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空间中城管形象的污名化与突围之路——以武汉“城管卧底”事件为例

本文通过对近期武汉"城管卧底"这一新媒体事件的深描,指出城管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处于被污名的境地。而一些不恰当的应对方式也加重了网络空间中城管形象的污名化程度。根据污名理论,"幽默自嘲"和"突破自我"是蒙受污名者在和社会"混合接触"时两种有效的应对方式,给城管走出污名困境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而要实现城管网络形象的整体去污名化,需要城管部门准确的定位职责和规范权力运行,需要城管群体共同的自觉努力、相关部门的统一规范管理和社会的广泛监督。     

新闻媒体的“污名化”探析——基于“广场舞”的视角

“污名化”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于1963年提出,他认为“污名是一种社会性状,该社会性状将使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污名化”往往就是社会赋予某些个体或群体以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进而导致社会的不公正待遇的过程.在现实社会中,新闻媒体往往是造成个人或群体“污名化”的先锋.本文运用传播学的属性议程设置理论,以广场舞为研究视角,分析新闻媒体“污名化”的过程及其原因,提出新闻媒体在报道中“去污名化”的方法和途径.     

社会表征视域下媒介污名的生产与抵抗——以网络流行语“X媛”为例

媒介景观中的污名化现象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重要表征。从2020年网络事件中的拼单“名媛”到2021年愈发泛化的网络流行语“X媛”,“媛”字由褒至贬的过程是研究者亟需透析的现实问题。通过对“X媛”事件相关文本的话语分析发现,“媛”字的语义变迁与社会现实思潮密切相关。部分新闻媒体通过锚定、具化和二元编码的机制生产建构出“X媛”污名的社会表征。在社会互动中,该表征又体现出共识强化和争议发生的两个面向,同时,一些网民基于性别身份认同以及戏谑性符号应对的话语再生产进行污名的抵抗实践。在多重力量交织的社会语境中,需从新闻媒体、网民、互联网平台及互网络从业者等多元主体层面探寻污名消解的路径。     

国际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研究——兼论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话语策略

污名化来源于刻板印象和偏见,它既是社会观念的反映,也是权力政治在国际传播话语领域的呈现.本文基于对西方七家主流媒体涉中国共产党报道的分析,发现其报道文本与2020年以来西方民调结果和一些右翼政客的言论一致,显示出对其极度的负面形象,这种污名化做法误导国际舆论,给中国执政党形象塑造带来严重挑战,这种现象在中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尤为凸显.污名化中国共产党具有文化哲学层面和全球治理层面的动因,破解对其污名化现象,可从开展全球执政党形象调查起步,以阻断污名的标签构建链条;既要坚持制度自信,又要防止过度自负,真实呈现百年大党;运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自行设置话题引导国际舆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贡献.     

中国公共关系污名化的思想行为根源与形成机制研究

中国公共关系自诞生之始即遭受着污名化的困扰。本文从传播学和知识考古学的角度,探究了中国公共关系污名化产生的根源所在,指出社会性别建构是公关污名化的思想根源,社会责任放弃是公关污名化的行为根源,公共关系污名化的形成机制是通过"贴标签、形成成见、社会隔离、地位丧失、结构性歧视、自我放弃"六大污名要素不断互动迭代,致使公共关系概念形成位移和偏移的结果。     

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以孔庆东“粗骂”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本研究在梳理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背景的基础上,基于"污名"理论提出"互为污名者"概念并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中的"污名"是"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来源,"污名"不会如某些传统污名研究所指出的导致"认同危机","污名"促进"政治认同"的形成。本研究采用"污名"研究的"互动"方法论范式分析孔庆东三次"粗骂"事件,得出"孔庆东采用互为污名化方式以呈现自身政治认同"之结论,此结论证成研究假设。本研究认为,以语言暴力获取的话语权力无以证成政治认同的合法性。     

群体心理学视域中的网民群体心理与舆论引导

网民群体心理与一般群体心理既相似又不同。网络群体事件中,网民群体心理突出表现为从众、掌握话语权和满足道德批判优势等7种心理,并具有特定的运行机制。依据网络群体心理基本特征和机制,构建网络群体事件舆论引导,需要用事实说话,设置报道议程,培养网络舆论盟友等引导技巧,通过社会、新闻业者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实现。     

网络群体性事件聚合效应研究

一、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聚合效应 从聚合的角度来看,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或敏感事件引发的网络特定群体或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的规模性聚集.网络传播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传者与受众的角色划分,整合了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传统传播方式,形成了以融合同步传播、异步传播为特点的新的网络传播方式.     

论新闻报道的“片面性”——从“扶老人”事件的污名化现象谈起

本文以污名化和标签理论为研究视角,发现媒体在对"扶老人"事件的报道中,通过戏剧化的处理报道情节,热衷描绘故事,夸大卖点噱头等方式,给"扶老人"事件贴上了"被讹"、"炫富"等标签,以此形成了对"扶老人"以及老年群体的污名化建构。本文解析新闻报道对这一媒介话语的原初意涵和演变过程,管窥媒介话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问题,并提出去污名化的方法。     

