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十分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全面抗战时期,为了实现增强政党合法性、加强政治动员和维系国共合作的政治功能,党通过再现辛亥革命史实、继承辛亥革命遗产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的路径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体现了纪念目的 的革命性、纪念主体的人民性和纪念过程的劳动性等特点.这些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具...     

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商团体的改造

基于现实与政治的需要,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接受改组原有商会、工业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并对同业公会进行了整顿与改造,重新架构了商会体系。由于对工商联与同业公会有着不同的政治安排,中共也采取了不同的改造策略,最终保留了工商联,撤销了同业公会。这种相对和缓的制度安排,不仅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革命方式带来的冲突,而且达到了控制市场与社会的目的。     

浅析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特征及其调试

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飞跃发展,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制度与心理不协调,良好的民主政治制度缺乏贯彻执行的精神等问题。政治心理是政治行为的先导,农民政治心理在现代性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突破能给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和进步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基于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心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政治心理的视角,试图探求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视角：培育公民型政治心理。     

嵌入共治：运动式治理的内在逻辑——以F市创建文明城市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当代中国治理实践的常见模式，是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重要组成。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和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出，脱胎于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动式治理不再局限于应对官僚制失灵的政治动员方式，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政策工具和治理策略。以F市创建文明城市为例，基于“嵌入”的理论要点，以“吸纳共治”的逻辑构建“结构—资源—嵌入共治”理论框架，分析运动式治理呈现的新特征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运动式治理依托科层组织，通过组织和制度的双重嵌入构建治理的结构制度基础，通过纵向层层包挂和横向社会吸纳，提供共治资源。双重嵌入和吸纳共治内在逻辑一致，二者相互构建、释放了治理的现代性因子，共同打造运动式治理的嵌入共治模式。研究跳出常规治理和运动治理的二元视角，基于鲜活案例审视中国治理的实然图景，有助于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运动式治理的新样态。     

红色资源的政治动员价值

任何政党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需要实施政治动员,红色资源的物质和精神两种形态为实施政治动员提供了条件,在政治动员中有着重要的价值.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人物故居等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平台,红色纪念活动、红色标语和红色口号等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手段,加强红色人物宣传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方法,运用红色精神教育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     

政治过程视域下群众路线的功能演化

基于政治过程的理论视域,可以发现群众路线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过程中的功能演化。在革命时期,群众路线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利益的聚合,并成为政策执行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在建国后三十年的政治中,群众路线成为领导人政治表达、权威建构及调控内输入模式弊端的工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中,内输入模式受到挑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群众路线的再运用,一方面打开制度之门,实现从内输入到有限政治参与的转变,以此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用来调适自身以应对治理挑战,同时重塑国家、政党、社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新的政治平衡。群众路线是当代中国政治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补充和辅助,只要中国政治未实现充分的制度化,弹性化的群众路线就能够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发掘政治空间并发挥作用,因此是当代中国政治可资利用的的宝贵传统。     

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探索及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党的政治优势与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在农村、城市及国家机关等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严格入党标准与党员教育,持续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等一系列重要举措,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净化党员干部队伍,厚植党的基层执政根基,在建设基层党组织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梳理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实践,对于新时代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的政治意识

抗战前的华北农民,政治感觉麻木,参与意识淡薄,对国事极其冷漠。华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农民"国"的意识升华,参与意识空前高涨,牺牲奉献精神凸显。战争与革命的社会现实,中共的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是农民政治意识嬗变的主要原因。农民政治意识的嬗变,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巩固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从事的各项社会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各种现代性因素的发育,建构了崭新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减租减息运动削弱了长期把持乡村政治的士绅宗族势力的优势,调整了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为现代政治制度深入乡村铺平了道路;高度的政治动员清除了乡村民众传统的冷漠和保守的政治文化;在以阶级理论为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社会群体的重新组合,有效地建立了新的社会权威,现代性的社会组织取代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提高了社会组织化程度;在实行现代意义的整体性变革的基础上,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更是以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空前的政治权威,深入乡村和农户,实现了近代以降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渗透和控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主导的乡村社会整合及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及现代性因素的生长,把根据地型塑成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政治秩序和发展方向,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演进模式.抗日根据地时期的乡村变革,是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重要阶段,其治理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乡村社会以后的发展路径.     

