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

和谐或社会和谐是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公正即和谐，和谐须公正”是西方伦理文化的一个经典命题；“贵公正，促和谐”，“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是公平正义”，这些是中、西方两种伦理文化的共同启示。闺此，为了创设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首先要夯实公平正义的道德基础。这就要深入开展公正教育、公仆教育和公民教育，促进落实当代中国社会公正原则，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培育一代又一代充满公平正义的和谐精神、人格健全的现代公民。     

约制与规化:西方社会治理中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起源于西方社会治理实践,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和整体改变而产生流变.公民教育在古典城邦治理中体现为公民德性教育,在神学统治时代社会治理中体现为宗教信仰教育,近代西方社会形态转变中确立了公民教育法治主义传统,在现当代社会治理中走向繁荣.公民教育切合西方社会治理注重法治精神、规则意识和多元治理的特点,在制度约制和规则教化两方面为社会治理提供支撑.公民教育在西方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为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提供了很好的镜鉴.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成果,但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培养公民的主要渠道,可以成为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     

价值与模式：历史视野中的我国公民教育及其展望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和公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即使当前的公民教育研究看上去与“公民社会”理论的话语体系相对应,中国公民教育的建构也远非如此简单。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所依托的,不仅是中国当下正在建构的“公民社会”蓝图,还有百年以来中国纵横交织的现代化历史,以及东西方学术冲突融合的积淀,这些因素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公民教育构建的价值和模式。只有明晰当前我国公民教育各种理念的历史来源及其合理性,公民教育的展开才能具备现实性和有效性。     

“行动者”的缺席：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理路的反思

公民社会是西方经验反复印证了的规避“国家主义”风险的有效公共领域,其卓越的实践功能自然地吸引了以探寻社会良性运行为旨趣的大批中国学者的关注。在认定公民社会是个“好东西”的价值预设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了对中国公民社会问题的诸多研究。但由于在概念理解中隐没了“公民”的存在,在对“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必需”的问题上遗忘了其对中国公民主体性觉醒的意义所在,致使在解答“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时,只能单纯围绕“自上而下的建构”还是“自下而上的演进”进行学理性的剖析,却无法在具体实践中给以足够有力的指导。究其原因在于研究过程中“行动者”的缺席,即缺乏对“行动者”及其“行动逻辑”的凝视与关切。引入“公民行动者”的分析范畴,就是以对公民社会构成主体“行动”的关切冲破“国家——社会”固化分析框架的藩篱,并以行动后果可能存在的意外性和偶然性修正有关公民社会的乌托邦预设,同时通过对中国人和西方人行动逻辑的比较检视公民社会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对中国社会的意义,从而对中国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答。     

西方现代公民意识对我国的借鉴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十分成熟的现代化公民社会.这些国家十分注重培养公民意识,具体做法主要有: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公民教育与宗教活动相结合;公民课的教学与其他课程相结合.西方国家培养公民意识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然而,我国对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有四方面的启示:我国现代公民意识培育的涵摄;培育公民意识的核心理念是“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育公民意识的基本保证是“人民当家作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意识培育体系.     

公民教育：甸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深切呼唤

近年以来,“公民教育”的话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浓厚兴趣。本文仅从中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这一线索出发,探寻当今我国提出“公民教育”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必然性：同时,作者还希望辨明：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无数健全自律的公民,进而建设一个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是当今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公民教育: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深切呼唤

近年以来 ,“公民教育”的话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浓厚兴趣。本文仅从中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变这一线索出发 ,探寻当今我国提出“公民教育”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必然性 ;同时 ,作者还希望辨明 :通过“公民教育”培养无数健全自律的公民 ,进而建设一个健全自律的“公民社会”,是当今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学校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     

学校公民教育:塑造公民道德的必修课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已开始由“礼俗型社会”逐步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型。现代公民社会的道德教育,应关注青少年公民教育。 现代公民教育源于近代的西方,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是伴随着公民地位的确立和解释、宣传宪法中关于公民义务等的规定而派生出来的。《辞海》中指出,“公民是指具有本国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法国     

公民教育：现代语境中的本土化建构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语境中的“公民教育”进入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视域,并逐渐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将“公民教育”纳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由此,在公民教育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回应三个问题：一是近代以来公民教育经历了怎样的探索过程？二是公民教育如何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向前推进？三是在现代语境中如何建构公民教育的概念体系？     

