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对韩国文学的影响

梁启超"诗界革命论"传入韩国后,在韩国近代诗坛引起了广泛关注。各大报刊杂志纷纷介绍梁氏诗作及其相关诗论,这对近代韩国诗坛产生了影响。其中,对申采浩提出的"东国诗界革命论"的影响最为深远。申采浩受到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观影响之后,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东国诗界革命论",构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     

初探梁启超与韩国近代文学的关系——以梁启超与安国善的影响关系为例

梁启超对于韩国近代文学界影响深远,尤其是在韩国近代文人安国善的文学创作方面处处可见梁启超的影子,虽然1910年＂韩日合并＂之后,中韩文人之间的交流彻底被隔绝,但是,梁启超对安国善的影响,乃至对整个韩国的影响都是不可磨灭的。因此,以梁启超与安国善的影响关系为例,揭示中韩近代文人以＂小说观＂为媒介进行交流的历史痕迹。     

梁启超在“开化期”韩国的影响

在近代韩国,梁启超的作品以及那些翻译其著作的译者启蒙和教化了大批进步人士。由于＂相似的语言、历史背景和国情＂以及＂梁启超对韩国国情的关注＂等特殊原因,他的著作及其思想言论受到近代韩国文人的大力支持。故而,梁启超的文章及论著在以＂直接登载论著的原文、翻译论著为译文、摘选原文或译述、书籍＂的形式传播到韩国之后,读他的文章成为韩国文人中的一种流行,并成为一股独特的社会风气,这是近代中韩比较文学史上不可淹没的痕迹。     

浅议梁启超对“文学革命”的发轫作用

戊戌变法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开端。梁启超不但在政治上独领风骚,同时他倡导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全面而具体地阐述了文学革新的纲领和目标,为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梁启超的文体观

作为晚清启蒙文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唯小说独尊,他对小说的本体性关照,引发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滥觞,小说由此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梁启超把小说置于其它文学体裁之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由雅向俗的发展趋向,而这种俗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梁启超的文体观中有突出表现。     

从《释革》看梁启超的革命观

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释革》一文,不啻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宣言,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革命观。他在文中对改良与革命进行了明确区分,进而申明了自己改造中国的行动纲领。梁启超的革命观不仅被他贯彻到史学、文学、宗教和道德等诸多领域,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从梁启超看晚清功利主义学说

清末以来,西方各种思想学说迅速传入中国,但很多发生了＂转变＂和＂调适＂。梁启超的功利观也是如此。梁启超的功利观是一种基于＂群己和谐＂的功利观,但是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盛行的清末,其功利观明显强调＂集体利益＂,是一种以群体为本位的功利观,与西方以个人为本位的功利观不同。     

梁启超“变幻”表象后的稳定性——儒家文化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其一生主张前后多变,对此时人褒贬不一。梁启超一生的变化分为青年、中年、晚年3个时期,从传统儒家文化的角度出发,诠释这三个时期＂变幻＂的动因,发掘其＂变幻＂背后的稳定性,力图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梁启超。     

论梁启超晚年的国学观——由“玄科论战”谈起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与别人相比,梁启超晚年对国学的态度以及治国学的方法都颇有特色。近代大变革时期,梁启超等对国学的思考反映出十分深刻的文化内涵。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时代话题,梁启超的国学观对我们现在依然具有启迪作用。     

梁启超的文体观

作为晚清启蒙文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唯小说独尊,他对小说的本体性关照,引发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滥觞,小说由此登上文学的大雅之堂。梁启超把小说置于其它文学体裁之上,促使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由雅向俗的发展趋向,而这种俗文学观念的变化,在梁启超的文体观中有突出表现。     

论梁启超《新民说》中德性之公私

一九0二年左右梁启超创办并主掌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因此梁氏＂小说界革命＂与他的《新民说》关系甚为密切。本文探讨的是为小说界革命提供理论支撑的《新民说》中＂新＂的内容,如何发明＂公德＂,并指出新民方案的逻辑转换：如何从公德转向私德＂推及＂,即回归到阳明学等传统德性要求上来。     

