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贫阻断:体育精准扶贫治理的战略转向及行动模式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在精准扶贫目标实现后,对脱贫人口返贫的治理将成为后精准扶贫时代的主要任务。返贫的成因很多,因病致贫是主要原因。由于体育在健康促进方面具有其他社会活动所不具备的全面性、积极性作用,因此需要积极推动精准扶贫战略转向,从完善农村卫生医疗保障体系这一被动的方式转向构建公共体育健康治理这一主动方式,构建体育阻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农村体育治理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的扶志、扶智、扶能,特别是扶健康方面突出的功能,为后精准扶贫时代成功阻断返贫现象提供解决方案。发挥体育阻断返贫功能,必须加大对农村体育发展的支持和治理力度,采取有效的行动方案,促进农村体育快速振兴,通过体育改善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引导人们养成体育健康生活方式,为其走向共同富裕的生活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体育助力精准扶贫:农村体育治理现代化推进研究

农村体育的"贫困"客观存在,体育在精准扶贫工作中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应当以体育助力精准扶贫加强对农村体育贫困领域的支持。体育作为扶贫杠杆,对于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聚合与辐射作用。但农村体育治理过程中由于碎片化治理导致治理效果不明显,代替式治理导致治理内卷化现象,粗放型治理导致治理精准度欠缺,阻碍了农村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体育精准扶贫与农村体育治理现代化两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未来要坚持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引领农村体育治理,以体制机制协同促进农村体育多元治理,以互联网科学技术激发农村体育智慧治理,以"体育+"模式推动农村体育的全面治理,以软硬兼施并进保障农村体育精准治理。     

体育产业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研究——源于恩平市大田镇的调研

通过阐述体育精准扶贫的内涵与特征,剖析了体育产业精准扶贫的原则,探讨了体育产业精准扶贫的产生形态选择,从体育服务业、体育旅游业、体育用品业等方面分析了体育产业各要素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     

体育精准扶贫：逻辑起点、实践探析与推进策略

体育精准扶贫是一种重要但受到忽视的精准扶贫模式。将体育纳入精准扶贫中,采用"体育+健康"、"体育+文化"、"体育+旅游"、"体育+产业"等多种组合扶贫模式,能推动贫困地区在健康、文化脱贫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同步脱贫,从而构成体育精准扶贫的逻辑起点。从实践探索来看,体育精准扶贫存在精准识别方法不成熟、精准识别对象不均衡、精准帮扶主体比较单一、精准帮扶措施比较简单、精准帮扶脱离靶向、精准脱贫成效的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困境。最后,结合以上问题,从加强顶层设计等方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村“体育+”精准扶贫协同机制实现路径

"体育+"精准扶贫协同机制建设对实现农村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农村体育扶贫可分为体育公共设施扶贫(输血)和"体育+"产业扶贫(造血)两种模式。扶贫实践过程中存在体育扶贫精准度低、体育扶贫主体单一、体育扶贫资源缺乏整合的问题,亟需建立农村"体育+"精准扶贫协同工作机制推进体育扶贫的精准度。以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为依据,结合体育产业特点,构建以"体育+"产业项目为核心,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全程参与的农村"体育+"精准扶贫协同工作机制;该机制通过实施"体育+"产业精准选择、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扶贫产业市场化纳入、社会组织全程参与、扶贫主体利益共享来实现。     

“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体育扶贫模式探究

目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已经进入深水期,体育扶贫在提高贫困地区居民身体素质、带动地区经济收入、增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助力体育脱贫攻坚,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从政府、市场、社会3个主体角度出发,构建了"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体育扶贫模式,为带动农村体育发展和完成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理论参考和模式指导。     

循证实践: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研究——以叙永县为例

以"健康中国"为研究背景，以循证实践方法论为理论指导，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对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现状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结果表明：叙永县农村体育扶贫出现边缘化、村民锻炼利益边际化，管理形式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个人经验为主。扶贫成效不精准，具体体现在：体育设施配置不精准，体育帮扶资金投入不精准，体育法规、措施落实不精准，社会指导员因村派人不精准，对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等。用循证实践方法论指导叙永县农村公共体育扶贫，首先确定主体及职责划分，以生成不同的农村公共体育扶贫证据，并对证据进行等级评定；其次，针对问题在扶贫中推动证据的使用；再次，引进评估组织对扶贫过程和所取成效进行评价；最后，对农村公共体育精准扶贫中面临的问题提出针对性对策。     

