从天津法租界"收回"的背景、经过和结果来看,虽然维希政府被迫同意将租界移交给汪伪政府,但也以文化和教育等为名成功地保留了大量租界资产并仍享有治外法权。汪伪政府此举并非是反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而是为了配合日本排挤西方在华势力,实现独占中国的战略意图,因此没有获得中国民众的认同与支持。     

略论清乡前期的日汪关系

一 汪伪政府成立后，“清乡”是日汪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处理对华事变纲要》，决定“为了及时地积极改善国内外形势，使其适应于进行持久战，并恢复和增强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必需的帝国困防力量的机动性”，对蒙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重要占领地区“要彻底整顿”“治安状况”，     

送对联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汪伪政府成立典礼上,汪精卫和日本人为了造势,还请了当时日伪控制地区的许多社会     

日本侵略者对伪满洲国“历史”及“日满关系”的历史书写

日伪企图通过其书写的伪满"历史",达到在中国东北"去中国化"的目的。其所书写的"历史"主要内容包括:在古代史方面,将东北地区的历史与祖国割裂,将东北塑造成一个独立发展的地理单元与历史分期;在近代历史书写上,日本被塑造为东北地区的"解放者",以一种抵抗西方列强、驱逐地方军阀的姿态出现,极力诋毁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民族史上,日本侵略者则有意混淆近代民族国家概念,把中国"天下观"的中心民族,由中华民族变成大和民族,企图歪曲中国传统观念,"变夷为夏",达到奴化中国人的目的;在所谓"日满关系"的历史方面,通过构建"大东亚共荣圈"谬论、宗教移植等手段,将"日满关系"逐渐从"友邦"书写为"亲邦",进而将"满洲国"历史变为日本的"内地"。     

中国全面抗战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研究

在1937—1945年的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期间，东亚地区存在着两种国际秩序的较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以“共存共荣”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导致了华盛顿体系的崩溃；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初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建立起“大东亚共荣圈”。但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昙花一现。     

探索课改浪潮下的基础教育新理念——上海市徐汇区位育中学印象

<正>一、文脉流传位育中学校名取自《礼记·中庸》中的一句: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除了对理想学校的定位理解外,还体现了浓厚的爱国情怀。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推行宣皇奴化教育,随着美国参战,太平洋战场形势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一些实业家深深思考日战结束后国民教育问题,筹措资金,计划在上海建一所中学。1943年,首任校长李楚材肩负期望从重庆回沪办校,在日占汪伪政府时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政府一直以"政经分离"为幌子,推行"两个中国"政策。1960年代,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对策"和"意见",使其"两个中国"的政策达到顶峰。日本政府的这些"对策"和"意见",既有追随美国推行亚洲战略的成分,也有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考量而不同于美国对华政策的部分。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苏交恶及中美关系缓和的国际大环境下,日本政府的"两个中国"政策也最终宣告失败。     

试论汪伪战时经济体制的形成

抗战初、中期,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的重要经济部门实行严密的操纵和控制,伪政权的自主权很小。１９４２年底,日本为挽回侵略战争的败局,缓和日伪之间的矛盾,制定了对华新政策,由直接操纵沦陷区经济改为通过伪政权出面进行经济掠夺。在日本的授意下,汪伪政府以“参战”的名义,对其经济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并颁布《战时经济政策纲领》,逐步将其统治区经济纳入战时体制的轨道。该文通过对汪伪战时经济体制形成背景及过程的分析,初步揭示了华中沦陷区经济的基本结构及其殖民地性质。     

铁的事实和深刻的昭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日本侵华的铁证 整整3/4个世纪,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刻也没有放弃鲸吞中国的野心。一幅日本出版的《大东亚共荣圈》地图清楚地表明,早在本世纪初,台湾已被日本划进了自己的版图,连蒙满也被其视为殖民地了。在明治维新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对华战争。 在1927年7月7日结束的罪恶的“东方会议”上,日本内阁通过了其侵华全盘计划的总体设计者——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所谓“大地政策”:     

“彩管部队”：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随军画家研究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内阁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纠集全国力量支援战争。在此过程中,大批画家经日本陆海军组织派遣,随军前往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记录画"的创作,并美其名曰"彩管报国"。他们虽目睹了日军侵略的暴行,但绝大多数接受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洗脑,创作了一系列绘画,弘扬日军"辉煌战绩",捏造日军占领地"祥和"景象,鼓吹"大东亚共荣",宣扬"为国牺牲",成为当时日本美术界的主流。     

警惕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发展与危害北大核心CSSCI

近期日本政府对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是对我国主权的严重损害和国际秩序的公然践踏,日本政府这一野蛮行径的"幕后推手"正是近年来日本社会"右倾化"发展的结果。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政坛"右倾化"倾向十分明显,极右势力正在影响和控制日本社会的走向,带动日本不断突破二战体制对其大国军事化的限制,对战后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甲午战争:在宗藩关系的历史重负与日本咄咄逼来之间的一路踉跄(上)