梁启超“趣味说”的心理阐释

梁启超＂趣味说＂是中国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借助皮亚杰的发生认知论原理,可将＂趣味说＂的体验过程分解为趣的生成过程、味象过程和提升鉴赏力过程,这有助于更科学、更系统地理解梁启超的＂趣味说＂。     

"梁启超式"的西学输入

梁启超接受西学的三个阶段为维新运动时期、流亡日本及海外时期、一战旅欧时期。梁启超利用近代报刊传播西学影响最大时期还是在日本主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国风报》时期。这一时期,他一方面提升了报刊的水平,一方面对西学的了解更为深入。梁启超利用近代报刊传播西学对国内的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梁启超一生中前期传播西学,晚年对西学进行反思,立足点都在于中国的文化发展和建设,力图使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不断自我更新,能够迎接近代化的挑战。     

梁启超与“废科兴学”

面临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进行思考,并提出了系列变革的主张,以求富求强。在清末变革的潮流中,梁启超明确地认识到科举考试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毒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堂＂的主张,并积极投入到变法运动中去。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梁启超并未停止对教育的探索,提出了＂新民＂的主张,认为教育应该培养具备近代意识的公民;同时积极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

梁启超是 2 0世纪初的“史学革命”运动过程中的旗手和先锋 ,对中国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以“善变”而著称 ,这一点在史学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多端 ,甚至互相抵触 ,究其最根本的原因 ,笔者认为是其史观的多元因素与史观的发展演变的影响。其中 ,又尤以“世界史”观的嬗变最为典型。本文拟对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作一番梳理 ,以就教于方家。一、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世界史”观梁启超在 19世纪末期便开始从事新史学的草创与研究工作。他在 190 1年的《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 ,…     

政治与教育的联姻：梁启超的“大教育”观

梁启超实乃一伟大的教育学家,他对教育的研究非常深入。但是他又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学家,还是一个大政治思想家;故而,他能够将教育和政治糅合为一体。在这种＂大教育＂观背后,隐藏着深刻而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因子。梁启超尤其将儒家传统和立宪政治结合起来,这种＂大教育＂观的含义非常丰富,其范围远远超出狭义的学校教育范围,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教育的角度,梁启超的＂大教育＂观都能给予今天的人们不少启发。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

梁启超创立的新史学对近代中国的史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形成的漫长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史学理论的继承时期,新史学思想的酝酿时期、形成时期、完善时期。每一阶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都有其独特的光辉点。     

论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意义

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喊出"小说界革命"口号的第一人,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推动了我国近代小说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融合了中西文论二者所长,采用中西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建立起颇具划时代意义的小说理论。不同于传统书商重利轻本,梁启超不仅重视文化传播源头的质量,还积极启用新兴媒介传播思想理念,并将读者感受纳入研究范围,这样的现代文学传播理念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小说从古代向现当代转型的跨越式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梁启超的小说本体观及其影响

梁启超的小说本体观及其影响蒋心焕，李成希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兴起后，梁启超不仅成了这个运动最主要的倡导者，而且也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理论建设者。就“小说界革命”而言，“作为一种小说美学思潮，它的背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时已有相当数虽的西方小说被翻译和介...     

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革命”在梁启超文学及政治道路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中国未来记》这部未完之作,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呈现了文学与革命的辩证关系,恰恰成为梁启超种种革命理念的现代寓言及未来想象。在他的理念预设框架内,小说与革命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文章检视了梁启超展开革命话语的路径,以及他之所以将小说视为宣传革命最有力的工具的理由,关注梁启超如何在小说的“将来完成式”中调动起对革命的种种理念,以及种种叙事策略如何构成其革命日程表中的标的物,关注《新中国未来记》所指涉的“未来”,并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考量该小说的启示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