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与台：数字时代的“传播可见性”——两种范式的辨析和应用

随着数字媒介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创建和管理可见性成为传播参与者的重要诉求,为研究者重新审视传播可见性理论及其应用提供了契机“。传播可见性”作为一种与“信息传递”相对应的研究范式,将传播理解为行动者让自己选择的形象、行为和知识对他者（或公众）可见的社会过程。文章从既有文献中梳理出两条理论线索：一是源于人际传播研究传统的“交往范式”,从微观层面考察可见性如何强化或疏离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二是源于大众传播研究传统的“展演范式”,宏观地审视可见性资源竞争背后的权力关系。文章最后以社交媒体平台使用为例,尝试将两种范式加以综合,应用于经验研究中。     

“做自己的医生”：生育应用程序与女性备孕的自我追踪实践

生育APP成为女性提高受孕机会和对身体自决权的重要工具。既有研究关注生殖健康自我追踪中的知识生产及其背后潜在的道德和伦理命题，而对生育APP如何形塑女性备孕过程中的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却相对欠缺。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访谈的方法，考察生育APP如何通过“身体可见”、“过程可见”和“问题可见”，既赋权用户自我认知又生成技术权力的过程。并认为生育APP促使用户主动认知、自主选择和能动协商，进而生成“认知主体性”、“决策主体性”和“阐释主体性”。对女性备孕过程中自我追踪实践的考察，有助于从人的主体性维度，理解当代数字生命政治中媒介技术的作用，并从权力-知识的关系视角，丰富了生殖健康研究的社会和文化意涵。     

观看的正义？社交媒体监控对可见性权力的重构

监控和公平、正义、自由及人类福祉等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由监控获得的可见性知识有被转化为权力的潜力。而各类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以往相对固定的监控者与被监控者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以技术演变为核心，“看”本身经历了从近距离的、简单的注视或围观到愈发技术化的、“延伸式”的观看。媒介/技术在其中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们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可见/看”的方式，从而影响了监视材料的形态，以及观看者与被观看者的观看实践乃至权力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相关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监控技术向大众赋权获得“观看的正义”的观点。然而，本文认为，掌握“监控/看”的权力并不等于获得权力本身，在社交媒体平台这一力量交换的场域，可见性只作为其中的一支力量发挥作用，它最终走向何方还要考察具体情境、案例中的行动者如何互动。本文最后就如何挖掘监控研究的可见性维度提出建议。     

性别霸权的想象、展演与强化——以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为例

以往关于粉丝文化的研究中,女性粉丝群体可见性极高,而男性粉丝群体则基本处于“隐身”的不可见状态。这种遗忘使女性粉丝承受了主流舆论和社会大众对追星、迷族、饭圈的所有困惑、质疑和抨击,甚至可能在无形之中加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对立冲突。中国粉丝文化实践中是否存在男性粉丝群体？他们的粉丝文化实践与女性粉丝有怎样的区别？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虚拟偶像组合A-SOUL的男性粉丝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在平台和算法介入后形成的“多元关系社交”中,男性粉丝的性别霸权通过支配性男性气质得到张扬。男性粉丝通过客体化虚拟偶像,想象性地建构起支配性的男性气质;在粉丝群体的社交互动中,男性粉丝形成了技术化追星的集体共识,以此展演支配性男性气质;同时,男性粉丝的追星行为深受平台交互界面、技术装置、数据和算法的影响,平台和资本导引并强化男性粉丝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但总体上,支配性男性气质所建构的性别霸权具有明显的虚幻性。     

数字文化10年研究：技术、日常生活与在地实践

数字转型是21世纪最深刻、最基本的变化。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等数字技术的更替交织催生新的文化方式与图景。本文以“媒介技术”为经,以“平台迭代”“日常生活”“数字青年”为纬,通过爬梳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概述2012年末至2022年末的10年数字文化研究。研究发现：在技术可供性的影响下,一系列超级数字平台的出现和更迭构建了融合互嵌的新场景,并带来了新的文化政治意涵;数字技术高度渗透于“休闲”与“劳动”的日常生活中,技术与文化的动态博弈形成独特的“圈子”与“仪式”、“亲密”与“鸿沟”、“情感”与“劳动”;中国语境下青年群体的“数字生活”,以网络流行语、粉丝文化等文化景观连接了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研究认为：数字文化研究发轫于数字技术与当代社会的深度融合,以技术为主线的研究视角更新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数字文化研究更多地整合了政治经济学视角。数字文化在走向融合的整体性路径中仍生动地体现了在地及个人的“过往和活生生的经验”。作为一个天然的跨学科接合领域,数字文化研究应更鲜活、有力、深入地介入当代社会研究。     