1894年,中国人背负着宗藩关系的历史重负,被久谋用武的日本拖入了一场猝起的战争。其间陆战的屡败和海战的重挫;朝廷由主战开始到岌岌谋和;清议激亢而不能中事理,以及深知战争不能了此一局的李鸿章又在实际上不得不主持战争,并"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承担全部的胜负之责,都以当日中国的四顾失措和整体困蹙,反照了形成于东亚历史中的以文化相系连的秩序在暴力之下的分崩离析与痛苦的重组。这种变化发生在东亚近代化过程之中,它所体现的是近代化过程中黑暗的一面。     

试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之机,企图在“共同防敌”的幌子下,对中国东北全境实行武装占领。当时,段祺瑞政府也迫不及待地打算从日本政府得到武器和借款,以便实现他消灭异己、“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1918年2月5日,苏德和平谈判刚刚开始,日本政府就立即派日军参谋长田中义一对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面称:苏德和平谈判即将成功,在西伯利亚的10万德军俘虏势必成为劲敌。而“维持东亚和平,其责任全在中日两国”。又说,德国势力东侵,势必使“中国国防吃紧”。“而中国国防吃紧,即日本国防吃紧”。“中国现为参战国之一……从军事上着想,两国国防实非迅谋共同行动不可”。同时,日本政府又授意驻华使馆武官斋藤季治郎少将在北京同中国当局探讨“共同防敌”问题。2月23日,日本外相本     

抗战时期吴佩孚与汪精卫的秘密交涉函电析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在中国东部地区占据大片土地,为了实现以华制华的目标,在沦陷区先后扶植了多个傀儡政权。为了整合这些傀儡政权,日本方面实施了"南唐北吴"计划,妄图拉拢唐绍仪、吴佩孚出面建立伪政权。由于唐绍仪被刺,日本方面就将此计划调整为"南汪北吴"计划,妄图由汪精卫主政、吴佩孚主军,主导"和平运动",建立统一的伪政府。日本方面组织多种力量向吴佩孚轮番"劝进",都被吴佩孚婉言谢绝。汪精卫从南京来到北平,亲自出马,希望说服吴佩孚,但是吴佩孚以各种理由拒绝与其会面。学界对于"吴佩孚工作"中的吴汪交涉的过程研究较少,本文从双方往来函电入手,试图论述吴佩孚与汪精卫交涉的主要过程,并对吴佩孚的民族立场做一简要评价。     

北京"新国民运动"的思考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为了把中国变为其稳定后方和物资供应地,授意汪伪政权及各地的伪政权配合日本的大东亚战争进行经济掠夺、军事清剿和思想奴化.汪伪中央政权也正要利用这次机会扩展中央政府的权力,改造"党"和"政府",遂在沦陷区大张旗鼓地展开了"新国民运动".简述在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中心城市北京进行的"新国民运动".     

试析东亚联盟论的“经济一体化”

东亚联盟论是日本人石原莞尔提出的侵略理论,其主要内容是鼓吹将东亚各国经济纳入日本战争需要的轨道,实现所谓“经济一体化”;其第一步是使中国东北地区殖民地化,然后是利用汪伪政权掠夺中国广大内地的资源,再后是“开发”南洋各国,最终在东亚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统制主义经济体制。东亚联盟论和“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日本妄图获得足与欧美国家相抗衡的经济实力,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     

克里木战争交战国的官方言论与真实目的——基于法国档案馆所藏有关档案的探讨

19世纪中叶的克里木战争是一场欧洲性质的战争,国际史学界对它已有不少研究,尤其在军事、外交和政治方面出版了若干专著,但是对参战各大国的战争政策的揭露仍有待深入。法、英、俄等大国投入这一场战争时,官方发表了许多声明,各自号称是为了主权、独立、安全、荣誉与信仰被迫参战,但各大国却拒绝说明自己的真正要求,或不惜歪曲事实为自己辩解,将战争责任完全推给对方,这就是克里木战争爆发时各大国官方言辞虚伪性之所在。法国若干档案馆所藏的一批秘密文件,清楚地揭示出参战大国的真实企图:它们是为着自身的"利益"而投入这一场战争,它们冠冕堂皇地维护的"利益"就是争夺中近东的优势。     

简析1942年底日本制定“对华新政策”的原因

1942年12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在政治上,同意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并以各种方式强化伪政权的力量,“尽量避免于涉,极力促进它的自发活动”,“极力调整占领地区内的地方特殊性,加强国民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领导”,“交还”在华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及时考虑对《日华基本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加以必要的修改”.(二)在经济上,以增加获取战争必需的物资为主要目标,“设法重点开发和取得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取得重要的敌方物资”;在不影响日本对煤、铁、棉纱及粮食等主要战略物资需要的前提下,减少日本在经济上的垄断,要“利用中国方面的官民的责任心和创造精神,实现积极的对日合作”.这就是日本的“对华新政策”.这一政策于1943年初开始全面推行.     

段祺瑞控制的参战军问题研究

民国初期,政局混乱,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依附于不同帝国主义的三大派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维持北京政府地位和全国统一,不惜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的支持下,段祺瑞编练了一支私人武装:参战军。参战军的编练不仅仅凸显了皖系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亲密,更在客观上刺激了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的梦想,但参战军的编练也引起其他派系军阀的不满。皖系军阀对于参战军问题的处理上也没有与其他军阀达成一致,最终直皖战争爆发,参战军(边防军)被打垮,而自诩与日亲密的皖系政府也彻底失去了掌握政权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