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平衡: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制度逻辑研究

当前,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已经上升为我们国家的战略部署,成为政府的重点任务,受到业界的极大关注,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课题。本文尝试从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立的制度逻辑入手,从互联网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网络内容治理、社会协同治理、网络法治和技术治网等六个方面,研究分析了秩序与平衡在网络治理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发挥桥梁作用 凝聚社会力量

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我国非常重视网络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建设,颁布了《关于加强网信领域社会组织建设的通知》《网络社会组织“同心圆”工程实施方案》等重要文件,广大网络社会组织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在互联网企业党建、网上正能量传播、互联网行业自律、网络生态综合治理和网络公益扶贫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在国家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设计改革路径 推进基层治理

近年来,“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以“探路者”姿态,不断求索网络综合治理好经验好办法,形成“7431”网络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2018年3月,温州被确定为浙江省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唯一试点城市,精心设计并实施“511”改革路径,即建立健全组织、制度、运行、评价、保障等“五个机制”,深入实施协同治理、综合执法、生态净化、内容建设、企业提升、安全防控、社会共治等“十大工程”,重点推进打造互联网信息服务分类管理数据库、完善网信部门统筹协调机制、建立网络综合执法常态化机制、构建违法不良举报信息协同处置体系、打通基层网络治理“最后一公里”等“十大改革项目”。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概念沿革、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再次强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我国互联网治理走向深水区。网络综合治理这一概念,是融合网络治理与综合治理的中国特色产物,其根源来自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社会结构、治理模式与群体心态的改变。基于现有的治理逻辑,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实践呈现出新的趋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整合体系与精准健全的挑战。本文从概念思想上承接治理思维的脉络,从生成逻辑上把握内在驱动力,从实践路径上厘清六大维度之间的关系与可行思路。     

以法治建设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变革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提出构建“经济、法律、技术”等多手段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为我国网络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进一步指出,要逐步建立起涵盖“网络法治”在内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要把依法治网作为网络综合治理的基础性手段,深入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全面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为网信事业长期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可靠的法治保障。     

档案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构建的实践考察与优化路径

档案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构建，是“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主要任务的内容之一。实践中，局馆协同联席化、机制化，部门协同法制化、制度化，区域协同实用化、常态化，行业协同普及化、日常化；法规标准制定主体多元化、内容清晰化；联合执法新招迭出；重点领域监管有法可依；业务监督指导纳入督导范围的特征和趋向尽显。以《规划》“协同”任务为导向，借《规划》实施评估之东风，以“强基、强心、强优势、强保障”为目标，从主体主导、入法入规、由点及面、落差下沉四个维度，优化档案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构建的路径，推动档案治理体系多元主体协同构建。     

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治理研究综述

近年来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针对性政策与专项行动频繁落地,促使互联网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探索治理新模式,也引发学界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治理的热切关注。现对国内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治理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回顾与梳理,以期推动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与治理的理论探索。研究发现：在理论层面,ESG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为互联网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的探讨提供了新的且有力的理论支撑;在实践层面,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相互正向影响,责任边界伴随着主体角色的厘清而逐渐明朗,履责模式与治理机制在理论指导与实践探索过程中不断创新,向平台化、协同化方向发展。     

率先建设探索 交出示范答卷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浙江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高地,互联网产业发展呈现出网站数量多、自媒体账号多、网民数量多且活跃度高的“三多一高”的显著特征,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引擎,也为网络空间治理带来新挑战。浙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以“争当新时代网信事业发展排头兵”的使命自觉,率先在全国范围开启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探索。     

档案协同治理动力机制研究

随着档案治理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不断加强,在档案协同治理深入推进过程中,剖析其背后的形成和维系机制十分必要。文章运用跨学科研究法,借鉴协同治理理论,提出档案协同治理新视角,从政策驱动、需求拉动、技术赋能等要素入手,分析档案协同治理的核心内容,即建立制度激励机制,激发各主体协同动力;强化协同互动机制,形成协同治理合力;完善监管约束机制,保障协同治理成效,促进“十四五”期间档案协同治理向纵深发展。     

媒体视点

加强网络综合治理,必须不断创新治理理念。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秩序作为治理逻辑的起点,应当在网络治理中牢牢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多主体参与、多种手段相结合,体现了协同和平衡理念。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建与立

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及,要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这为新时代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导。     

