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历史背景下朦胧诗的社会责任与美学价值

在传统的文学角度的基础上,另加入宏观历史的视野,通过对于朦胧诗产生的大历史背景进行分析,来探讨朦胧诗的社会责任与美学价值问题．朦胧诗的出现,使得新诗的大众化成为了可能,朦胧诗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特别是十年“丈革”压抑下的产物,朦胧诗人的成长过程,注定了他们对于传统新诗的颠覆意识．朦胧诗主张一种社会责任和人性的释放,将诗歌很长时间内的附庸政治和歌功颂德的庸俗意识扭转过来,创造出新时代的美学价值,是新诗自身的一次伟大蜕变．     

历史需要沉淀——论朦胧诗

朦胧诗是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的现代主义诗潮,它在国内外诗坛均产生颇大反响。对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缘由及其美学特征,还有一些代表诗人、代表诗,以及对当时某些诗评家不确当的批评,诸如“朦胧诗表现‘小我’即‘自我’”、“朦胧诗看不懂”等,应恰当评价。朦胧诗和后朦胧诗既注意吸收古典诗和民歌的优点,又借鉴了现代诗的长处,为探索建设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新诗积累了经验,使新诗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论"朦胧诗"论争中的舒婷诗歌批评

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主将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朦胧诗”论争中,并且被推至论争舞台的中心,对舒婷诗歌的批评集合了当时“朦胧诗”论争中双方关注的焦点和议题。论争双方在关于“朦胧诗”的“懂与不懂”、基调与格调、自我表现等议题中涉及到的对舒婷诗歌的既有所借重也有所排拒或避讳的态度,体现了双方对“朦胧诗”批评的艰难和尴尬的境况。     

海子诗歌创作与个人化写作

海子被认为是后朦胧诗人。后朦胧诗高举生命意识大旗,打着反崇高、反英雄、反文化的口号,极力推崇平民意识。海子的诗歌继承朦胧诗的抒情性,特别注重抒情主体的生命价值、精神尊严的呼唤,这与后朦胧诗的反崇高、反英雄等反正统事物、主流价值的主张似乎相距甚远。本人认为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诗性的艺术思维,个性化抒情的意象,个人密码化的言说方式等开创了个人化写作的先河,其个人化写作姿态与后朦胧诗的个人化写作有相似性。本文力图将从海子的生命意识、诗歌意象、语言表达等方面考察海子诗歌个人化写作的特色。     

谈谈“大学生诗派”

“大学生诗派”同“非非主义诗派”、“星期五诗派”等一样,都是继“朦胧诗”之后出现在中国诗坛上的诗歌流派。曾有人用“后朦胧诗”概括他们,可又不得不取消这个名称,因为它是以反“朦胧诗”为目的而涌现出来的,它也不具备朦胧诗的任何特点。“大学生诗派”于1985年成立于成都,主要成员大都来自正在高校念书的莘莘学子。其中代表人物有尚仲敏、燕晓冬等。他们创办了《大学生诗报》,发表他们的诗作和理论。作为一个探索中的青年诗人群     

浅论当今诗歌的语言建设

中国新诗，从新文化运动至今，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其发展进程也摇摆不定，但众多的诗人为诗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至天安门“四五”运动后，“血脉相承的使命意识激发了新的呐喊，中国民众以诗的方式启示了自身的醒悟”，一些诗歌建设者开始对诗歌文本进行了一些改造和重建工作，一种全新面容的诗歌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就是７０年代来到今所谓的朦胧诗（可能它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存在，同时，这也是一种大称谓，在后来，也曾出现“反朦胧诗”和“ｐａｓｓ北岛”的呼声。”） 作为一种新的诗歌文体，朦胧诗也经历了曲折的…     

寻找美好--《我们去寻找一盏灯》欣赏

顾城(1956-1993),北京市人,朦胧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版诗集有《黑眼睛》、《顾城诗全编》、《顾城的新诗》等。“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从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创作,到70年代末“朦胧诗”的公开发表,再到80年代初引发出的声势浩大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便体现了这一运动的发展轨迹。最具代表性的“朦胧诗”派的诗人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晓斌等。在艺     

谈朦胧诗的“读得懂＂与“读不懂’’基于朦胧诗中意象与象征手法的运用

朦胧诗自发轫期即引发学界一场关于诗歌“读得懂”与“读不懂”的大讨论，而朦胧诗中意象群的层叠、象征手法的大量介入既是朦胧诗的标签性艺术特色，也是其“读得懂”与“读不懂”的成因所在。     

寻找钥匙:回头看朦胧诗兼及其他

“朦胧诗”曾经引起旷日持久的争论。其实，“朦胧诗”不过是回到了诗自身，回到了由独特的“符号”构置而与世界同构的“体式”。因而，解读“朦胧诗”关键是解读其“符号”，译解出它们所蕴含的“意义”。人们对“朦胧诗”的困惑和贬斥，其主要原因，在于新诗先天性的偏斜而带来的读者的“欣赏情性”。“朦胧诗”的贡献，就在于它取缔了用线性思维去寻觅诗的“思想内容”或“主题思想”的做法，而敦使人们用“辐射性”思维去把握诗的整体。     