从物理到政理的社会学思想与严复对近代社会的解析

晚清社会文化秩序上的失范,促使近代学人从价值理念的角度深层次地探讨中国贫弱、西方富强的原因以及如何拉近中国与西方先进文明的距离。严复的社会学思想在学理上深受斯宾塞等人的影响。他坚持社会进化论,主张社会有机体论。严复社会学思想有其应用理论形态,即“从物理到政理”及“国民素质论”,并用于解析中国近代社会,有实践品格。时代变迁的急速导致严复未能很好地消化而直接将西方社会学思想用于解析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中国语境下三组公民对应概念的梳理与转换

中国公民社会与公民教育问题的研究,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代中国、“臣民”、“国民”、“人民”与“公民”四种社会身份或观念并存,并形成三组对应概念:臣民-公民、国民-公民、人民-公民。梳理三组公民对应概念内在的内涵冲突,并根据当代社会特点,实现概念内涵的现代转换与建构,对于公民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探索。     

和谐社会的公民意识及其培育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公民社会也随之兴起。公民社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应当以公民社会为其社会基础,需要塑造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公民。中国现阶段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但总体上还有待成长和完善。公民意识的培育,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程,需要从建构公民教育的社会环境、发展学校公民教育、拓展公民教育的形式等方面着手。     

清末社会救济观念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的变化

晚清时期,在西方社会工作及其价值理念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的社会救济观念经历了一场变革.伴随着近代“西风东渐”的进程,西方的社会救济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从“重养轻教”到“教养并重”是清末社会救济观念的重大变化,而正是“教”功能的加强,推动了我国传统慈善事业向近代性质的转化.     

沿革与流变:从古代社会教化到近代民众教育

民众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从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的重要标志。中国古代教育素有“教民”传统，重视社会教化是传统教育的特有功能，与近代民众教育既有本质性的区别，又有自然的内在联系。系统梳理从古代社会教化到近代民众教育转变的历程，了解古代不同阶段社会教化的状况和近代民众教育发展的基本类型，从施教目的、制度、内容、方式和效果入手，揭示出“民众”历史地位的变化，乃是从古代社会教化向近代民众教育转变的核心，也是近代民众教育成败的关键。     

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办学

中国近代,西方传教士把办学作为其贯穿始终的传教士方式,而这种传教士方式也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梳理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办学历程,据其发展程度和特点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进而分析了其对近代中国社会深远影响,首先是冲击了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制度,其次加快了中国教育现代化地进程,并且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宗教导向.认为其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唤醒被湮没的家族记忆——读《课本上不说的历史》

社会思想启蒙往往从研读、书写历史开始，近代梁启超倡导“史学革命”，就是为了唤醒国人的民族自觉和公民意识，梁启超呼吁“悠悠万事，以史为大”。如今，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国崛起正露端倪，而公民的人文素养和理性精神却亟待提高，历史教育正可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效。当下的史学热正反映社会的这种心理诉求，中央台的“百家讲坛”几乎就是...     

洋务教育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洋务学堂是近代洋务派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 ,它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 ,传播了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学说 ,培养了一批新型的专业技术人才 ,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培育何种公民:近代公民启蒙的理论基础及教育审思

近代以来,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公民教育理念的引入,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受上述两种公民观的影响,近代中国学者在思考培养何种公民的问题上,一类坚持国家本位,主张公民教育是为了培养有国家观念的有用公民;另一类侧重从改造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来塑造公民,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受过教育的良好公民。在这两种典型的公民教育理念之上,又衍化出了一种“最低限度的公民”概念,试图构建中国式的公民教育。在这些观念的论争背后,隐含着对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深层关注,这也是公民教育难以回避的问题所在。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贡献

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观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虽然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显示了很高的社会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公民道德教育的内涵及基本取向

一、公民道德教育的内涵(一)公民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公民”这个词并不是我国自古就有的,而是近代从国外译介过来的一个外来语。我国历史上只有过“臣民”、“子民”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观念,与西方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相伴而生。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除了西方之外,都不存在公民概念。在西方,“公民”有着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公民”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并为古罗马所沿用。在雅典城邦制国家所建立的奴隶主民主制下,奴隶主和自由平民在法律上享有特权,其中的自由民被称为“公民”。古希腊教育理想的具体体现是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