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存、道德保全和道统传承——明清之际遗民文人的人生困境和文化选择

明朝灭亡后,由于生存困境和思想矛盾,遗民文人的出入选择变得更为艰难。个体生存和道义坚守的矛盾表现为文化选择的困惑,比较典型的是屈大均的逃禅和归儒,归庄、傅山、吴嘉纪等人在生存困境中对不朽信念的坚执。以传统儒家精神为内核的道统成为文人精神世界的支撑。顾炎武希望以名教挽救世风,黄宗羲以私欲对抗腐败衰朽的君主制,恢复道统至高无上的地位。王夫之将道统置于治统之上。清初儒家风雅诗学的复兴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上。     

文统、道统与政统——康雍乾时期的儒理治世政策与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

清代前中期儒家诗学体系之重建,是明清之际儒学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是汉族文人自发的文化反思的结果,而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使儒家诗学体系的重建与政教联系到了一起。文人对道统坚守中的人格独立追求,与政统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诗教与政教之间的矛盾。文人一方面充满为儒学元典引发的大济天下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又面临着安身立命的困境,这种矛盾彷徨反映到文学中,变风、变雅由此而生,儒家诗学之复兴由此而终结。     

论《古诗十九首》中儒家精神的失落

东汉末年出现的由无名氏所作的《古诗十九首》,揭示了汉末文人士子在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的生存状态,而将儒家精神的失落表现得尤为突出。汉末文人儒家精神失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刚健有为精神的失落、以义制利精神的失落和仁爱精神的失落。     

论陶渊明的人生追求和困境

陶渊明的人生追求主要包括儒家入世价值和精神之独立自由.但由于处于现实政治困境中,俱难实现这两种人生价值观的统一.因而他只能选择隐居来实现精神的独立自由.隐居初期,陶渊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自由,然而生活的重重矛盾使他再次陷入困境.于是他试图以“神”,即委运乘化的精神方法指引自己走出困境,但最终未能做到,反而陷入代表“形”的酒中.     

文人士夫：仕与隐的两难之境——高中语文课堂中的一个教学点

人生于世,不可能没有困境。在仕与隐的矛盾中陷入困境,在困境中求得生存,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平衡点,是古代文人士夫的常见生存状态。而一个人的写作,往往是他生存的证词。许多古诗文中也就反映出这种困境和在困境中的挣扎。     

道统学说的创建和重建--韩愈和荻生徂徕比较之三

道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概念。在历史上,中国唐代的韩愈率先明确提出了从尧传之孟子的传承谱系,承认道统由帝王向师儒的转移,以之抵抗老之家。时隔一千年,日本江户时代的荻生租徕在承认道统从尧至孔子一脉相承的同时,却对先王之道和儒家之道严加区分,否认孟子是先王学说的继承人,批判宋儒的学说观点,力图对传统的道统学说进行重建,恢复先王之道的治国天平下的政治性。通过韩愈和徂徕关于道统学说的比较研究,可以明白中国儒家学说在日本的流转、影响和日本儒学在批判、继承中国儒学基础上的独特发展。     

亦道亦儒:嵇康个性和理想的分裂

在乱世中觉醒的魏晋文人,迷惘地继承了儒家遗风的同时,为挣脱浊世的束缚,又欲求在道家自由纯真的港湾里躲避风雨.因而他们在保持着亦道亦儒的双重精神信仰的同时,个性和理想在不经意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嵇康以其特出的文格和人格演绎了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文人的抗争和无奈.他在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生命意识等方面表现出的冲突和矛盾,是他自我个性和理想分裂的主要精神辖区.这种分裂是痛苦的,但也代表了前进者的足音和面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创新性贡献

荀子传承了孔、孟以来的儒家道统思想,对道统人物谱系的稳定和程式化进程有重要的贡献,对道统论的核心思想有深入的阐发。荀子援法入礼,摒弃了“法”中的暴力主义,突出了“法”的制度意义,论证了古之圣人“起礼义,制法度”,遂将制度意义的“法”引入儒家的道统思想之中,成为礼治的有力支撑。此举弥补了儒家理论在制度建设方面的不足,提升了儒家式治理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力,是对儒家道统论的创新性贡献。     

论苏轼谪居黄州期间的心灵历程

本文主要论述了苏轼在谪居黄州四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礼佛清心和修道养身,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领悟,他将佛家绝灭生命的信仰、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以及儒家生活的哲学融为一体,使自己的情绪和思想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经历了反思、成熟和超脱三个阶段的心灵历程。在这段时间里,苏轼通过不断反思和总结,达到了旷达、超脱的人生境界,他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这些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文人生存模式。     

论苏轼谪居黄州期问的心灵历程

本文主要论述了苏轼在谪居黄州四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礼佛清心和修道养身,对儒、释、道三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领悟,他将佛家绝灭生命的信仰、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以及儒家生活的哲学融为一体,使自己的情绪和思想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经历了反思、成熟和超脱三个阶段的心灵历程.在这段时间里,苏轼通过不断反思和总结,达到了旷达、超脱的人生境界,他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世与出世、社会与个人这些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文人生存模式.     

