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语方言分区理论的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随着方言调查材料的日益丰富，汉语方言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分区理论的研究也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特别是汉语方言分区的原则、依据以及对汉语方言区域的具体划分这两方面的研究有了较多的突破。     

汉语方言岛研究评述——兼议浙北地区的汉语方言岛

汉语方言岛的研究始于20世纪四十年代,从研究的分期、研究的成果两个角度对汉语方言岛的研究进行评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浙北地区汉语方言岛研究的思路。     

大连普兰店方言正反问研究

汉语方言正反问由于在形式变化上具有多样性,一直以来都是方言疑问范畴研究的重点。通过田野调查对大连普兰店方言正反问的语料进行搜集整理,发现普兰店正反问主要用“V-Neg-VP”形式,但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演变又产生了一些变式,如紧缩式、缩音式等等。这些正反形式在句法方面主要作谓语、状语和补语,在疑问功能方面较为丰富,包括求证揣测、质问训斥等多种用法。     

近二十年来的汉语方言研究

汉语方言研究是语言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的方言研究跨入新世纪,开启新章程,是汉语方言研究史上的又一重要时期。从近二十年汉语方言研究的分类情况,这一时期方言研究的新发展,这一时期方言研究存在的问题等三个方面来评述近二十年汉语方言研究的现状,并以此推测未来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方向。     

词形构造、语素库藏与语义关联:汉语方言疑问代词编码方式的类型学研究a

本文基于特定的取样原则,得到63种汉语方言的样本材料,在此基础上考察了汉语方言疑问代词的构词特点、疑问语素库藏及本体成分的语义关联度。首先,文章发现汉语方言疑问代词的构词方式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八小类;其次,在词形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汉语方言疑问语素库藏最少有3个,最多有7个,同时存在北多南少的地理分布特点;最后,文章考察了不同本体意义的语义关联度,并得到三对必然关联对:处所-选择、事物-类别、数量-程度。     

新疆汉语方言研究综述

新疆汉语方言的研究相对于全国来说是比较晚的,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过大量学者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进一步加强新疆汉语方言的研究,对于新疆的普通话推广和汉语规范化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赤峰汉语方言研究述评

自20世纪50年代全国开展汉语方言普查以来,赤峰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张清常、邢向东、李荣、林焘、张志敏、贺巍、李敬尧、张万有、张世方、钱曾怡以及王素珍、顾会田、吴文杰、李文、张红民、王利民、王艳利、郑贵友等诸位先生的调研成果涉及赤峰汉语方言声韵调的归纳、词汇语法的研究、八里罕方言岛及其三调方言的讨论等等,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评述,对进一步保护、研究赤峰汉语方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21世纪以来阜阳方言研究的新进展

21世纪以来,阜阳方言研究从单一研究到综合研究、从点的研究到面的研究,取得不错的成绩。为了更好地促进阜阳方言研究的深入开展,对阜阳方言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回顾势在必行。本文采用统计法与文献分析法,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阜阳方言研究情况进行综合梳理,以期能够为从事阜阳方言研究的学者们提供参考。     

甘肃方言几类实词中存在的一些语法现象

以普通话为参照，甘肃方言有几类实词如代词、形容词、动词中的一些语法现象很有特色。其中，武山、甘谷一带方言中的疑问代词“阿谁”很可能是从古藏缅语族的语言里借来，并作为藏缅语的底层一直被保留下来的。此外，甘肃方言代词和动词的一些语法现象还为当前汉语有没有“格”和“体”的语法范畴的讨论提供了一些材料。     

论疑问标记的语序类型与句法位置

语序研究是语言类型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聚焦疑问标记的语序,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及跨语言对比法探讨疑问标记以整句作为参照时所处的相对句法位置,进而揭示汉语普通话及部分汉语方言在疑问标记语序上所呈现的类型学特点。通过跨语言对比发现：有些语言当中没有疑问标记,也不存在疑问标记的语序问题,如英语、斯瓦希里语等;有些语言当中存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疑问标记,如日语、阿美语、乌尔都语等;疑问标记的句法位置可以分为句尾型、句中型和句首型三类;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来考察,汉语的疑问标记包括两种语序类型,一为普通话的句尾型,二为苏州话、昭通话等的句中型,暂时没有发现句首型的实例。句中型语序类型的发掘,是语言类型学在汉语研究当中的具体运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     

试论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把握苏轼的文学创作历程及其文学地位,不能不推究北宋党争对其的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北宋朋党之争,对苏轼的政治生命和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一方面具有党争双方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体性格,即"危言危行、独立不倚、不为苟生、有益于世"的主体性格。正是北宋党争中苏轼的这一独特的主体性格造就了苏轼的文学业绩。     

