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述评

本文据忒莫勒著《内蒙古方志考述·序》节写．认为全面考述内蒙古方志对于学术研究和地方工作很有意义，也充分肯定了忒莫勒的出色研究，使读者得以全面了解内蒙古现有多少方志，包括什么内容，利用价值、篇幅大小，优缺点等等．本文后两节是与作者商榷：一、希望能将跨省区而又涉及内蒙古的方志加以考述，同时对某些方志的分类提出质疑，二、对旧志的评价似宜多数肯定．为此，本文还联系各志修纂时的历史背景，纂者经历等，发表了对旧志的看法．     

史念海与新方志理论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掀起编纂新方志热潮,史念海先生积极投身其中,他不仅积极探索新方志的理论体系构建,提出新志可史志兼而有之,体例应合乎地情体现特色,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新观点指导修志等,而且在修志实践中大胆创新,强调新志应重视记述地理环境的变迁,重视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史念海与谭其骧、侯仁之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倡导和努力,不仅丰富了新方志理论,提高了新方志编纂质量,而且推动了中国方志编纂从"旧"到"新"的转变。     

方志理论与修志实践简论

方志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在借鉴旧志理论基础上编篡的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成为我国20世纪宝贵的文化遗产。由于诸种原因，一届志书存在缺陷。二届方志写什么怎么写，主要有四点：一、定好位；二、补苴纠缪；三、全面客观记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写出变化；四、在体例和写法上要有所创新，志可以论，要重要史观和方法论，秉笔直书。     

朱同方志理论探析

朱同是明代初年一位有着良好家庭背景和较高学术修养的徽州人。朱同编修的《新安志》早已亡佚。根据保存下来的志序可知朱同编修此志的基本情况,亦可知朱同的修志思想和方志理论。朱同认为志书亦即史书,修志不仅要继承前人的成果,更应该加以变通和创新。朱同非常重视志书的质量,也强调修志人员的素质。     

论清代皖志的历史地位——以清代与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

方志比较研究是认识方志地位、价值的重要方法。本文以清代皖志与其前后时期的方志比较为例,分析了清代皖志的地位、特点。认为清代皖志是在前代方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沿袭前代方志内容、体例、体裁较多,但也有较大变化,内容更为丰富,体例上逐步完善,并对民国方志编纂影响较大,为民国方志的编修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徽州家谱与徽州方志

文章在对徽州方志和家谱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两种地方文献编修的内在互动性。徽州家谱为方志的编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且充实了方志的内容。徽州方志编撰的体例、内容等也直接影响到家谱的修纂,并使徽州家谱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浅谈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及实践

章学诚，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一生致力于方志学理论的研究和方志撰述，章氏阐明了志即史体的方志性质和志立三书的义例规范以及方志的体裁，内容，任务，作用等诸多方志学理论，并躬身实践，编了一系列堪称精典的方志力作。     

江西早期方志考论

江西之有志,始于三国时期。从三国至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里,江西方志在其发展史上进入了第一个兴盛时期———早期兴盛时期。中国的古代方志存在着亡佚严重、作者不详、难以断代、一志多名等令人困扰的问题,因此今天我们要想知道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江西早期方志的确切部数,几乎是不可能了。我们能够准确考定为属于这一时期的江西早期方志只有２６部,其形式分为郡书、地记、地志、山记、图经五大类     

中国方志学(连载之三)

第三节旧志的体系二——内容旧志内容或体裁的编制,方法不一.清初河南、陕西修志,多采用巡抚贾汉复的规格.乾隆间陕西、湖北修志则多采毕沅拟定的体式,同时也有因沿《江南通志》体例者.同治间江西修志多用刘坤一之例,光绪间山西志多取曾国荃例.总而论之,方志体     

清代考证学潮流中方志典范的转移

随着清代考证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方志编纂受其影响,也发生了典范的转移。以往备受推崇的《武功县志》,在新的时代学风下一变而成为修志的鉴戒,取而代之的是以"详慎"著称的《历城县志》。乾嘉朴学家在修志取向上保持了总体的一致性,一部名志首先便是一部标准的考证学著作。考证学规定了新方志的撰述,新方志典范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并延续着考证学学统。     

现存清代福建方志述评

清代是福建方志发展史上的繁荣时期。现存的清代福建方志有175部,包括各种通志、府志、州志、县志、厅志和乡、镇、里志。就这些方志来看,它们体现了自己的特色但同时也存在不足。研究现存的清代福建方志,对了解本省历史文化,总结经验和编纂新时期的方志都有积极的意义。     

