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典戏剧中梦的表现及其意义

在古典戏剧中，梦扮演着两种角色，其功能分别是预言指示作用和补偿作用，它们在时空转换、情节推进方面有着巨大作用和差别，相应地带给我们的审美意义也不尽相同。同时，从大的框架下审视梦的符号意义，这些符号使我们对古典戏剧的欣赏模式呈现出一种“石膏模型”式的特点。     

田纳西·威廉姆斯戏剧中的色彩符号世界

戏剧符号学理论是从符号学角度对戏剧文本进行研究分析的一种方法。色彩作为一种符号对解读戏剧文本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利用戏剧符号学的理论对田纳西·威廉姆斯最具有代表性的五部戏剧内的色彩符号进行量化分析,对于探索各种色彩符码的象征含义,分析它们在文本中的功能,并进一步挖掘它们所包涵的主题意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西方小说文本意义的实现

现代西方小说文本意义的实现取决于虚构事物自身的完整性,而不像古典时代的,小说意义倾向外在于文本之外的现实。小说的文本意义系统,是各个意义成分复杂搭配的结果,这意味着一部小说的虚构性意义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文本系统内,各种意义符号和成分密集在一个结构上,不能改变其中任何一个成分,否则就毁坏了文本意义。同样的意义成分可以在不同的小说中发挥不同的意义构成作用。在文本的组织作用下,一部叙事作品多种多样的意义结合层次和可能,抵销了意义本身构成的复杂性。一种现存的意义从来不存在于虚构文本中,虚构小说作为一种符号,我们不能从中得出任何严格、固定、实在的含义,通常意义符号出现于其中的小说虚构情境,帮助我们决定意义符号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小说本文的原初意义与衍生意义由于具有共同的形式特征、享有共同的文本而获得统一。     

符号建筑的沉淀与回响——明孝陵传统文化内涵与现代生态价值思考

明孝陵是古代帝王陵寝的典范代表。千百年来．它不仅传承了古代灿烂的哲学精神、思维模式及王权意识,具有了传统古典文化的图腾符号之关,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作用下．它又一次实现了华丽而低调的转型,成功地在传承古代文明的同时,又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意义．散发出自然与人文生态的气息,是现代和谐符号的代表。总而言之,作为图腾符号的典范之作,明孝陵在风水和建筑的古典意义上具有很强的研究价值：而作为现代和谐符号的表现,明孝陵则体现出与周边自然及人文环境的种种密切关系。如此。我们可以更好地从传统文化及现代生态意识两个角度．透彻地分析这一问题：作为符号建筑的一种．明孝陵是如何顺利地完成历史与时代转型与发展的。     

论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剧》中的表现主义意象

意象是表现主义戏剧中经常运用的艺术手段之一.在斯特林堡的戏剧中,各种别具特色的意象对丰富和深化主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意象--梦为契合点来分析斯特林堡<一出梦的戏剧>在内客与形式方面的艺术特色,探讨"梦"在此剧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人门更全面地领会解表现主义戏剧独特的艺术魅力.     

澎融与哀玄的不同表征——试析中日古典悲剧中的梦幻色彩

中国与日本在文化方面一衣带水,在戏剧艺术上更是渊源深厚。虽然两国古典戏剧拥有不少相似相依之处,但是,仔细分析中日古典戏剧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中日悲剧其实不尽相同,特别是在能剧的代表题材“梦幻能”之中更加呈现出“澎湃圆融与哀艳幽玄”的不同美学风格,展现了中日古典戏剧不同的悲剧美。     

古典戏剧艺术三题

中国古典戏剧是在散文、诗歌高度繁荣后才发展形成的一种文学体裁,因为有了诗歌创作丰富经验,所以古典戏剧艺术成就是非常巨大的,甚至可以说已臻极致,古典戏剧艺术主要表现在“主脑”,“关目”与“语辞”三个方面,这些成功艺术技巧不仅使我国古典戏剧达到辉煌的创作高峰,也为现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梦叙述与意义的传达

根据梦的隐意(the latent content)和梦的显意(the manifest content)的关系,梦叙述可分为幼稚的梦(儿童的梦和成年人的幼稚型的梦)和复杂的梦(成年人其它种类的梦)两种类型。这两种梦叙述的区分,就是传达性符号与非传达性符号的差异。     

双关与中国古典戏剧

对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双关现象进行了探索，并分析了双关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美学作用以及文化成因。     

中国古典戏剧与现代戏剧的舞美呈现——以《窦娥冤》《雷雨》为例

中国古典戏剧与现代戏剧是中国戏剧史上的重要类型,在两个不同源头的戏剧种类中,艺术家在舞美艺术上呈现了各具特色的舞美表达。以古典戏剧《窦娥冤》与现代戏剧《雷雨》为例,从审美角度对比二者舞美形式,透视出中国古典戏剧与现代戏剧在舞台美术上存在内在关联。     

