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上）

巴蜀文学在两汉时期大兴。对巴蜀文学区域性的研究历来都为许多学者所关注。至今人们已经或从个体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群体出发进行深入研究,或者已经写出巴蜀文学史,或者从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探究巴蜀文学及巴蜀文人的独特性。以文学编年的方式来研究两汉巴蜀文学是一项新的尝试。通过这种方式,从纵向上可以对两汉巴蜀文学发展脉络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横向上可以考察同时代文人之间的师承、交游及相互影响,当然这些都是将来进一步的工作,而文学编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区域性的文学研究,许多材料挖掘不够和许多文学家长久以来都被忽略,其相关研究甚至是空白,因而研究空间还很大,尤其是对唐以前的研究。而《两汉巴蜀文学系年要录》收录了很多以前不被重视的作家作品,有的作家甚至只出现一次,以求收录尽可能的全面。另外,对于作品的界定采用大文学观念,除了通常意义上的诗、赋、散文,还包括各种奏议、碑铭、民谣等。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神秘的巴蜀（下）

大山能给人灵气从四川的山里走出了李白,走出了苏东坡,再以前还走出过司马相如,这就叫钟灵毓秀的好地方上一期我们说了巴蜀的水,现在我们来说说山。＂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中国传说太阳是每天坐着六条龙拉的车在天上奔驰的。李白说,四川的山,高得让拉着太阳车的天龙都过不去要掉头了。一般的人,只要看上一眼就心惊胆战。     

两汉军事后勤比较研究

军事后勤是国防事业的血脉,两汉的后勤保障体制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社会形势的变迁,两汉的军事后勤存在明显差别。东汉在军费筹措、军工生产、物资储备及后勤运筹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滑坡。这是东汉对外战争胜少负多的重要原因。东汉军事后勤的衰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军制改革、治国理念,乃至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密切相关。     

两汉军事后勤比较研究

军事后勤是国防事业的血脉,两汉的后勤保障体制在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社会形势的变迁,两汉的军事后勤存在明显差别。东汉在军费筹措、军工生产、物资储备及后勤运筹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滑坡,这是东汉对外战争胜少负多的重要原因。东汉军事后勤的衰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军制改革、治国理念,乃至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密切相关。     

两汉工商政策与商品经济述略

两汉商品经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前期，国家工商政策较为宽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西汉中、后期，由于对私人工商业实行某些打击、限制政策，使商品经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即由它的“间歇期”走向官、商结合，官僚地主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增多；刘秀建立东汉后，工商业在政府的放纵、保护政策下，商品经济仍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向前推进，成为又一个转折。由此表明，在一定时期内的工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文学中国的巴蜀地域因素

巴蜀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生命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跟巴蜀地区非常有关系。在巴蜀可以找到一个极佳的立足点和精神关注点,总览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冲突融合,总览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且往往是“谁得巴蜀,谁得一统”的历史进程。巴渝歌舞汲取了民间营养,始终接上“地气”,又生长出《竹枝词》等分枝。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要实现“三个回归”：“文学”回到“文学”;现代回到现代;中国回到中国。四川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大省,出现了郭沫若、巴金、李劫人、沙汀、艾芜、林如稷、何其芳、周文、罗淑、陈翔鹤等一批重要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民国时期的巴蜀湮没文学

在近现代历史上,来自四川与重庆的文学发展对整个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民国时期巴蜀湮没文学进行研究,可以突破知识的区域阻隔,使文学史书写能够摆脱既有框架的束缚;避免历史破坏性力量(如战争)的干扰,发现重要作家被"遗忘"的声音和书写痕迹;修复和还原那些行将消失的珍贵档案材料,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两汉商业政策与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两汉商人社会地位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态势是在不断地提高。西汉前期,由汉高祖的“贱商”到文景时的“惠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上升。武帝时“抑商”导致大部分商人破产,地位一落千丈,但部分商人却坐上了高官,地位殊荣,商人社会地位处于两个极端。武帝之后,政策逐步宽松,商人、地主、官僚日益结合,社会地位有了更大的提高,一直到东汉无大的变化,所以说两汉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当时的商业政策紧密相连。     

汉晋六朝巴蜀诗考述

巴蜀地区分为巴地和蜀地,蜀郡和巴郡分别是两地的诗歌创作中心。在汉代巴蜀已出了司马相如等著名文士,且民间诗歌已初步娴熟地使用五言体,是中原地区之外另一个对五言诗的成熟有重要贡献的地区。汉晋六朝时期巴蜀地区现可知约有诗歌30馀首。对巴蜀诗的考索分析可为巴蜀文学和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     

台湾文学的成熟与巴蜀作家的贡献

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以后,“反共文学”一度泛滥。出于对政治文学的厌倦和对文学本位的坚守,“怀乡文学”风行起来。继后现代派文学出现,并成为主流,实现了文学的本体回归,同时使台湾文学达到成熟并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在这一过程中,以覃子豪和商禽为代表的巴蜀籍作家的成就和贡献更巨大的。     

九十年代反思录（上）

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化的推动、大众文化的兴起以及知识界的分化,在其时的文学领域,80年代所提出的“大写的人”的意识形态,“文学是人学”的“人的文学”观出现危机,表现为以“大写的人”为表现对象的文化、文学制度的危机,而只有在这种抽象的自我、抽象的人的话语面临危机的时刻,我们才能发现作为“类本质的人”,正在分化为不同的区域和阶层的人。     

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学范式

巴蜀文学鲜明的地域特色早为人所关注,但是对巴蜀文学范式的形成及内涵却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巴蜀文学范式由汉代辞赋作家司马相如奠定,司马相如的人格个性与审美特征来源于古代巴蜀文化,又深刻影响到后世巴蜀文学。司马相如不仅是古代巴蜀书面文学的奠基者．而且是巴蜀文学范式的创建者。     

论西汉的“隔绝羌胡”政策对两汉西羌之“祸”的影响

东汉的羌"祸"源于它循因前代的作法,两汉治羌的失误在于"隔绝羌胡",虽然形式不同,但结果都是一样的,导致"朝廷不能制",羌汉矛盾恶化。     

东汉太尉系年录

太尉是研究秦汉官制、兵制史的重要课题。以往,学界对此重视不够,很少有专文探讨。根据现有资料,将东汉历任太尉的籍贯、出身、任职时间、政绩及卸任后的去向等,分项立目列表予以介绍。系年录充分揭示了当时太尉的权力地位、人选标准、地域来源、职位更替及其绩效状况等,从中可知太尉在两汉之际发生的变迁。     

巴蜀文化元素下高职校园文化构建研究

巴蜀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内容丰富。在现代教育中,将巴蜀文化元素渗透到高职校园文化构建之中,以巴蜀特有的人文资源为龙头、地理环境为骨架,挖掘巴蜀文化精髓,建设文化育人工程,提升高职校园文化质量,走一条以巴蜀文化为载体的校园文化新路子,对巴蜀高职校园文化构建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