协作治理视域下东西部体育支援与协作治理研究

为落实精准扶贫,促进我国东西部体育长期协同发展,采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我国东西部体育支援和协作的现状进行调研,认为存在参与主体对意义认识不到位、体育支援不精准、协作制度不完善、项目实施机制不顺畅、协议落实不充分等问题。运用协作治理理论,从启动条件、保障机制、参与机制、运行机制、实施步骤5方面对其治理体系进行构建,提出建立完善的协作制度和机构、挖掘贫困地区内部潜能、促进体育协作主体多元化、拓展体育协作内容和形式、完善监督和评价体系等建议。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展望、风险与规避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区块链技术条件下的体育公共服务治理展开研究,在国家大力推进区块链技术发展并运用于社会治理各领域的背景下,旨在为区块链技术条件下的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提供思路和建议。研究认为,区块链技术本身的特征与体育公共服务治理所追求去中心化、协同治理、共识和智能合约理念高度契合。区块链技术保证体育公共服务治理信息的精准识别,保证体育公共服务精准治理因群体施策,保证体育公共服务项目实施智能过程管控,使体育公共服务治理过程更加透明和安全,推动体育公共服务治理结构变革。但也存在政府价值取向偏离、体育公共利益被俘获及缺乏制约等风险。需要加强政府价值规范与引领、构建相关法律和提升联盟治理能力来提前谋划,从而保证区块链技术在体育公共服务治理领域的运用科学有序地进行。     

农民工体育贫困状况与精准扶贫策略研究——基于城市融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减少和消除农民工的体育贫困是精准扶贫的题中之义。以往研究往往简单套用广义贫困概念诠释农民工的体育贫困,忽略了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该文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角度出发,认为农民工的体育贫困包括体育经济贫困、体育适应贫困、体育认同贫困和体育接纳贫困四个维度,并用AF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①体育经济、体育接纳与体育适应贫困的发生率高于体育认同贫困,农民工最需要解决客观维度的体育贫困问题;②农民工体育贫困的发生率、平均剥夺强度和多维贫困指数较高,且代际和地区差异较大;③不同指标对不同代际、不同地区农民工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度存在差异。最后,应以城市融入为基础,结合不同代际和地区农民工的特点进行体育精准扶贫。     

后精准扶贫时代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路径研究

该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基于后精准扶贫视角,以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路径为重点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后精准扶贫时代与教育、文化、健康、产业经济、旅游领域都有着较深层次的内在血缘关系。该文采用“体育非遗+领域”的模式拓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路径。同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各领域传承助力后精准扶贫进程。     

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现实挑战与实施路径

数据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对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运用文献资料研究等研究方法对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进行探讨,从学理上回答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逻辑,构建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分析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我国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研究认为：数据技术应用推动了体育治理手段智能化、治理过程动态化、治理决策精准化;数据驱动体育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数据平台构成。当前我国数据驱动体育治理在理念、制度、安全、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尚面临诸多挑战,未来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导向,推进协同治体、依法治体、精准治体,实施数字人才战略,以推进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体育扶贫:法律意涵、政策机制与实施路径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实施精准扶贫背景下,体育扶贫是公民体育权和中国特色公民发展权的重要实现途径。目前,体育扶贫的政府保障义务水平较低,体育扶贫面临的新环境和新需求要求将体育扶贫作为一项单独扶贫政策纳入国家扶贫战略。落实体育扶贫需要国家进行顶层设计,在法治化轨道上实施精准体育扶贫政策,包括保障要素投入到位,推进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发展贫困地区体育产业,同时注重发挥体育扶贫所产生的巨大社会价值。     

精准扶贫视域下贫困农村地区体育资源开发的机制与发展路径

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体育强国战略的深入实施,为贫困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提供了“体育+”的可行之路,而首要任务是对贫困农村地区进行体育资源开发。在体育资源开发过程中,首先要加强机制建设,既包括“政府—市场—贫困地区”三方协同的体育资源开发机制、开发政策的监督机制、体育资源开发的精准扶贫机制,又包括法律保障、环境保护、评价问责、信息平台建设等配套机制。贫困农村地区体育资源开发可实施“体育+”精准扶贫模式,完善贫困农村地区基础设施;要坚持因地制宜、因贫施策原则,发展贫困农村地区特色化体育资源;引入专业体育旅游运营商,整合多方资源;创新扶贫模式,走“体育+”产业化发展道路;实施“体育+教育”精准扶贫,培养体育扶贫人才;完善体育资源开发政策支持,加强实施保障。     