互联网媒介之于国家认同的构建——以南海仲裁案舆情传播为例

国家认同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心理机制,信息时代下互联网的流行为国家认同的构建提供了新途径和新思考。南海仲裁案等群体威胁性事件以互联网媒介为载体,传播了民族主义情感、强化了内群体偏好,有利于网络使用者国家认同感的形成。利用"蚁坊"互联网大数据分析软件,以"南海仲裁案"为例,通过分析互联网上500逾万条舆情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关键词提取、主题聚类分析,从而获取到该事件的传播模式、事件中媒体和网民的主要观点以及关注人群等结果,对互联网媒介是否有利于国家认同的构建进行了初探。     

台媒“污名化”大陆现象的动因分析

台湾媒体尤其是绿营媒体,在涉及大陆的报道及舆论导向方面,往往流露出刻意操作痕迹,显露了意识形态上的"污名化"倾向。这种"污名化"倾向其实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心理根源。本文试从传播学角度,剖析台湾"媒介污名"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内在基源和技术来源,探讨在岛内媒体形塑良好舆论环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新媒体语境下的地域标签化现象

标签化现象是言语传播中媒体对报道对象的形象建构,媒体用特定的符号给描述的对象贴上标签,用个体特征来代表整个群体特征,这种狭隘化、片面性的报道模式,阻碍了真相的全面、客观呈现,扩大了受众的认知和理解偏差.目前,地域标签化成为网络热点事件中的常见现象,尤其是在负面报道中更明显,地域标签化是对地域形象的“污名化”,不利于地域媒介形象的建构.     

拉斯韦尔宣传技巧理论的现实运用

传播学奠基人拉斯韦尔在其宣传研究过程中提出．宣传通过主导符号产生传播效果;如果在人的自我结构中的本我、自我或超我层次上发生共鸣,就能有效地改变人们的态度：对某个群体进行污名化是社会传播中的常见现象;宣传活动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公众注意力管理。他的这些宣传技巧理论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     

邻避事件消极社会情绪的网络扩散及治理策略

本文围绕邻避冲突事件可能产生的社会情绪及网络扩散特点进行分析,认为在邻避事件中可能引发的消极社会情绪包括相对剥夺感、对立情绪、缺乏信任及社会焦虑感。这些消极情绪经由网络的传播呈现出突发性与放大性、传染性与污名化等特点,加剧了社会消极情绪的扩散。政府部门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应抓好源头治理,管好形成社会情绪的宏观要素,介入治理,主流媒体要及时引导舆论风向,规范治理,建立规章制度依法管理网络传播。     

电视体育传播中的媒介话语权分析

电视体育传播中媒介话语权的失衡是媒介传播中常见的问题,因此,电视体育传播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事件的客观真实性;构建高品位的体育文化内涵,增强体育传播的深度和价值;发挥电视体育大众传媒社会公共平台传播职能,构建普通弱势群体媒介话语表达空间;增强电视体育大众媒介传播的社会责任感,杜绝媒介传播领域在强势群体领域的极化。     

标签式舆论传播中如何规避刻板印象及负面效应

在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传播过程中,由于受标签式舆论作用机制影响,导致受众对"武汉"、"武汉人"及"武汉政府"形成负面刻板印象。本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传播过程中"武汉"标签式舆论的盛行,探讨如何规避标签式舆论带来的刻板印象及负面效应,进而在构建良好传播环境的同时提升受众社会共识度。     

短视频中苗族媒介形象的污名化

文章以“苗族”在抖音平台上搜索,按照最多点赞进行排行（大于5万）,对视频内容和热门评论进行整理。通过分析,发现大多数账号将苗族形象污名为“滥用蛊术的破坏者形象”“原始落后的农村形象”“仪式误读的野蛮形象”“低俗轻浮的女性形象”。坚守道德自律,提升媒介素养;加强群体交流,增强文化认同;注重以人为本,创新媒介叙事;增加传播资金,加强人才建设是破除苗族媒介形象污名化的出路。     

传播者研究的“质”向回归北大核心CSSCI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前者长期以来被传播学界所忽视。本文倡导用"质的研究"来诠释传播者,以回归传播主体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四类传播者:特殊群体中的个体传播者、特定事件中的传播者、组织化的传播者、主流文化中的传播者。同时,面对研究过程中存在的"意义域的介入"和"意义表述"两大困境,提出以研究者进行角色反思、情境反思、价值观反思与行动式研究为发展路径。     

“富二代”“官二代”媒介话语建构的共振与差异(2004-2012)

“富二代”和“官二代”(下文简称“X二代”)既是近年来公共空间中充满想象和情绪的话语符号,又指向社会中承袭财富和权力的真实群体或个人,同时也映射出资源分配、阶层流动、公平正义等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研究视角,将2004年至2012年有关两者的媒介话语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从共性看,两者的造词方式和报道模式相互呼应,报道内容都有符号化和标签化特征,报道主角与社会真实群体相比趋于边缘化和年轻化.从差异看,“富二代”的报道主题较为多样,媒介对“官二代”的负面评价更加突出,“富二代”污名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而“官二代”的污名却很难去除.本文还从新闻生产、污名化、道德恐慌等理论角度分析了造成上述异同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     

情绪性谣言传播机制及演化机理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情绪性谣言呈现出"弱信息、强情绪"的结构性特征.情绪性谣言折射了事件中群体的社会心理,成为人们情绪宣泄、互动和极化的重要推手.情绪性谣言传播是阶段情绪与长期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传播过程是个体情绪转变为群体情绪,以情绪感染为机制.情绪性谣言的演化机理主要表现为负性情绪与情绪性谣言的联动性,在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