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碑-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重要渊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清一代,商人们积极地建立公所、会馆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行规的制定需要得到全体商人的同意并向官府申请,而官府以自愿原则作为审查的标准。立碑则是这一过程的最终表现形式。     

论唐代工商业者的“行”——以长安西市为中心

以长安西市这一当时最大的国内贸易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为例,在唐代工商业中已经出现了许多的"行".这些"行"不仅是日益增多的同业商店的名称,有的实际上已逐渐演变成了同行业的联合组织--行会,并开始具有了宋以后行会的基本特征.处于萌芽状态的唐代工商业行会,是唐代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工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     

近代工商社团的经济管理功能及其现实意义

从唐代至清代,工商社团以行会组织为主。辛亥革命后,行会组织向商会及同业公会转变。中国工商社团从一开始就执行着行规的制定和维护、商事仲裁、为会员企业服务、参与解决全局性的经济问题等经济管理功能。近代工商社团为当今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借鉴。     

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

中国近代行会制度完全为同业公会制度所取代经历了约90余年时间。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经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行会不断受到冲击与挑战,资本主义关系的成长与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对行业组织提出了新的制度要求,传统行会开始了内在性变迁,组织缓慢趋新,功能逐渐转变,形成一种较有利于行业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但是这种内在性的变迁在行业上与地区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同时,要使这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权威性,还必须得到国家的法律支持,使其成为一种正式制度安排。晚清至民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及其配套措施,提供了行会变迁的制度供给系统,加之商会的推波助澜、西方同业公会的示范效应,从外部促成行会的最终转型。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     

试比较中英行会的组织形式--兼论中国行会的特点

英国行会曾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改变自身的组织形式,大致经历了商人行会、手工业行会和公会三个发展阶段.中国行会虽然与英国行会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但受制于中国封建城市社会经济大环境,自身的特点亦十分明显.中国行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组织形式方面,首先,中国行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英国商人行会和公会的形式,手工业行会是其唯一的组织形式;其次,部分中国行会明显带有同乡会的性质,具有经济职能的工商业会馆便是这类行会组织的典型代表.     

妇女在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中的作用与地位

中世纪西欧城市妇女通过对各行各业的参与 ,无论在家庭作坊还是行会中 ,都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妇女的劳动与贡献。但一些行会把妇女排斥于专业工匠之外 ,制定了限制妇女的行规 ,使得妇女在中世纪西欧城市工商业中所起的作用与她们应得的地位相悖离。     

中世纪大学的教师薪俸制

本文主要考察中世纪大学教师薪俸制度的演变.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作为学术性行会的中世纪大学形成了诸多富有创新意义的制度,教师薪俸制度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制度影响了大学的历史发展,并成为后世现代大学制度的组织基础和精神源泉.     

略论宋代城市工商业行会的形成

尽管"行"的名称在隋唐时期早已有之,但其含义只是行业,而不是行会.行会的各种职能在宋代以前完全由政府一手包办,行会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坊市制度的破坏是行会产生的必要前提.宋代城市工商业行业、从业人员的骤增,使得政府已不可能直接干预和监督商品的生产与流通,为了便于管理,有必要让工商业者按照其所属行业组织起来;工商业者为了应付官府的科索,祗应官差,保护本行业同行的利益以及保证商业信誉和保证市场等,也需要组织起来.这双方面的需求,促成了宋代行会的产生和发展.     

英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概况

一、英国早期的职业培训英国职业培训始于中世纪的行会(Guidls)制度。当时的行会负责徒工培训,同时制定考取每门行业的规定。这一制度从12世纪一直延用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到1563年通过技工章程为止。至今行会控制手工行业的情况依然存在,例如伦敦的几个主要行会于1878年成立了伦敦行会学院(City and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e)、黄金     

襄樊三义庙及碑刻考

襄樊三义庙是一个行业性神权崇拜场所,同时也是带有业缘性质的工商行会,其所存碑刻对解读清代屠行行业行规、牙行制度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学者行会的成员资格——中世纪大学教师录用的历史考察

中世纪大学具有浓厚的行会色彩,因此,作为学者行会的中世纪大学在其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上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在中世纪,获得学位既是对申请者学术经历和学术能力的标识和认可,更是申请者获得学者行会的成员资格、进而开张授业的必备条件。学位的申请和获得有着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并伴随着隆重的仪式。     

从清代行会到民国同业公会行规的变化:以习惯法的视角

从清代到民国,工商同业组织经历了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变化,其行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在对行规的议定审核,及其内容、执行方式、对国家法律的补充作用、法律效力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清代由于国家商事法规的缺失,以行规为主的商事习惯法占据主要地位;进入民国,随着近代商事法规逐步完善,行规作为习惯法虽仍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力量呈减弱趋势,政府在给予其支持的同时,加强了对其管理和约束。     