新时代体育扶贫新模式研究

体育产业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体育传统扶贫模式遇到了一些问题,近年出现新的体育扶贫模式更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通过文献资料和调查研究等方法对新模式的成功案例进行分析,从发展高端服务业,解决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发,促进贫困地区发展,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提出了五种体育扶贫新模式。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改革路径分析

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水平关乎人民生活幸福获得感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满足,提高供给利用率,满足不同地区间差异化的体育需求是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运用"精准扶贫"的精准执行逻辑,通过制度精准,文化输出精准,供给主体精准3个方面落实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侧改革,逐步建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精准供给体系,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打开全新视角。研究认为构建农村公共体育服务精准供给体系可以缩小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水平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提高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逐渐扭转农村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弱势地位。     

改革开放40年体育助力“贫困治理”的政策历程:成就、问题与前瞻

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研等方法,回顾改革开放40年我国体育助力“贫困治理”的政策历程,提出完善体育扶贫长效机制的政策前瞻。研究认为,体育助力“贫困治理”是通过政策的实施来保障贫困人口体育权益的重要途径,对健康、文化、教育、经济领域扶贫的助力构成了体育助力贫困治理的逻辑起点。40年政策历程取得的成就体现在:制定了农村体育的工作方针、规划了农村体育的顶层设计、明确了体育扶贫的工作思路、确立了体育扶贫的战略地位,但存在贫困人口体育权益保障水平有待提升、贫困地区体育工作统筹兼顾不够深入、体育扶贫融合发展能力尚需完善、体育扶贫多元功能发挥仍需重视等问题。提出:制定体育公共服务中长期规划,健全相对贫困的应对机制;夯实全民健身在健康中的地位,完善体育扶贫的法治制度;加大体育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增强体育扶贫的社会力量;打造人民满意的体育产业新业态,实现体育扶贫的增收能力等政策前瞻。     

我国体育支援运行机制现状与治理对策研究

为完善我国体育支援治理体系,借鉴社会学、管理学、体育学理论,梳理了我国体育支援的政策。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等方法,对我国体育支援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体育支援在上级体育、扶贫和组织部门的指导下进行,帮扶方式以设施支援、人员驻村和志愿服务为主,经费来源主要是体彩公益金、专项资金和单位自筹,考核方式以查阅材料和实地考察为主。当前我国存在体育支援制度不够完善、支援措施不够精准、长效机制缺失等问题。今后要为体育支援的科学决策提供制度保障,构建多元协作治理的动力机制,健全治理资金和人才保障体系,拓展体育支援内容和形式,提高贫困地区内部体育治理能力,建立体育支援治理效果的多元考核评价体系,从而促进体育支援长效机制的形成。     

大数据时代我国学校体育治理路径研究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自媒体的日益普及和可穿戴设备在社会生活中的融入,每个人都成为数据的生产者和接收者,这标志人类已经步入大数据时代。目前,大数据已经广泛应用于竞技体育和运动训练方面,并取得显著成效。大数据在学校体育领域正处于起步阶段,为了实现我国学校体育治理精准高效,需要将大数据技术融入学校体育领域。研究认为：大数据可以促进学校体育供需平衡,提升治理效率;实现学校体育治理精准;实现多元主体综合治理模式。大数据时代,学校体育治理存在治理机制障碍,治理模式混乱;学校体育治理功能缺失;学校体育治理存在数据孤岛;学校体育多元治理尚未联动。提出大数据视域下我国学校体育的治理路径：打破治理机制障碍,提高治理效率;依托大数据构建政府引领、多元主体综合治理格局;构建融合共享的大数据治理平台;完善学校体育透明治理环境。     

基于科学知识图谱的中外体育社会化的对比研究

体育社会化在促进体育素质教育和个体健康成长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该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并利用CiteSpace软件,对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近30年来的体育社会化核心文献进行了对比分析,分别从热点主题和发展趋势等方面分析中外体育社会化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差异,并为我国体育社会化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启示。研究结果指出：在热点主题方面,国内研究集中于青少年、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而国外更关注儿童、健康、青少年和行为研究;从研究方法角度看,国内研究倾向于宏观视角且方法单一,缺少实证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在理论和方法上更为丰富,实证研究较多;在发展趋势上,国内研究主要围绕“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学生—青少年—社会体育—体育产业”发展,而国外则集中于“家庭与儿童社会化—性别社会化—学校与青少年社会化—运动员社会化—职业社会化”。这些发现对于我国未来的体育社会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特别是在儿童青少年社会化、职业社会化和特殊群体社会化等细分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