鄂西南灯戏的源流及艺术特色

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灯戏是当地民间较早产生的戏曲剧种,根据有关资料和老艺人们的回忆,鄂西南灯戏是在改土归流后从原来的川东南地区传入的。鄂西南灯戏孕育在民间,生长在民间,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愿望,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鄂西南灯戏原始古朴,在声腔、行当、服装、道具、化妆等方面都很简单,很有地方特色;其艺术表演特色主要表现在群众性、娱乐性、灵活性几个方面。     

终身做戏剧的仆人——余上沅的戏剧道路及其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贡献

余上沅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戏剧,为中国现代戏剧的产生、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针对"五四""问题剧"只见问题不见戏剧的缺憾,余上沅极力强调戏剧的审美本质是艺术,戏剧应该艺术化地表现人生。在20世纪初期戏剧界对中国传统戏曲的一片否定声中,余上沅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辨析出传统戏曲"写意化"、"程式化"的审美特征,充分肯定"旧剧"的审美价值。余上沅首倡并积极推动"国剧运动",为建设中西戏剧艺术交融的现代民族剧做出了巨大努力。以国立剧专为舞台,余上沅倾心于戏剧教育事业,为现代戏剧的发展聚集、培养了大批人才。     

略论明清堂会演剧 的仪式特征

论文通过对明清堂会演剧的开场吉利戏及正戏演出的分析，认为堂会演剧具有仪式性戏剧的特点，堂会演剧的仪式特征正是驱邪纳福等民俗心理的反应。堂会演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种族生存与发展本能的文化需求，也体现出了古代戏曲演出方式与民族生存方式水乳交融的特点。     

中国古代话剧小品的演出模式

中国古代大多由优伶演出的优谏戏、滑稽戏、参军戏、戏弄戏乃至傀儡戏、宋杂剧、金院本等,主要是一些具有喜剧幽默感的话剧小品,它们多用文言对话和适当动作为表现方式,以玩笑、嘲弄、取闹来达到讽刺警戒之目的。这些话剧小品从内容到形式都过于简单,与真正意义上的话剧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即便其中有一些话剧因素,也只能说具备了话剧的雏形,而不宜以话剧视之。中国古代话剧小品的演出在本事、演员敷演故事、剧场、演出技巧或表现手法、最终以“笑”或“惊”结尾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套路模式．这种演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古代话剧小品向大型现代话剧的转型。     

从西方悲剧理论看《汉宫秋》的悲剧性

《汉宫秋》位列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是我国古代戏剧中的一部著名悲剧。但由于中西悲剧理论观念的不同,很多中国的悲剧在西方人的眼中并非悲剧。从悲剧题材与人物设置、悲剧的情感结构、悲剧的结局及悲剧的表达方式四方面来具体探讨《汉宫秋》的悲剧性,借以突出中国古典悲剧的民族特色。     

临猗地台戏起源于军队

临猗地台戏又称“故事戏”,是分布在山西临猗县吉家营村的一种传统的戏曲演出形式,其表演古朴,唱腔独特.临猗地台戏与古代军队有着密切的联系.文献资料中多有记载临猗县在明代实行军屯制度的史料,临猗县境内现存有许多以屯、营、堡命名的村庄,而且吉家营村所演出的剧目多是表现古代军队的战争戏.     

中国古代意象的发生和表现及其理论构成意义

中国古代意象论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理论的基本范畴。意象的发生过程呈现出三个阶段: “意”与“象”分述的孕育期; 刘勰“意象”论的萌发期; 历代文论家阐发“意象”并使其理论化的发展期。“意象”一方面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另一方面其理论在“意”与“象”、“形”与“神”、“意”与“境”等二元互动关系中构成, 赋予其文论内涵及其审美理论的意义。     

元杂剧《破窑记》与明传奇《彩楼记》之比较

元杂剧与明传奇,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史上的两大高峰,在戏曲史和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戏剧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实甫的《破窑记》杂剧和明代无名氏《彩楼记》传奇是元杂剧和明传奇兴盛时期的两部同题材戏曲作品,这两部剧作从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原因与剧作家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狂鼓史》中三段俗曲“乌悲词”

《狂鼓史》中被誉为“神来之笔”的“乌悲词”可以说是“曼倩诙谐不是耍”的重要表现。《狂鼓史》中三段“乌悲词”,其“曼倩诙谐”是表,其“不是耍”的真意是里。通过对“乌悲词”在戏剧结构、情节内容和思想内涵上的作用,展现出徐渭在戏曲创作上的独具匠心。     

中国古典戏曲中英雄悲剧的内在形态和审美特征

我国古代的戏论和曲论中未提及过"悲剧"一词,但存在着大量被戏论家称作"悲愤激烈"[1]、"惨绝悲极"[1]的戏曲创作,这些"惨杀"、"苦情"戏已具备了明显的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中国戏曲中的"忠义惨剧"(英雄悲剧)最接近西方古典悲剧的概念与内涵,笔者试图从题材、角色、结构、冲突等各方面分析我国英雄悲剧的内在形态与精神实质,确立中国古典英雄悲剧独特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