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论文学与革命

周作人关于学与革命关系的论述与其他新学先驱有所不同,他所走的仍是“自己的园地”这一路子,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的这种认识具有特殊的意义。     

新文学的渊源：论周作人的文学史观

本对周作人“二元对峙”的学史观作了具体的分析,对历来围绕这个学史观的讨论作了疏理和澄清,在此基础上,本还重点探讨了周作人与同时期的化激进主义所不同的对新学运动的理解。     

周作人的民间立场及其对新文学的建构

清末民初以来,民间文学被知识分子当作文化改良和文学变革的资源。周作人以民俗学方法入手,对民间文学有着独特的认知与论述。本文通过考察五四后周作人民众认同的转移及其对各种民众文学形态的评判,考察他的民间立场与新文学建构的关系,并由此呈现其身份认同的独特性和思想心态的复杂性。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

《晨报副刊》与周作人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过的文章可分为为新文学运动摇旗呐喊的文艺批评、谈天说地的小品散文以及对国外作家作品的翻译介绍三大类。周作人与《晨报副刊》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论周作人早期文学观

本文评述了周作人早期以“人”为核心的文学观，周作人的文学观是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他揭示了文学与人，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使新文学与封建旧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划清了界线，并明确提出了“思想革命”的要求，为新文学扫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周作人“五四”时期文学观的基督教影响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颇有影响的新文学理论家。他在倡导“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理论主张、译介外国文学,评论作家作品,以及从事新诗和小品散文创作的同时,也向新文坛评介了大量耶稣、基督和《圣书》(即《圣经》,《新旧约全书》),以及基督教的博爱、人道、平等、同情等宗教意识。这些同他接受的西欧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学说、近代民主主义思想一起,形成他“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的基本思想材料。研究他接受基督教影响的方式和思想特点,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他当时多方面的文学活动,而且对了解基督教与五四文学的关系也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周作人对20世纪中国散文创作的贡献

周作人颇具现代性的散文创作是其文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对20世纪现代中国散文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及理性启蒙。张扬"言志"派的个性文学创作倾向,强调文艺创作应持守"清醒的理性精神"来呈示人生之"现实感",重申文艺创作应是"为人生"而非"为艺术"。对周作人于20世纪的散文创作中对现代中国文学的贡献作一深入的考论与透视,显得尤为必要。     

新评周作人的“蔷薇梦”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在中国系统介绍和宣传新村主义的代表。新村主义所宣扬的田园诗般的美好生活对当时渴望改变混乱时局的国人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吸引了许多五四时代的进步青年,使得新村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在五四后的     

周作人与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思潮

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思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周作人作为第一个把新村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人,他在新村主义的传播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村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构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新村主义的破产更加使他们追求真理,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并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五四时期胡适与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比较

胡适与周作人都是五四时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奠定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的领军人物,从文学思想方面对五四时期的胡适和周作人进行比较,从文艺观、创作观和翻译观细致地探讨二人的思想异同及相互映照的关系,展现他们对五四新风气的开创性贡献。     

论周作人“五四”时期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的学革命理论是学呼唤自由的一个先声。而周作人提出的“人的学”观点，确定了新学发展的大方向。他认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是新学的哲学基础，倡导平民学和贵族学的融合，指出以人生始、以艺术终应该是学的发展规律。     

“五四”前后周作人与李大钊往来考——以《周作人日记》为中心

《周作人日记》有许多关于李大钊的记录。在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牺牲之前,周作人在日记中一共记录了45条与李大钊有关的内容,其中,1919年22条,1920年18条,1921年3条,1922年2条。1923-1927年无相关记录,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日记》中再次出现关于李大钊的记录。从以上统计中可以看出,李大钊与周作人的交往时间只维持了短短的4年,交往频次呈递减趋势,而且后两年交往次数更是断崖式下跌,以至最终断了往来。"五四"前后周作人与李大钊这段人生轨迹的短暂交集,可以用北大同事、新文化运动健将、新村运动的同志三个方面来概括。     