清康熙年间徽州方志中山川版画研究

明清两代,徽州刊刻的山川版画绝大多数源于方志的插图,自从有了方志,不同时期编撰者们不仅在文字内容方面加以充实、完善,在插图的表现上也有不同的呈现,以府志、县志为例主要为地貌、城垣(廓)等,而以专志如山志则更为细致和丰富。作为因地域因素而存在于方志中的山川版画所起的作用有两种含义:标明地貌关系及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康熙年间的方志版画正具备了这种特征。     

张维对旧志编纂体例的论述——以《陇右方志录》为例

张维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方志学家,其《陇右方志录》是一部区域性的方志目录,著录今甘肃、青海、宁夏历代方志共329部。各志除了注明其存佚情况、成书年代、撰者、卷目之外,最后还以按语的形式对其进行评价,类近解题之体,其中涉及有关旧志编纂的体例问题,主要表现在方志的分类归属、记述范围、体裁运用等方面。     

张维对旧志编纂体例的论述——以《陇右方志录》为例

张维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方志学家,其《陇右方志录》是一部区域性的方志目录,著录今甘肃、青海、宁夏历代方志共329部。各志除了注明其存佚情况、成书年代、撰者、卷目之外,最后还以按语的形式对其进行评价,类近解题之体,其中涉及有关旧志编纂的体例问题,主要表现在方志的分类归属、记述范围、体裁运用等方面。     

宋代以前的早期湖南方志史书考略

方志史书作为地方性的历史书写方式,在湖南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宋代以前的早期湖南地方志,在形式上主要有三国两晋时期的“郡书”、南朝“地记”和唐代“图经”,这与全国范围内方志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宋以前的湖南方志目前仅有唐人的《南岳小录》保存完整,其他均已遗佚,仅有零文碎篇见于清人的辑佚书。通过对诸史《艺丈志》、《经籍志》以及清人辑佚书的考察,可以大致重构宋以前湖南方志史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情况。     

《周官》与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的重心有过两次大的转变,从关注方志的艺文著录转向关注如何保存地方掌故,从企图在方志书志部分保存掌故转向方志"志"体与掌故分立,而每一次转变都与对《周官》有关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对于《周官》相关问题认识的深化是促成章学诚方志编纂思想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的思想根源。     

民国《汝城县志》述要

民国是方志体例的大变革时期。民国《汝城县志》是在内政部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并通咨各县搜集新旧志书的背景下纂修而成的。其体例和内容上既有因袭,也有裁汰;既有调整,亦有增益。该志虽算不上佳志,但对于我们考察民国方志编纂和方志学都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探讨该志纂修背景、纂修者及体例内容等方面,可以从个案管窥民国30年代初期的修志面貌。     

《景定建康志》与《丹阳记》、《舆地志》的辑佚

<景定建康志>是南宋地方名志,它既是南京方志成熟的标志,也在方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志书不仅保存了庆元至景定六十余年建康的史料,而且仿正史之纪、志、表、传体例编纂,创立了新的门类和体裁.作为方志佳作,<景定建康志>既详考山川古迹之典故,又注明其文献出处,这不仅是方志史上的重要建树,对于佚书<丹阳记>、<舆地志>等早期地方、全舆地理著作而言,也有重要辑佚意义.     

南宋时期安徽的方志初探

安徽地方志的修撰在南宋获得迅速发展和兴盛，史载就有数十种，传世名志也不少，如罗愿的《新安志》、祝穆的《方舆胜览》、程大昌的《雍录》以及李寿鹏补刻的《吴群志》等。这些方志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１．区域分布较为集中，皖南成就居多；２．改革方志的传统体例、内容，兼载自然和人文；３．数量可观，类型齐全。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主要是当时安徽，尤其皖南的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日文版民国方志与中国方志“概述”体例——以民国日文版《山西省志》为例

当代中国方志研究的专家都认为,1937年出版的由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首先在民国方志中使用了"概述"的概念,而新编地方志的"概述"体例就是借鉴黄氏的局部"概述"理论而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早于黄氏方志17年,即192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的日文版《中国省别全志》不仅在每个省志中都设有专门的总论即概述编,而且在有关章节目中也设有概述及无题小序,对方志概述在志书中的运用作过系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省志系列的第十七卷《山西省志》即为可靠例证,应该说,日文版民国方志最早使用了"概述"的概念,民国方志的"概述"体例也是由日本方志界探索和创造的,目前所有权威著述中关于"概述"篇设立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发明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