不可见的行动者：助农短视频的算法分发策略及双价值逻辑

算法作为智能推荐系统的核心,成为信息传播的基础设施和底层逻辑,这一“不可见的行动者”给三农产品及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带来深远影响。短视频在算法分发技术加持下的表现,构建了具有高匹配度的视频流供需关系,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算法所提供的清晰“用户画像”借短视频传播渠道,为农产品、农村生活和新农人提供了“上云端”“进门户”“扩销路”的可能与红利。而地域、文化等差异带来的数字鸿沟,缺乏人工干预的权责抗辩,内容欠优产生的“工业废水”等都成为农村短视频算法分发技术的桎梏。扶稳算法价值和短视频助农的天平,以及对当下的推荐算法进行一定程度的价值重塑,仍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短视频算法发现、降维及列队的传播机理以及双价值逻辑的博弈,对于梳理算法推荐系统背后的“小世界”和数字化助农具有重大意义。     

从智能分发到“审美茧房”：数字时代的文化公共性反思

文章立足于数字媒体生态，对算法支配下的信息智能分发体系的特征与影响进行描摹，并基于后现象学框架剖析上述体系借由重塑人类审美活动加诸社会文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审美已经成为数字技术对日常文化施予影响的重要中介；以流媒体网站为代表的视听内容智能分发平台加速了人类审美活动的私人化，培育了旨在强化社会区隔的“审美茧房”，并导致公共美学及至整个文化公共性的衰微；当代媒介文化所呈现出的内省、浅表、向内而生与反公共性的特征，要求我们在观念和实践层面不断探索“文化破茧”的行动方案，推动多元文化力量介入平台规则，呼吁个体对自身文化惰性的反思，实现精细化算法规制与先进文化弘扬的深度结合。     

互联网平台对国际舆论博弈的影响：机制与趋势

互联网平台的兴起给国际舆论博弈提供了新空间,与平台相关的技术要素则给平台中的国际舆论博弈提供了新的资源动员机制和社会实践逻辑。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国际舆论场域,通过对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中的国际舆论博弈案例进行回溯与分析,尝试揭示互联网平台国际舆论博弈的特点、趋势及其背后的技术要素特征。研究发现,互联网平台中的国际舆论博弈及其技术要素呈现四个特点：算法调控平台内容可见性、“负面标签”影响世界公众对他国的认知、计算宣传助力公众劝服与舆论操纵、社交机器人实现攻击的内容数量呈现规模化。平台中的国际舆论博弈有技术主导、平台操控的新特点,未来国际舆论博弈将出现议题泛政治化、平台寡头化、技术智能化等趋势。此外,国际舆论博弈也给国内带来了新挑战：国际舆论博弈与国内舆论场产生了舆论互动和复杂交织,国际和国内舆论建立了连接性行动的逻辑,较易于引发跨境集体行动。     

公正传播论(3):价值算法的使命

经由道德的反思、法治的规约而形成算法的改进,是数字平台践行传播公正的必然路径。在数字交往的意义上,算法的传播学本质是其意向性、制度性与反抗性。作为“推荐算法”的强应用领域,社交平台、内容聚合平台、搜索平台应在去偏见、反歧视、保证数据安全、保护个人隐私、避免数字成瘾等价值尺度上,以“价值理性”约束算法,消弭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奠定其传播公正性。为此,本文提出一种“价值算法”以对冲工具理性式的算法秩序——转向“人的需求”计算、祛除群体极化、建设社会协商环境,并提供了一系列改进算法价值观的解决方案。     

培养“正能量粉丝”：粉丝文化的平台治理研究——基于对微博平台的考察

社交媒体平台越来越成为粉丝文化生产、传播与治理的重要场域,其中粉丝文化治理是理解此场域的关捩点。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微博平台将法律、社区规范、算法技术等统筹起来进行粉丝文化治理,国家、社会与用户三者之间共同构成了平台治理的主体框架和逻辑秩序,并生成“正能量粉丝”与新粉丝文化逻辑。研究揭示了我国社交媒体平台参与社会治理的独特逻辑及其互动结构,为理解我国平台社会中独特的治理模式与粉丝文化趋势提供了新视角。     

价值敏感设计:内容推荐算法进阶之路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算法权力”应用场景和权力边界的不断扩大,内容推荐算法也经历“赋魅”“祛魅”到规制的历程,防止其技术异化和规避价值困境成为现实课题。把价值敏感设计理念引入内容推荐算法,有效识别并破除其主流价值观偏移、用户隐私侵犯、算法歧视与偏见等价值困境,确立其有用性、便捷性、无害性等价值理性,力求重塑“人与人造物”的正当关系和应有价值,从而实现内容推荐算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     

“可见即收益”:网络文学平台化生产的可见性研究

文章从可见性的视点切入,考察网络文学生产者的平台实践,探究网络文学生产者与平台间的权力关系。研究发现:网络文学平台建立了以数据为中心的内容生产机制、作者成长机制、作品推荐机制,对可见性进行生产、维护、分配。在这样的生产体系下,“可见即收益”,网络文学生产者通过身份展演、参与性消费、驯化技术等方式争夺可见性。平台掌握了组织可见性的权力,网络文学生产者持续受到以文学网站为代表的平台资本的剥削与控制。     

