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公民参与度与强化人大监督的内在逻辑

地方人大监督软弱无力、刚性不足,是多年来困扰人大监督制度、影响人大监督实效的关键问题.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一切政治权力的实质主体,人大的权力来源于公民授权,政府的权力源于人大授权,其行为自然要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本文将从公民、人大、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阐述提高公民参与度与强化人大监督的内在逻辑,进而说明通过公民的参与来强化人大的监督权是治本之策、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预算信息公开化探析

财政转型要求的是在地方政府预算领域内确保财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承诺的可靠性.地方人大要推动"预算过程"向公民开放,同时建立起公民参与听证与人大代表制度相结合的监督机制,让公民参与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促使预算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趋于规范化,科学化.     

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与构建方略——基于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视角

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从而促成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深刻变迁。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经历了由统治型政府向管制型政府的嬗变,并将向善治型政府模式迈进。善治型政府模式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积极公民”与“积极政府”的相互合作与共同努力。政府应致力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公民社会的培育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开放、高效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复杂多样,矛盾交织林立的社会。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过去简单的政府管理社会,社会听命于政府的单向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必须转变思维方式,由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变为上下结合、多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培育公民社会,使公民社会真正的发展壮大,承担起自己应付的责任,将大大缓解政府的社会治理压力。     

服务型政府向度下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理路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决定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离不开公民参与。公民政治参与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是服务型政府发展民主的核心内容,与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相契合。针对现实实践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困境,树立民本执政理念,塑造理性的政治参与公民,建立健全公民政治参与制度,支持引导公民社会良性发展,是今后服务型政府加快自身建设、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     

和谐行政视野下的民族地区公民有序行政参与

少数民族地区公民的有序行政参与,对提高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提高公民的参与管理社会事务能力、保障和谐行政环境有着重要意义。目前少数民族地区公民行政参与仍然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受经济发展落后、特殊的行政文化、人口文化素质低和对公民行政参与的不正确认识等因素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公民行政制度参与途径不够健全和完善,非制度化参与缺乏规范引导、创新行政文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力度不够等,需要不断改善。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行政困惑与发展对策

公民治理理论的兴起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缺陷的弥补,开辟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提升了公民意识、培育了公民资格、拓展了公民参与,是对集中控制的专业主义行政模式弊端的部分消解。用公民治理理论审视我国的公共行政发展,克服效率悖论、信任缺失、公民参与形式化等公共行政困境,必须建构公民参与法律制度、完善公民与政府合作机制、培育积极而主动的公民参与意识、健全公民资格和参与路径,建立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形态和社会治理结构。     

多元主体参与区域公共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多元主体参与区域公共管理是一种全新的治理机制,然而这种网络化的治理也正面临发展困境.本文从政府、非营利组织、公民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等4个方面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区域公共管理的困境,认为应大力推动体制和机制创新,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优化社会治理资源,努力建立并完善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区域公共管理的平台.     

试论我国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必然要求。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更有利于监督政府决策和执行,保障公民正当权益。然而,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现状令人堪忧,公民参与政府决策存在诸多制约因素。探索和研究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对策十分迫切和必要。     

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

对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民意识的概念进行界定,以此为基础阐述社会管理创新和公民意识培育的关系。公民作为社会管理的基础,公民意识的提高直接影响社会管理的水平。而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水平的提高也会促进公民意识的提升。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了当今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针对这些欠缺,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政府必然要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培育必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在宏观层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在微观层面主要从扩大公民参与渠道、推动学校德育改革、培育有德行公民三个方面入手。     

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政府监管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由于履行社会责任产生的收益的公共产品属性,使企业不愿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因而政府监管成为必要,且必须保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控制在收益大于成本的范围内。因此,政府监管可以定位在两个层次上：对于必要的低层次的社会责任可以用强制性法律规范加以规制,而对于高层次的社会责任则要运用选择性规范加以引导。     

中国加入WTO与仲裁事业的发展

中国加入WT0后,会给社会的经济与政治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也会给中国的司法领域带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对中国仲裁事业的历史、现状及入世后的发展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入世后仲裁事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状况,为了中国仲裁事业的发展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从公务员带薪经商看国家公务员体系建设

允许公务员带薪经商是近年来地方政府改革中出现的新现象，产生了诸多弊端，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健康运行。因此，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和完善国家公务员体系，使之更加廉洁高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创造公平、公正的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启示

马克思在总结洛克、黑格尔等人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出发,创新了市民社会理论。理论界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入探析,也是对当前我国所处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和探索。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快速成长起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在逐步加强,这些方面的特征和马克思所论述市民社会的某些方面相契合。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在构建我国社会管理新格局中日益凸显出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有限政府的构建

有限政府理论是发端于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从广义上来说,有限政府是在市场、政府、社会逐渐分离,相互协作的过程中形成的。全文试图从政府权力的界定、运作和监督三个层面探讨构建一个与市场和社会相配套的有限政府。有限政府的建设就是政府权力必须从市场和社会生活领域逐渐撤出,培育自由竟争的市场经济和具有自管理功能的公民社会,进而实现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目标。     

论人的全面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弥久常新的问题,它承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现阶段,我国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治国方略现实地诠释了人的全面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包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双向关系.     

对完善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几点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必须走向市场化,用市场化机制来保证质量。改变由政府包办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形式,建立由政府、社会和学校共同组成的多元质量保障主体。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全面、合理、公正、透明和权威的评估机制。并根据社会需要的变动及时调整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经常性地诊断发展中的关键因素,不断完善发展机制,促使研究生教育走向终身化、国际化、信息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文地理学的崇高使命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成为全中国的国家目标。地理学的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她应当并且能够与其它诸多学科一道肩负起研究“全面建设小康”问题的崇高使命。并主要界定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及其协调共生上。     

转型经济视角下政府治理及体制性约束

转型经济研究为分析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变革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两个基本变量,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都受制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体制性约束。1978年以来由计划向市场的经济转型既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后果,又构成后者最根本的驱动力。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应适时地调整治理理念,协调合法性与合理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有效政府,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政府治理也面临一系列体制性约束因素。     

非营利组织的失灵及其对策分析

现代社会可以分解为政府、市场与非营利组织三个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非营利组织越来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同企业界的"市场失败"和政府部门的"政府失灵"一样,非营利组织由于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实现组织目标,完成社会使命过程中也会发生失灵现象.因此,应从法律机制、竞争机制等方面对其进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