试析欧洲中世纪行会学徒制

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行会学徒制是一种独特的职业学习制度,它以传承手工艺技术、培养熟练的手工业者为基本宗旨,是学徒制教育制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随着契约成为师徒关系确立的依据以及行会对学徒制的管理,师傅对学徒的招收、培养不仅是个人的私事,更成为行会、整个手工业甚至城市的公事。行会学徒制以契约关系为纽带,构成师傅、学徒、帮工三级晋升制度,采用小作坊中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模式,重视实践,重视言传身教。各行会对学徒制度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对学徒制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大运河对扬州工商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大运河是一项可同万里长城相媲美的伟大工程,发端于春秋时期吴国所开凿之邗沟。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内河航运十分发达。明清时期,在“南粮北运”格局基本确立、支盐制度完善与东南新城建立的背景下,依托大运河漕运与盐政,扬州工商业经济迅猛发展,各地商帮与行会聚集于此,并呈现出沿运河分布的特点。商帮为维护并拓展自身利益,通过置办田宅、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设立会馆等形成集聚效应,城市经济分布格局发生变化,手工业行会依托新城主干道发展壮大。清末,随着铁路与公路等新兴运输方式对河运的取代、黄河改道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严重破坏,古老的大运河走向衰落,扬州传统工商业经济瓦解。如今,大运河已被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更应从大运河变迁与扬州兴衰的历史中充分汲取经验教训,促进其文化价值挖掘与活态保护传承。     

中国的行会制度及其未能孕育职业教育的原因

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技艺自由",职业教育的出现标志着技艺阶级争夺教育权的胜利.在西欧,行会制度及其职业伦理是职业教育孕育的土壤.在中国皇权专制制度与地主制经济模式中,行会组织具有官营性和宗族性特征.中国行会的职业伦理是皇权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官本教育"和"宗亲教育",它与皇权专制统治与儒家宗族制文化传统在一种"闭循环系统"中不断调和、相得益彰.这种教育权利上的"弹性行为"造就了中国行会制度在生存上的顽固性,技艺阶级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力量,其教育也必悄然地消融于皇权教育中.     

清代书法基础教育思想初探

清代的科举考试要求士子们写出合乎规范的"馆阁体"书法。这种规定直接影响了清代书法基础教育,使书法教学的技术层面和观念层面都有较为规范严格的标准。大量的清代书法论著涉及书法教育的内容,整理这些书论并加以分析归纳,可以发现清代书法基础教育的基本方法和普遍观念。这些方法和观念,对当下的书法教育,尤其是书法启蒙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制度的逻辑演绎、成效检视与未来展望

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制度,是我国法治教育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从2002年正式提出至今,伴随法治体系的建设与规范、法治行动的落实与加强、法治效力的提升与完善,呈现出强调制度结构化、关注制度执行力、彰显制度务实性的演绎逻辑。尽管目前已搭建了制度建设的基础性框架、部署了组织治理的保障性结构、取得了个体规约的阶段性效果,但亦面临制度建设理论研究广度与深度欠缺、组织治理协同机制力度与强度欠佳、个体规约实践探索精度与准度欠优等现实问题。未来,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思路,从强化理论研究、优化治理结构与深化实践探索三方面出发,缮校制度建设的设计框架,健全组织执行的协同机制,增进个体规约的制度效能。     

略论清代泉台郊商

福建泉州与台湾（以下简称＂泉台＂）一水之隔,两地很早就有经贸往来。清领台湾后,在泉台贸易中出现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行会性商业组织——郊行,经营郊行的商人称为＂郊商＂。本文在论述泉台郊商的形成、发展及特点基础上,肯定了其在促进清代泉台两地商贸交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及协助政府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论秦代工商业的历史性进步

在我国古代的工商业结构、制度、政策中,秦承上启下,具有典型意义。但从汉代以来到如今,学者们多以“抑末”二字概括秦国秦代的工商业政策及其管理制度,这当然是一方面,不过人们很少注意到另一更为重要的方面:随着整个时代和秦社会的进步,秦官、私工商业结构发生了质变,并由此导致了新的工商业制度和政策。这些巨大的变化及其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与商周(本文指西周)时期相比,都具有历史性的进步。     

中世纪行会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孕育

中世纪行会制度的"师徒制训练模式"孕育了职业教育,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行会制度符合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由于这个时期的学校是教会的附庸,行会成员的努力方向是获得贵族身份,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培养商人和手工业者子弟的"行会学校"。如今,许多企业和学校兴起的"现代师徒制"与行会制度的"师徒制训练模式"不同,倘若混淆,就会陷入职业教育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