“守门人”范式转变与传播学转向——基于技术演进历程与平台治理制度创新的视角

从“守卫”新闻传播的内容之门,到“守卫”平台治理的社会之门,“守门人”概念的范式转变反映了技术进步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延续了人类文明内在一致的时代精神,也代表着整个数字时代人类社会传播与治理的范式转变。本文通过文献研究与跨学科比较研究,对“守门人”概念进行溯源,梳理其内涵与范式转变历程。经由新闻传播领域“守门人”到互联网平台“守门人”,剖析其中的变与不变,对数字时代变革的本质与当今人类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展开辨析。从新闻传播的“守门人”到平台的“守门人”,本质上是人类社会信息传播的角色和作用的范式转变。在以数据为核心的新的人类传播行为主导下,传播学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需要被重构,以实现传播学真正的范式转变。“守门人”概念的转变为传播学的转向和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提出了重要警示。     

公共文化服务“多中心”治理研究*--基于“N 市”实践的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一直以来都由政府大包大揽,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府供给机制的弊端。随着我国政府改革的不断推进,有必要借鉴公共治理的相关理论,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政府、市场和社会“多中心”协同共治的发展思路,通过建立“多中心”治理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构建“多中心”治理的决策和监督机制、完善“多中心”的供给体系等措施,创新当代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     

前瞻部署 顶层设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一系列网络空间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提供了工作遵循和目标指引。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5G时代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2019年7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意见》,明确了我国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方针政策和发展道路,提出要坚持系统性谋划、综合性治理、体系化推进,逐步建立起涵盖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内容管控、社会协同、网络法治、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基于反垄断规制视角的互联网闭合生态发展与路径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迭代发展和平台垄断广度和深度上的持续演进,互联网生态逐渐从开放转向闭合,并最终形塑为当下互联网的一种生产方式和文化形态.闭合生态与互联网"双轮垄断"的这种耦合共轭在提升经济效率和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互联网治理和产业发展的双重挑战.本研究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规制的理论建构需求,通过对闭合概念、互联网"双轮垄断"与闭合生态的耦合轨迹、动力的分析和研究,展现了互联网底层闭合形态和应用闭环形态的当下面貌及其逻辑体系,并揭示了该生态轻微化、协同化和竞合化的发展路径.     

“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家庭—幼儿园三位一体的早期阅读推广模式研究

阅读能力成为新时代的核心能力之一,家庭成为影响儿童阅读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公共图书馆在推广阅读方面有独特作用。以国家相关政策和互联网思维理论为依据,建构了“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家庭—幼儿园三位一体”的早期阅读推广模式。该模式以互联网、公共图书馆、家庭和幼儿园为核心要素,以互联网思维理论为内部运作机理,以“优劣互补”原则糅合四大要素的优势领域——家庭可成为早期阅读开展的中心,幼儿园可为家庭亲子阅读提供专业指导,公共图书馆可为早期阅读提供优质资源与服务,“互联网+教育”技术的发展使三者能够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该模式的实践策略为：公共图书馆主导建设与管理图书资源库;家庭为主体积极落实早期阅读活动;幼儿园主动夯实家庭亲子阅读指导与服务;“三位一体”扎实推进线下阅读。     

全球数据跨境规范治理的逻辑体系研究

迭代发展的信息科技、加速推进的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持续增长的健康数据需求等促使国际社会逐渐形成数据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球共识。主权国家和地区共生互补下全球数据跨境规范治理经历了从零和博弈到协同博弈、从碎片管控到体系治理、从禁限规范到软性约束的复杂进程。面对价值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元宇宙平台等深度构筑虚实融合的全新社会体系的颠覆性变革,亟待勾勒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普适性的有序跨境基准线,在不同法域相互耦合中构建以人为本的规范治理数据跨境的逻辑体系。     

用户评论形式变迁对舆论形成的影响研究

作为平台内容重要组成部分,用户评论目前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影响下,脱离了媒体层面的“信息控制”,发生了个人层面“信息策展”(curation)的隐喻性转变,正在成为普通用户日常媒体内容生产和消费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网络意见的传播效果,是网络意见的“二传手”“放大器”。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它往往以“漫灌”的方式进入互联网公共领域并塑造公共意见,进而影响舆论的形成与演变。研究认为,在新的媒介技术逻辑下,形成舆论的来源广泛,应当重视用户评论发展走向,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协同参与的用户评论治理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环境。     

中国网络治理30年:“一体多元模式”的演进历程与规律启示

中国网络治理30年历程的突出成就,是为中国全面迈向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宝贵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引领变革的参照性。本文遵循互联网技术的全球演进历程和内在逻辑,以年代为划分标准,系统梳理跨越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和2020年代四个阶段的中国网络治理30年演进历程,挖掘和提炼关键事件和重要节点,总结概括中国特色网络治理路径和模式。中国网络治理始终契合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性,基于问题导向进行实践摸索,以超越传统全知全能型政府思维的“政府去中心化”,形成中国特色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成事实上的“一体多元模式”,这也成为中国网络治理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和突破。中国网络治理的制度创新是中国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和驱动创新的根本所在,更为新形势下全球网络治理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