解读周作人（上）

人们说，“如其人”，这是确实的：真诚的作把自己的生命都投入他的作品里了。何况周作人又告诉我们，他的写作无非是“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何况周作人的笔下，还创造了如此美好的“意境”——“如在江村小屋，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周作人“顽石”笔名考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部分作家都用过笔名，更有很多人拥有不止一个笔名。这给现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很多问题，往往一篇署有很陌生的作者名字的作品，其实却是属于某位著名作家。也有时候，一个大家看起来都很熟悉的名字，其实不过是另一个人偶然使用了与那个名作家的笔名甚至本名相同的名字。当然，要确定某个名字事实上是哪位作家的笔名，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如果作家本人还在世，也许还可以请其通过回忆帮助核实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是作家本人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用过某个笔名。如果是那些已经逝去的作者，研究者往往更要查找很多资料才能证明某个名字属于某位作家。     

关于“周作人史料“的争议问题

《文教资料》曾在１９８６年第４期、１９８７年第：期刊出了关于现代著名作家周作人的史料,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团结报》《山西政协报》等报刊先后发表文章,对历史事实作了补充说明和辨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也召开了研讨会,围绕着周作人出任伪职等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 近年来,关于周作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已在各报刊和书籍中陆续披露,人们对于周作人的了解更趋于完整了。为了有利于促进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在本期组发了《关于“周作人史料”的争议问题》等四篇资料。《关于“周作人史料”的争议问题》一文,是１９８７年任上海电影总公司导演室党支部书记的葛鑫同志写给《文教资料》原主编赵国璋同志的。文章对当时沈鹏年、杨克林两同志所发表的“关于周作人问题的调查记录”作了必要的情况介绍和说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作人问题”的争议起因和争论过程。 时隔十四年,当人们对于作为文学家和鲁迅二弟的周作人有了更多认识的今天,我有１又一次整理刊市周作人的资料,是希望能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多种视角的、有参考价值的研究资料,以推进对周作人思想和创作研究的深入,这正是我们的初衷和出发点。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和研究者提出批评、建议。     

周作人五四时期文学观念简论

本文认为：个人──人类的同一、“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合致,是周作人五四时期伦理思想与文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共同特征,前人研究周氏多强调其五四时期倡言“人生派文学”所包含的利他主义伦理倾向是对周的误解。     

论“五四”时期对现代精神个体的话语建构——以周作人为例

“五四”文化留下的丰厚遗产之一就是对现代人格的话语建构。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解构传统的家庭伦理,对父母与子女关系、男女两性关系和女性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剖析,将精神个体从被家庭和社会压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从而产生独立自主的现代型人格。同时,周作人等人还建构了现代型人格所必备的平等、自由、灵肉合一等精神内涵。周作人在这些思考中展现出的文化理路和思维特征成为“五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时期周作人散文“凌厉浮躁”风格形成的社会原因

在"五四"这个特殊的时期周作人形成了独特的散文创作风格——凌厉浮躁。"凌厉浮躁"和他后期风格截然不同,这和"五四"时期这个大的社会环境关系密切,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导致其散文作品中表现着一种"凌厉浮躁"的风格。     

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转变内在理路探析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民族危难的时刻,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政治局面混乱动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相互交替,人们的思想随着时代潮流的巨变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面临祖国的困境,涌现出了许多文人志士,他们引进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企图在意识上唤醒麻木的中国人民,提倡自由与解放,反抗外国列强的侵略,扛起救国救民的大旗。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周作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之一,是五四新文学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文学作品及其思想代表了当时文学思想界的政治立场,他对中国当时的社会局面不断探索,写出了许多启蒙中国人思想的优秀文学作品,肩负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使命,是中国五四时期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本文主要探讨和分析五四时期周作人思想转变的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