觉醒与迷失:当代实验诗运动的语言意识及其反语言写作

本文将当代实验诗运动视作一起语言事件。作为对“朦胧诗”诗学的反叛,其“反语言写作”体现出新的语言学旨向和诗学法则,然而“语言意识觉醒”中的迷失,导致了诗语的诗性与神性的耗散。     

朦胧诗、新诗潮与"今天派":一段文学史的三种叙述

在对新时期文学史的 叙述中,民间刊物《今天》被裹挟在“朦胧诗”的论争中,“朦胧诗”、“新诗潮”、“今天派”三个概念常被混为一体。其实,三者相关却并不相等,没有“今天派”就没有“新诗潮”,没有“新诗潮”就没有“朦胧诗”;而且,一方面经由“朦胧诗”的命名与论争,《今天》的诗人与诗作扩大了受众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这场论争之后,主流文坛以局部的收编与吸纳的方式更深地压抑了《今天》杂志的存在。而这种压抑甚至深刻影响了今天的 文学走向。     

管见朦胧诗之主题

朦胧诗地位的确立，是许多因素的结果。而其所表达的主题则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朦胧诗的主题一部分关注地是以国家、民族、时代为己任的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则是再次高举延安时期、建国时期搁置了的“人”的旗帜，张显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强调个人生命感受。     

后朦胧诗研究叙论

本文研究的后朦胧诗是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诗歌创作,创作主体包括第三代诗人以及90年代倾向于“个人化写作的”诗人群。朦胧诗退潮以后,一批更加年轻的诗人,以断裂的姿态挥别朦胧诗人的诗学追求．他们竭力摆脱朦胧诗带给自己影响的焦虑,撕碎有寄托的描红者的身份,致力于开拓一片自由的诗学园地。这群诗人对诗歌的热情．对诗歌创新的追求,对创作表现出的虔诚,在我们这个文学已经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时代里是值得追忆和怀念的。本文试图梳理朦胧诗以后当代诗坛的流派、代表诗人,以及他们的创作和理论,在游动的悬崖上观看后朦胧诗“喧哗与骚动的风景”,倾听夜莺在那个时代的歌唱。     

新诗五十年

新诗发展五十年,“十七年”是颂歌时代;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朦胧诗、“新生代”诗各领风骚;后新时期,则在沉寂中酝酿着成熟。     

试论艺术“朦胧美”

<正> 一前几年,诗歌界、理论界对“朦胧诗”问题很讨论了一阵子。笔者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不过就我所知,多数论者认为在诗的王国里,应该给“朦胧诗”以一席之地。我个人也是赞成“朦胧诗”的。我并且进一步认为:“朦胧”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诗歌中,也存在于一切艺术形式中。艺术之所以能激起人们的美感,“朦胧”正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山民》的寓言化解读

《山民》的作者韩东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派”的代表人物。所谓“先锋诗派”也被人称为“后朦胧诗派”,是我国当代诗坛上继“朦胧诗”与“寻根诗”之后出现的一种诗歌现象。如果说“朦胧诗”更多地表达诗人的主观情绪.“寻根诗”更多地关注诗歌的民族文化内蕴,那么“先锋派”诗人则一反常态,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实际与个体存在中。     

回首中的名与实--重读"朦胧诗"

“朦胧诗”是当代诗歌研究的热点之一，同时也是不断产生论争的诗学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对“朦胧诗”缺乏整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因此，以回顾历史，重写重读的“全景”方式从定义、论争、分期与地位和艺术上的得失等四个重要方面来重新论述“朦胧诗”就显得有其现实的重要性和理论上的必要性了。     

朦胧诗的美学原则新论

在70年代末开始的学向历史回归的历史性转轨中，“朦胧诗”充当了艺术变革的前锋，而它的美学原则，在新潮诗歌批评主要是“三个崛起”中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崛起的诗论及时捕捉到了专制政治垮台后由叛逆的艺术所体现的时代思想命题，即人的社会价值标准问题，它是朦胧诗美学原则的本质所在。崛起的诗论所注意到的朦胧诗的美学原则的又一个层面，是诗人完成真正的艺术创造活动的必须经由的方式：“自我表现”。新潮批评在阐释朦胧诗的美学原则时自身回到审美的位置上，再一次体现了20世纪中国学的“的自觉”的主题。     

后朦胧诗与后现代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后朦胧诗,具有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消解本质中心、还原事物本原,解构崇高、反传统、精英文化,语言游戏等是后朦胧诗后现代特征的主要体现。但中国的后朦胧诗创作的背景不具备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社会背景,加上民族文化心理机制中的理性实践精神制约,使得后朦胧诗只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表面特征,或者说是后朦胧诗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形式的误读而产生了后朦胧诗创作。     

《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

论文从区别朦胧诗和《尚义街六号》中“今天”观念的不同着手,讨论于坚的“文革经验”和“知识构成”形塑了《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平行构成新诗潮起源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