论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的整合功能

城市基层区域化党建是基层党建生态环境转换背景下的重要制度创新,扮演着重要的“整合中心”角色,承担着内外整合功能.面对基层党组织结构裂片化、资源离散化、自我认同危机化、社区社会碎片化、基层组织悬浮化、部门行动分割化等困境,中国共产党要在加强基层组织内部整合基础上,一端嵌入“社会”实现社区社会整合,一端嵌入“国家”实现基层行政整合,一端嵌入“网络”实现异度空间整合,从而稳固党的基层政权和构建和谐社会.     

后殖民视野中的话语殖民及其实现途径——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人物话语分析

后殖民理论认为,文学作品在进行革命和现代性话语的书写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多种叙事策略,将后者所预设的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作为高级文化,系统改造作品中人物的语言方式和思维世界,从而将传统、本土话语逐步替换,已达到革命意识形态所设定的语言世界,形成对社会的系统改造.在1940-19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饱含革命意识形态内涵的新话语逐渐渗入乡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日常生活用语中.这种小说中人物的言说方式的变化,是革命和现代性话语对乡村话语体系和思维世界的一种征服,由此建构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现实注脚,其实质是一种话语殖民.本文以后殖民理论中的话语殖民为分析工具,讨论这种文学现象的实现机制及其政治文化内涵.     

20世纪70年代农民娱乐活动的政治化——以忻县东楼为例

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娱乐活动纳入到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中,成为向人们灌输政治文化,强化人们的政治认同,加强思想教育、政治动员的重要载体。本文对高度政治化的农民娱乐活动呈现出的全民性和强制性、娱乐方式趋向于集体化等特征,并对社会各个方面造成的正反面影响进行了研究。     

浅谈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共产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开展大革命活动的重心,其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促进了革命任务的完成。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许多典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这些方法不仅为当今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同时也有利于当前社会群众路线的践行和农民实际问题的解决。     

国家、社团与个人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嬗变——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各种新兴社团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构建中有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因素,在这些社团的活动过程中,国家力量为实现其政治意志而通过各种手段参与其中。平教会作为民国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其工作过程也是其与政治力量合作加强的过程。在这种合作的框架下,平教会不仅将乡村建设区域从华北扩展到华西,同时也将乡村建设工作从改造农民、农村扩大到改造整个中国,并最终形成其特有的乡村建设模式。对平教会及其活动的具体考察,是探讨近代以来"国家—社团"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一个具体实例。     

赵树理小说“现代性”内涵初探

赵树理小说创作对中国民间社会有着深刻的透视,其“革命”日常生活化的表述,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是对中国“现代性”经验的一种表述。他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新时空中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并努力地为农民争取自由的生存权利,这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性”的精神内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农民动员模式探析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如何动员农民走出家庭、加入革命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造了以土地改革为内容的经济动员、以政治参与为手段的政治动员、以灌输无产阶级思想为方法的文化动员、以群众路线为途径的组织动员和以诉苦、控诉为形式的情感动员等多种模式。这些动员模式在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增强革命队伍的战斗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春节娱乐与乡村动员——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春节娱乐活动进行了深入改造,并积极利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推广,收到了良好的动员效果。在改造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非完全与乡村旧有文化传统决裂,而是通过巧妙地植入革命元素,构建起别具特色的根据地文化,进而增强政治认同。改造后的春节娱乐活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消遣,而是农民接受政治教育、理解革命话语的渠道,是他们表达政治意愿、参加抗日战争的途径。这种新变化不仅赋予了民间艺术特殊的时代使命,还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

抗日战争的胜利 ,离不开我党对广大民众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员的成功在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历史演进、鲜明特点及时代价值

伟大号召是中国共产党阐明政治主张、开展政治动员、凝聚奋斗力量的重要途径,是一定时期内党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的具体体现,对党的事业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党的伟大号召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端与兴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代转向、新时代的多维展开。党的伟大号召一以贯之,具有内在的逻辑理路,呈现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以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为重点、以开展党的自我革命为抓手、以实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为目的等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伟大号召的时代价值,主要表现为彰显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凝聚实现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的实践力量、有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苏维埃革命初期的中共政治动员分析

苏雏埃革命初期,基于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对群众基础的客观认识,中共对群众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加深,政治动员经历了一个由盲目到理性的认识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中共更多的是以军事斗争保证群众安全,以经济利益满足群众需求来达到政治动员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