民国初年开封报业考略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被袁世凯吞食。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残暴的专制统治,民怨四起,国内“反袁”的呼声此起彼伏。开封报业走到了河南“反袁”队伍的最前列,相继出现的《大中民报》、《自由报》、《开封民立报》等,与袁氏集团的河南反动势力展开了顽强抗争。与此同时,《河声日报》、《时事豫报》等却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为袁氏的专制复辟摇旗呐喊。1913年7月,袁世凯宣布国民党为非法政党,国民党报刊和其它进步报刊均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破坏,史称“癸丑报灾”。自此,袁氏集团把持河南数年,开封少有报刊出版。     

论查为仁孤高愁苦的诗心

查为仁是雍乾时期著名的文化人,主持水西庄,风雅唱和二十余年。时人也多因此将之视为“附庸风雅”者。然细考其一生心迹,我们仍可探得其风流闲适表象之下孤高愁苦的灵魂。究其原因主要是家族及师友的诗文化熏沐以及早年科场失意的经历养成了其执着孤介的性格,并形成孤高愁苦的诗心,从而表现出与盛世社会相疏离的诗歌形态。正是这种文化人格与诗歌心态使得查为仁得到当时一大批下层文人的认同,并以此主持沽上诗坛,形成了濡沫相依的水西庄文人群体。     

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性别优越感批判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西方文学理论领域关注的焦点。弗洛伊德对女性身份的界定,对＂阳具羡慕＂的提出,对女性疯狂的解读,对女性气质的概括无不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男性学者挥之不去的性别优越感。然而,弗洛伊德的学说瑕不掩瑜。批判他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使他的思想发挥更积极正面的作用。     

难以自得的逍遥——陶渊明的矛盾思想探源

陶渊明是古代隐逸诗人的代表,但他的内心世界却是时时伴随着矛盾冲突的。形成他矛盾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深刻影响到他的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的冲突以及它们自身体系的缺陷,它不但为陶渊明,也为无数后世文人制造了无可逃避的精神陷阱。     

钟嵘《诗品》鲍照条疏证

钟嵘《诗品》把鲍照列于中品,钟嵘认为鲍照有张协、张华的长处,又有胜于谢混和颜延之的优异之处,“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这种评价是允当的。钟嵘还看到因为鲍照地位低下,因而“取湮当代”,这也是正确的。但他认为鲍照的诗歌“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险俗”,这种评价就有些限于评价者的个人标准和当时的时代环境。而从整个诗歌发展史来看,这种评价就过于片面。     

论学习型党组织的构建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适应时代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战略任务。而学习型政党的构建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学习论,借鉴西方学习型组织理论,还要提升党员干部的学习力,构建坚强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力的提升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业务学习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学习型坚强基层党组织的构建则取决于如何处理个人学习与团队学习、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人与事、人与工作等关系。没有组织成员学习力的提升,就不会有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构建,而没有子系统基层党组织的学习机制、学习氛围的形成,也不会有学习型政党的形成和发展。提升党员干部学习力是构建学习型基层党组织的最基本的要素,构建坚强基层党组织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最重要的基础。     

试析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期间的转变

黎元洪是武昌起义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武昌期间,他逐步完成了由一个封建旧军官向革命党人的转变。起义前,一方面,黎元洪的身份和个人利益决定了他的态度是要反对革命;另一方面由于他接受过新思想,对革命有种自然的同情。起义中,黎元洪对革命毫无信心,他害怕革命一旦失败,自己将会成为罪魁祸首,因此他拒不担当都督一职。而武昌起义以后,鉴于形势向着革命的方向好转,黎元洪对革命的信心增强,决心投身革命,向革命党人转变。     

穆木天文学起点与日本因素

穆木天早期留日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极具代表性。日本留学生涯使穆木天由立志工业救国,转而走向文学,沉溺于象征主义,继而写作了被称为中国象征主义宣言书的《谭诗》,期间他的创作激情也得以激发,出版了诗集《旅心》。日本成为穆木天文学的起点,这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穆木天以后的文学轨迹。     

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他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杜甫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诗篇,然而他也创作了一些闲适诗,其中有五首提及鹅。杜甫的咏鹅诗以诗人自身为吟咏对象的显现场所。这一现象启迪我们去追问杜甫咏鹅诗的本质,这些作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对真理的关系。海德格尔关于作品与真理关系的论述,为我们认识杜甫的咏鹅诗,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从杜甫的咏鹅诗出发,我们可以进而更好地把握杜甫民生诗篇的本质,因而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关注。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生存的境况均有关系。作为唐朝国教之一的基督宗教对杜甫有着潜移作用,以至于他无须变更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接纳了基督精神。杜甫长期面临的生存压力使得他的思维异常地敏感,以至于在基督精神的推动下他关注到了自身、周边生存物以及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个体。杜甫诗歌这一基本品格使得杜诗具有恒久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杜诗的认识价值使人们认为它值得一读且百读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