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豪强政策与地方豪族的士族化

汉武政权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豪族势力进行压抑、打击乃至杀伐。这一层可称之为堵；另一方面，通过化与政治相结合，为豪族势力开放了一条进入政治的通道，这一层可称之为放。一堵一放，自然将豪族势力，从皇朝政治的对立面引入皇朝政权结构之中。豪族势力通过读书为士而入仕途，成为“士大夫”，又通过经学传承，由累世经学而累世为官，经营家族势力，即，地方强宗豪族之士大夫化和士大夫之家族化。     

“驰山泽之禁”与汉初地方经济开发

汉初基本具备了开发地方经济的历史条件，“开关梁，驰山泽之禁”，使山林川泽向世人开放，这是统治了为恢复封建经济和统治秩序而实施的开发地方经济之政策，其成效显，极大地调动了诸侯王，豪强地主和大商人开发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使社会经济得以较快的恢复，并起到了调整经济结构和协调阶段关系的作用。     

南赣巡抚与地方势力:王阳明与叶芳的互动合作

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奉命任南赣巡抚,平定南赣动乱。以黄乡叶芳为例,通过对王阳明与叶芳互动博弈过程的分析,指出二者的彼此合作,是基于双方立场,顺应南赣区域局势与实力对比的变化逐步形成的。双方的合作,对南赣社会秩序的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中叶以来,在王朝强化多省交界区域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地方官府与地方势力的相互博弈与各自努力。     

吴郡地方势力与梁陈之际的王朝重构

地方势力与王朝统治互相支持,是南朝时期吴郡地方政治的特点。侯景之乱中,吴郡地方势力先是积极援助朝廷,之后又为维护地方利益而起兵,但在失去王朝体制支撑的情况下,其军事化路线并不成功。代表吴郡士族参与梁陈易代的名士群体与建康的门阀社会或萧梁末期的江陵朝廷关系密切。梁陈之际,吴郡地方势力归附于在三吴地区建立政治根基的陈蒨。天嘉二年始,陈朝形成以宗王出镇吴郡的惯例,吴郡地方势力占据着郡掾属的职位,出任宗王将军府、王府僚佐,实现了从地方到朝廷的流动。陈朝虽因南川豪强而兴,但当建都建康并以三吴为统治核心区时,政权形态则趋同于晋宋齐梁。在这一过程中,三吴与建康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起到了促成作用。     

我国地方课程的政策演化与发展策略

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提出＂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的要求,但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发展。要发展地方课程,应采取以下策略：更新观念,提升地方课程意识;国家课程体系应预留空间;地方行政部门和校长应大力支持;改革考试评价体制,促进地方课程发展。     

广西沿海地方高校发展的政策与策略选择

广西沿海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及政策选择，要在原有高等教育及中等教育基础上组织资源实现发展，树立投入高等教育就是发展地方经济社会的新观念，以建设本科院校为主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目标，建立本科院校由自治区举办、区市共建的管理体制。广西沿海已办高校必须选择好发展策略：规模适中，重在质量；准确定位，走师范教育与培养应用型人才并举的道路；开办地方经济急需的海洋、石化及物流等专业；走校企联合办学的道路，依靠沿海工业创新“订单教育”模式；培养及引进并举，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     

地方高校与政府协同发展的多重阻力与政策规制

地方高校与政府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面临多重阻力。地方高校和政府在情感上相互轻视,在发展规划上自成轨迹,在需求供应上相互错位。根结在高校和政府不同的管理体制,各自为阵的发展观念,永不相交的发展路径和合作能力不匹配。应以省级政府为主体,以教育政策变革为方式,以高校切实融入地方政府发展需要为模式,以双赢共建为目的,以政策评估为保障,重新构建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协同发展新模式。     

广西沿海地方高校发展的政策与策略选择

广西沿海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及政策选择,要在原有高等教育及中等教育基础上组织资源实现发展,树立投入高等教育就是发展地方经济社会的新观念,以建设本科院校为主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目标,建立本科院校由自治区举办、区市共建的管理体制。广西沿海已办高校必须选择好发展策略规模适中,重在质量;准确定位,走师范教育与培养应用型人才并举的道路;开办地方经济急需的海洋、石化及物流等专业;走校企联合办学的道路,依靠沿海工业创新“订单教育”模式;培养及引进并举,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     

区域教育政策行为与地方教育发展

随着我国教育管理分权战略的逐步实施,地方教育政策系统逐渐完善。区域教育政策日趋重要。区域教育政策具有地域性、强制性、动态变化性,以及承上启下、便于操作执行等特征。区域教育政策及其政策行为直接影响着地方教育发展的方向,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所在,成为制约地方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     

汉代孝治刍议

为保江山社稷永固,汉代统治者奉行以孝治国的基本方针,通过设三老、授王杖、赐衣食、免赋役、宽刑罚、举孝廉等措施大力推行孝道教化,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孝治就此成为保障历代王权稳固的基石。参考汉代以孝治国的各种制度,对于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解决我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汉代郡县乡财政管理论考

汉代地方财政管理比较健全，实行中央统一调度，郡国、县乡分级管理体制。郡守是郡级财政管理的最高主管官吏，郡守的财政管理主要体现在财政收入、支出的权限上；县级最高财政管理负责人由县令（长）兼任，县令（长）负责主管财政收入、仓储保护等工作；乡里是县以下的财政管理组织。     

略论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学

西汉初期,叔孙通虽以儒学为高祖制礼仪,但也不过是点缀升平,并未被真正重视;陆贾著《新书》宣传文武之道,高祖忙于削平异姓侯王,儒学分封诸侯的思想,自然不适用。文帝喜"刑名,"景帝不任儒者。可见,儒学在西汉初期处于不得重视、暗中发展的情形。可是,黄老之学由于主张休养生息,清静无为,以及其"形名相实"的理论,最能适应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黄老之学成为汉初70余年间的基本统治思想。这种局面的打破是武帝即位以后的事,从此儒学便被奉为官方哲学,走上了神坛。     

试论汉初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

本文通过对汉初《二年律令》中有关条文的考察,讨论西汉初年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西汉政府在黄老无为政治环境中,对法家思想和法律手段维护家庭关系仍然十分重视,目的是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保证国家在家庭稳定基础上加强户籍管理,保证国家的财政税收利益和徭役的征发。     

汉初侯国独立地位探析

汉初列侯在侯国内有置吏权和赋敛权,侯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列侯就国后侯国隶属汉郡,七国之乱和侯国官制改革之后,列侯置吏权和赋敛权被剥夺,侯国独立地位消失。     

汉初士人入世探寻

士人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坚强柱石，入世与出世构成了士人化的主体。其中，官本位化衍生出士人的传统心态与价值观念，促使士人以入世为重。因而，对士阶层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索，分析汉初士人入世环境，可以深刻揭示他们的入仕心态及其仕路与仕途的遭遇。     

浅论汉代地方官办教育的发展

汉代地方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西汉时期是地方教育的形成阶段，以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为标志，说明地方官办教育正式确立；东汉时期，地方官办教育在地方官的重视下无论在边域抑或在内地都发展起来。郡文学及其属员承担着地方教育的重任。     

简论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思想的提出

重农抑商思想在西汉前期得到整合,并通过各思想家宣传与统治者政策推行两方面实现,体现了"重农"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从重农抑商概念规范入手,对西汉前期重农与抑商思想的提出进行论述。     

论汉初德政的历史必然性

通过对刘邦政权的道德基础、皇帝制度的道德基础以及汉初德政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分析和阐述，我认为汉初统治者正是在德政思想指导下，具体实施了德政措施，才使其统治和政权得以确立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