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与传统文化——既难舍弃 也难归依

中国新诗以反传统为其肇端 ,外国的诗歌资源是现代新诗人的锐利武器 ,新的诗歌理念、形式、手法等都给当时的中国诗坛带来了新气象 ,新诗之“新”便体现于此。而中国传统诗学留给五四新诗人们的也决非一种历史包袱。他们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处惊叹于二者的美丽 ,而出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偏向于从西方诗学中汲纳创作资源。考察新诗人群体面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既难舍弃也难归依的复杂心路历程 ,可知隐藏在“西化”外表下面的这些诗人群体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顾与潜性发扬。     

新诗的文化身份问题研究

新诗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选择了鲜明的抑中扬西的文化立场。很多著名新诗人和新诗派都具有某种西方背景,新诗作品也具有浓郁的西方气息。新诗抑中扬西的立场大大制约了新诗艺术的发展。在总体上制约新诗艺术发展的是新诗语言的西化问题,其原因是对于追求＂欧化＂风格的翻译文学的模仿。新诗抑中扬西的文化立场不是理性的学术立场,只有实事求是地从艺术规律出发来界定中国新诗和西方诗歌、传统诗歌的关系,才能推进新诗艺术的发展。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下,中国新诗应该摒弃抑中扬西的立场,和中国当代文化结合起来,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模仿、借鉴、创新--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

中国现代学是西方明这个大海盗对中国传统化强行亲和之后的私生子，它受孕于1840年前后（通常所谓中国近代学的开端），诞生的标志就是“五四”学革命的爆发（近代学与现代学的分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学中的每一种体形式的现代化建设，从开端、发展到成熟，无不与对外围学的吸收和改造相关联。自由体新诗对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由模仿到借鉴，闪创新而走向成熟的发展道路，在象征派诗歌的发展中表现的较为典型。我以李会发和戴望舒的创作为例，对象征派诗歌在我国的发展情况作一个粗略的阐述，以说明中国新诗与西方诗歌的关系。     

回归传统:20世纪50年代诗学的格律化趋向——当代新诗形式讨论中的诗学问题

20世纪50年代，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十分活跃。回归中国诗歌传统，重建新诗格律，是这期间集中关注的诗学问题。本在系统梳理这期间有关新诗形式问题的几次重要讨论的基础上，对讨论中有关新诗格律问题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也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和评价。     

论闻一多新诗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闻一多先生“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及其新诗批评，在确立现代新诗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方面，为世人所瞩目。究其本质，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及其创作并非“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譬儿”，在他的诗歌观念中，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事实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基础内核。其诗歌“三美”的倡导，是传统诗歌理论基础在美学方向上的发展，是现代诗歌审美理念的建立；他对新诗的批评乃至对某些诗人、诗作的否定，以及诗歌创作以“时代”、“民族”为经纬的倡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歌观念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更新。     

中国新诗的欧诗艺术影响与中诗传统继承

本文从中西诗歌不同的艺术特色出发,对照中国新诗具体作品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新诗艺术上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既借鉴了欧美诗歌艺术.一部分诗有着明显的欧美诗艺术倾向,又继承了中国传统诗艺,一部分诗中国诗艺术特色突出,已具备了自己的民族特色。我们应该对这两种艺术倾向加以选择,使新诗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新诗现代化”诗学体系的滥觞－－谈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

在对李广田、朱自清、唐Shi、袁可嘉在20世纪40年代各自出版的诗论专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论的特点：集中性和系统性,并总结了“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传统”与中国新诗的艰难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诸文体中,尤以中国新诗命运坎坷,争议不断。除了现代中国社会本身环境因素（包括政治文化因素）之外,从诗歌文体本身加以考察,我们就不得不特别注意“传统文化”的特殊效应。对于诗歌艺术的创造而言,漫长的古典诗歌的辉煌史恰恰成为新一代诗人创作的负担和阻碍;在抒情文体的语言资源方面,传统诗歌的“雅言”可资利用的部分也相当不足。凡此种种,都为中国新诗的发展造成了诸多不便。中国新诗的创造需要对这些负面的“传统”自觉加以克服与超越。     

新诗的“失范”及其与传统诗学联接的可能性

新诗对于中国传统诗歌来说,是一种新变。这种新变,主要表现在诗学思路上。中国传统诗歌有一种“向后看”、以能模仿古人为能事的倾向,这导致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因袭、模拟之风的盛行,并由此产生了空洞、肤浅、“文胜质”的毛病。“五四文学革命”就正是为了打破当时旧诗坛的这种剿袭之弊。     

“放不下形式的问题”：新诗的重要“传统”

新诗其实有“自己的传统”,这一传统即20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说的：“二十多年来写新诗的和谈新诗的都放不下形式的问题”,这个“传统”序列上的诗人是陆志韦、徐志摩、闻一多、梁宗岱、卞之琳：冯至、何其芳、吴兴华、林庚等,这些诗人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不懈地寻求现代汉语诗歌的形式秩序。新诗的这一“传统”对于目前当下中国写诗忽视诗歌形式问题、过于“自由”的风气,应有警示与纠偏之用。     