算法安全:伪舆论的隐形机制与风险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公意”和“众意”在大数据的海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算法的指引和侵扰。网络平台通过可见性的控制和智能适配的技术逻辑影响舆论的自然生成,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下,算法以其隐蔽的技术手段将社会表达的“公意”舆论操纵为一种满足特定需求的“众意”的“伪舆论”。这种伪舆论容易钳制舆论主体的理性表达,挑战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权,撕裂民众的社会共识,冲击社会治理的基座。对算法“伪舆论”的治理既是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国家算法安全、防范算法滥用带来意识形态风险的必要工作。     

破解算法侵权责任界定的中立性难题——以“算法推荐第一案”为切入点

“算法推荐第一案”是我国算法侵权责任界定的代表性案例，法院通过对技术中立原则的阐释，主张采用算法推荐的平台承担帮助侵权责任，但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引发技术中立原则对于算法侵权责任界定的可适用性质疑。对此问题的回答需要检视“技术中立”概念的正当性并理解算法侵权问题的特殊性所在。技术具有独特的意向结构，在价值上并非中立，“技术中立”是个伪概念。从技术哲学视角出发，算法不同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典型技术，其运行的高度自主性、主体控制的间接性和算法侵权后果的严重性对平台侵权责任的界定提出了特殊要求。因此，算法侵权的责任界定应当摒弃“技术中立”思维，引入“算法向善”理念，回归侵权法过错归责框架，个案中算法平台注意义务的界定需要综合考虑算法平台性质、算法应用场景以及信息管理能力等三类因素。     

“人·机·环”关系重构：对算法伦理风险与应对的再审思

算法作为连接技术与社会的物质性中介,重构了人、机器和环境三者的关系：由物理关系转变为万物互联的数字关系。在算法重构的数字关系中交织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和资本利益,这导致了人与技术、平台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引发了个体、技术和社会三个层面的算法伦理风险,即有的将正确的价值理念嵌入算法、要求全方位的算法信息公开等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还不足以应对实践过程中的算法伦理风险。算法伦理的建构还要以公正的眼光看待算法,努力摆脱用户对算法伦理的“无意识”状态,将选择权归还给个人,并与政策、法规的制定与执行相协同。     

情感与主体性：算法社会中人机关系构成及其共生进路

考察当下人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形态的变化,算法成为问题研究的背景、参照甚至是结构性力量。而人类在与算法博弈、共生过程中的“退守”与“坚持”,也表现出情感以及情感解放带来的“变革型创新”对于保留人类主体性的作用。探讨算法社会中人与技术的关系构成,需要深描两者之间内在的张力关系,同时要揭示人在算法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并在批判性的审视中,廓清人在被计算中越来越丧失自主性的问题,也能据此探寻未来理想人机关系的可能性通路。     

可见与不可见：短视频平台中农村女性的身体叙事研究

数字媒介时代农村女性“可见性”的生产是她们与数字平台之间动态协商和资源争夺的结果。一方面,数字平台赋予农村女性组织和管理自我可见性的权利,农村女性博主以身体作为“入场”的可支配资源,以自身的视觉逻辑积极开展身体叙事,在交往和抗争中展现与自然互构的粗粝身体;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仍以或隐或显的方式操纵着她们的身体呈现,并通过强调“自我赋权”叙事,将普遍的个体困境与系统性的结构问题相分离。由此,为平台所监视的身体成为自我规训的产物、消费社会中的身体沦为可获利的商品、性别文化中的身体难逃主流的性别秩序、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身体仍需接受城市群体的想象与裁剪。     

算法分发下的短视频文化工业

在算法主导信息分发的传播中,技术与资本合谋下的算法权力日益隐秘地扩张.不同于传统文化工业的规模复制,短视频的工业化生产表现出个性化规模定制的特点.通过技术实现升级的短视频文化工业受控于算法权力,算法权力在个性化推荐的表象下实施符合资本意志的控制.本文以文化工业理论作为研究路径,力图揭示算法分发下短视频工业化生产的新特征,并对算法权力进行反思.     

共建与共治：内容治理维度下算法责任生成与治理研究

算法通过平台载体与信息环境的深度融合“下沉”为一种社会的运行范式,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提供了技术的可供性。从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背景出发,作为网络平台内容运行机制的算法,展示出其社会责任属性和责任构建的必要性。结合内容生产的过程性维度,算法责任在生成、应用和结果三个层面上形成自身的合法性。但是,目前算法责任的履行依然存在主观与客观、公共与私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和冲突,基于内容生态的算法治理方向,复杂治理范式和公共哲学的视角成为平台算法责任构建的可行之路。     

关系主义视角下我国算法风险的治理路径

当前以算法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对传媒业行动者即主流媒体、商业平台及用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构.具体体现在算法导致主流媒体的传播权力发生转移,传统新闻生态受到挑战;算法使商业平台的商业模式得以优化,但算法黑箱凸显社会负面影响;算法在提升用户地位的同时,也使用户处于随时可被监控的"圆形监狱"里.在算法风险治理方面,主流媒体应以主流价值观引领算法,实施平衡社会信息的党媒算法;商业平台要提升技术的价值理性,推进算法分发的公共性;用户要提高算法素养,警惕信息窄化和算法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