绝望中诞生希望——庄子的悲剧意识和自然逍遥

庄子在看似旷达、洒脱的外衣下,实则隐藏着沉重的悲剧意识,正是这种无法抑制的悲剧意识,使得他企望在“自然”中“忘物、忘己”,走向“逍遥”,立足于人类的生存困境,使人类从生存困境中得以超脱构成了庄子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庄子思想中的“悲”与“忘”深远影响着中国的艺术精神和文人的人格建构,直至今时,仍发挥其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在当下的启示

该文通过追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历史流变,试图寻求儒学在当前的解困与复兴之路。孔子开创的以仁和礼为内核的内圣外王的儒家理想,以人为本位、以现实人生为基地,精粹在于＂为己之学＂。自发端处,内圣与外王就内含了性情与礼教、修身与济世之间的矛盾,表现了理想上统一、现实中分裂的状态。后儒基本都在孔子创立的框架中将论题不断分化和繁演,然而在其过程中,原始儒学仁礼融合的理想逐渐被剥离原有的活泼精神,流于僵化,并形成内圣强、外王弱的总体发展倾向。尽管儒学在当前面临生存困境,已不太可能再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其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儒家传统的复兴必须以真正践履为目标和标准,才能维系其生命力。     

创造性转化:牟宗三与朱熹道统论的异同

朱熹的道统论代表了传统儒学道统论的高峰,而牟宗三的道统论则代表了现代新儒学道统论的高峰。二者的相同之处可以概括为三种意识:均对儒家圣人传道的认同意识,均具有强烈的弘道意识,均视自己为接续儒家道统论之正宗的正统意识。二者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道统观方面、对待经典方面、心性关系方面和工夫论方面。客观把握和认识二者之异同,对于研究者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试论现代新儒家的中体西用思想

以文化哲学的性质为根据,可以把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分为若干学派。而关于现代新儒家是否属于中体西用派,历来聚诉纷纭,莫衷一是。试图透过对现代新儒家之文化哲学的梳理与廓清,从道统论、中体优于西体、精神高于物质、西学中源说四个方面来阐述其中体西用思想。     

论宋初“三先生”对理学的开启作用

胡瑗、孙复和石介,学界史称宋初＂三先生＂,他们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思想家。＂三先生＂以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为捍卫儒家道统,对宋初泛滥的佛、道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倡儒学的真精神,展示了复兴儒学的决心和勇气,从而开启了以后影响中国封建社会长达700年之久的＂程朱＂理学。     

论永恒的生存困境下的精神处境——《日瓦戈医生》悲剧性的尼采式解读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是一部解读人类生存困境与精神处境的经典之作。主人公尤里和拉拉在面对个人化的生存困境时分别表现了尼采所定义的酒神与日神本质,而他们的困境也诠释了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的根源。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结合是主人公们面对困境时的典型精神处境,也是人类在困境面前作出的必然性选择。     

儒家精神与当代主流价值的交融路径

千百年来,儒家的道统脉络与人文理念始终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弘扬主流价值必然绕不开儒家精神。新时代的儒学研究必须正视现实,积极探寻与主流价值的交融路径。通过分析儒家哲学"天道"与马克思哲学"物质"之间的内在牵连,呈现儒家精神与主流价值之间一种超越即事实的交融之途。     

王船山道统论与张伯行道统论之简要比较

明清时期,护道统思潮盛行。为了排斥佛老异端,维护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学者们建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王船山奉张载为正学,批判地吸收了各派思想,批驳了佛教的“空”、道家的“无”,以发展的理论观捍卫儒家道统。张伯行奉程朱理学为正统,提出了一个自伏羲至朱熹的完整的道统谱系,还整理了闽学和伊洛     

荀子的“先王”“后王”说与辩证道统观

荀子的政治理论既主张＂法后王＂,又坚持＂法先王＂,两者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却体现了荀子＂先王＂＂后王＂一以贯之,既坚持前代传统,又与时俱进的辨证道统观。这种辨证道统观是荀子在割断了＂天道＂对＂人道＂的神秘制约关系之后,对儒家政治学说以＂道统＂制约君权做出的一种理论安排。     

论儒家思想中道统论的历史演进

梳理中国的儒家道统思想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道统思想萌芽于《论语》,始于韩愈,成于程朱。直到近现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立派别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标志了儒学道统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中华道统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经历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基本理论和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