新世纪文学八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出路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21世纪本该诞生世界级作品的中国新诗,却陷入粗鄙化的泥潭。本文通过叙述新世纪近八年诗歌堕落与挣扎的轨迹,反思中国新诗,寻找现代中国诗歌的出路。中国新诗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不断的"断裂"中抛弃了传统,同时自身又没有沉实的诗学理论研究,中国新诗成为文化孤儿。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诗要重生,就必须重建与传统诗学的联系,建立起自己的诗学理论体系。     

新诗名家与中国古典诗学

20世纪的新诗名家,大都有着深厚的古典诗学背景和诗艺渊源。这些新诗名家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现身说法,坦承自己新诗创作与古典诗学的密切联系;另一种是虽未明确表述过自己对古典诗学的纵向师承,但其新诗创作得力于古典诗学之处仍斑斑可见。关注新诗名家与古典诗学的承传关系,对于打通中国诗歌史、提升新诗创作和理论批评水准、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学体系均有补益。     

中国新诗之"新"与新诗文化建设

中国新诗作为一个"事实"存在的同时,也似乎一直是作为一个"问题"而存在的,"事实"与"问题"的纠缠始终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解不开的纽结.中国新诗至今所面临的强势敌对状态显然与这一纽结的无法化解直接相关,新诗的困境就是这种强势敌对状态所滋生的产物.新诗的困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困境.呼唤一种成熟的新诗文化,是我们在回顾新诗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新诗标准的确立、诗人艺术原创性的主体自觉、相对完备和成熟的新诗教育体系三个因素息息相关,这是形成新诗文化的前提.新诗之"新"文化性质的复杂性是由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所造成的,其中纠结着由现代性所引发的复杂文化矛盾.新诗的文化困境需要在文化内部找到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这可以归结为新诗文化的建设.建设成熟的新诗文化既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经之途,又是新诗走出文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中国新诗阐释空间的拓展与深入

尽管在新诗研究领域积聚了越来越多的从业人员，但是当下中国新诗的研究势头还远远谈不上强劲。论者对一些诗歌研究的症结性难题偶有触及而又往往语焉不详。中国现代新诗是一种尚未“成型”的艺术形态，当下的诗歌创作也仍然充满了实验色彩。这使得对新诗的阐释往往更加困难。可以看到在当下诗歌批评中由于出发点、阐释角度与估价标准不同，     

李金发与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传统

李金发的诗歌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史的纪元 ,自李金发始 ,象征主义诗歌与中国一般的新诗乃至与中国传统诗歌拉开了美学思维和艺术形貌的距离 ,从而体现出真正富有法兰西恶魔派风格的“异质”。象征主义最根本的异质性 ,在于它情绪的“颓废”,然而 ,李金发象征诗的思想构成和情绪构成依然与这一时代的新诗保持某种相通的联系。与一般的新诗在深层思想倾向上的同构性的体现 ,对于李金发的象征诗 ,许多人一面进行异端性的排斥和批判 ,一面又不知不觉地受着它的影响 ,与其同步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对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巨大,它深深地渗透于中国文人的血液中,以致无论现代作家的创作主题和心理怎样变化,其作品都会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通过分析文学与政治、文学与人格的关系,以及史传传统等方面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     

闻一多的抒情诗与中国新诗艺术

闻一多在抒情持的艺术上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为中国新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其他人无法代替的贡献：他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由自由散漫到严谨含蕴的桥梁，他是中国新诗体式的开拓，他是中国新诗技巧的集大成。他的诗歌艺术探索对今天的中国诗歌理论与创作仍有重要意义。     

"还乡情结"与现代性的追求--试论新诗对传统诗歌的继承与超越

五四语言变革之后成长起来的新诗，其现代化过程是复杂曲折的。一方面，新诗以接近口语的日常语言介入传统诗性语言，胡适指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诗怎么写”，突破传统诗歌语言的常规，寻求适合表达现代生存经验的语言形式，这是给诗歌带来生机和活力的大胆尝试。实际上经过唐代诗歌的繁荣，传统诗歌已经在走下坡路，逐渐僵化，它在形式上经受的种种约束，包括章法、句式、用典、对仗、平仄等，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这种日益僵化的形式已经不适宜表达日益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吕家乡认为：“新诗之所以能够取代精致圆熟的古典诗歌模式，根本原因就在于现代人的生活感受和内心状态已不是古典的‘意境’所能容纳。”     

中国传统文化的出路

现代化的过程在可见的将来是不会转向的。中国人以高呼“我们胜利了!”的热情来主办西方文化的、同时又是被全球化了的节日——奥运会，从这种变化了节日感（可简称为“变节”）中也可见文化走向之一斑。我用四个衡量文化生命力的标准——传承的团体、相应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对人的影响、独特话语的活力——来衡量，真的会有中国文化复兴的趋向吗？我很怀疑。即便看到一些表面的传统再现，它是真的还是利益集团的操纵所为？儒家与道家的传统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