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规的规制治理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企业，合规不仅能促进企业遵纪守法，还能发挥企业自治作用，推动高质量市场的建设。企业合规的实质是企业的自我规制，体现的是“元规制”理念，强调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的二元协调。而实践中以外部行政压力为主的合规模式，导致企业合规的内生动力不足，存在滥用和误用的风险，具体表现为企业合规的工具价值冲突，强规制、弱监管的单向适用倾向和标准化适用合规工具等。为了弥合理念和具体制度之间的差距，促进更好的合规，应从“规则—机构和工具—理念”三个层次完善企业合规制度。     

我国企业合规法律激励机制的构建

企业合规建设是预防与治理企业违法犯罪的一种方式,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以通过法律激励的方式促进企业合规建设。我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主要通过日常性合规管理和合规整改两种模式促进企业合规建设。目前,我国企业合规建设的法律激励架构已经初具雏形,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价值背离、法律依据阙如、配套措施不完备等问题,无法有效实现企业合规建设的根本目标。应从匡正实践探索的价值理念、完善实体法律依据、规范程序等维度完善现有法律激励机制,推动公司治理与法律治理相结合,进而助益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现。     

职场性骚扰的合规治理——以中美比较为核心

随着《民法典》出台及近期《妇女权益保护法》修订，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建构逐步趋于明确化和合理化。类比美国法律语境下职场性骚扰中概念用语、法律规则及司法实践的历史演进逻辑，我国以概念用语的发展推动立法规则的革新，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合理裁判依据。中美职场性骚扰合规治理在规制理念、规制方法和责任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化表现，表现在以禁止性别歧视或保护人格尊严为本质，兼顾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社会风俗等差异化要素影响的职场性骚扰行为。美国职场性骚扰治理中的单位内部纠纷解决机制、行政申诉机制及特殊的申诉程序与民事诉讼制度对评估中国职场性骚扰的法律规制框架及促进用人单位的合规治理极具意义。中国职场性骚扰的合规治理需转化规制理念，提升规制手段，以期为规避企业风险和搭建恰当的公司合规治理框架提供保障。     

行政承诺及其责任规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理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行政主体青睐于采用行政承诺的方式来实施行政管理,提供各种服务。观察我国当下的社会,不难发现行政主体作出的承诺越来越多,涉及面也越来越广,承诺方式也更加多样。然而,行政承诺长期以来却缺少相应的责任规制,致使行政承诺的责任规制成为行政承诺运用过程中的一块“短板”。为弥补这一缺陷,有必要对行政承诺的概念、性质作出界定,理清行政承诺进行责任规制的现实原因和法理基础,并探寻适当的行政承诺责任规制方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企业合规制度的体系构建

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企业合规首先需要秉持法治理念来优化营商环境,分别构建行政合规激励制度和刑事合规制度,并在评估当下合规风险的基础上,框定合规计划的组成部分,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监管,结合使用经验进行总结和调整。对于合规计划的司法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四起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典型案例,要求检察机关发挥主导作用,由检察机关根据合规计划适用的实际状况,在统筹多方建议的基础上提供检察建议,并且融贯实体法和程序法,将合规计划作为认罪认罚判断的重要因素来配合使用。     

比较法视野下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体系构建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试点过程中，企业合规计划的审查及第三方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为和评估，是企业合规制度的组成部分。检察机关联合其他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组成的第三方机制管委会委托的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机构对涉案企业合规计划的执行开展监管并出具评估报告，是企业合规试点中重要的机制改进措施。但是，实践中也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域外第三方监管制度在监管人资格设定、监管机构监管运行程序、监管人独立性、监管机构政策和经费保障、监管评估意见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等成熟的做法，对完善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我国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管制度的完善路径应包括法律上明确第三方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第三方监管机构人员组成、成员资格、成员专业能力以及其他道德素质等要求，法律上保障监管人员监管行为的独立性，认真对待监管评估意见的法律效果，立法应对监管机构的监管考察期限作出柔性延长规定。     

企业刑事合规正当性的质疑及其消解

自“中兴事件”以来,企业刑事合规逐步进入我国法律视野,对此司法实务部门和法律理论界已经进行了广泛的试点和充分的研究。但该制度对企业犯罪处置的正当性仍然存在僭越刑事法定原则、与单位犯罪基本理论不符以及偏离司法公正理念等争议。企业刑事合规可以在企业面临司法机关审查起诉时,帮助企业否定犯罪故意、切割企业刑事责任以及修复企业犯罪侵害法益;同时企业刑事合规契合预防单位犯罪的目的,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     

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合规管理体系的构建

<正>合规的理念源于企业规制和企业治理。从字面上看,合规即合乎法律规定;从本质上看,合规不仅是企业遵守法律法规的结果,也是企业治理的一种方式,是企业为有效防范、识别、应对可能发生的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整套治理体系。法学专家陈瑞华认为,企业合规具有内在的道德性,体现在合规促使企业尊重道德义务,并且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国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国企是政府管控的企业,要想得到稳定、长足、良性的发展,必须以国家法律为依托进行治理。依法治理企业的关键是建立合乎法律规定的管理体系。从国企合规管理现状、国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意义、国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的要素、国企合规管理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研究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企业合规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企业合规不起诉的价值及本土化构建

企业合规制度是涉及行政法、刑事法、经济法等在内的重大前沿交叉问题。基于优化营商环境、参与创新型社会治理的需要,我国检察机关开始对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进行有益的司法实践探索。从域外美、英等国家的立法制度考察可以发现,企业合规制度是预防和治理企业犯罪的有效方式,非刑罚化方式处理企业犯罪问题已成世界发展主流。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为建立企业合规不起诉奠定了制度基础。只有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刑事激励机制,优化企业合规发展路径,才能使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发挥更大优势。     

网络平台犯罪的刑事合规实现

我国刑事合规在经历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后,越来越有展现向实体法充分拓展的需要。所谓将刑事合规拓展至实体法领域,实务中拓展至审判领域,具体来讲就是,要将刑事合规作为一种量刑情节或刑罚激励的措施加以施行。作为量刑的刑事合规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立足于刑事合规理论和实践的反思,最高检发布的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中已具有将刑事合规作为审判中从宽情节的雏形,从这个角度看刑事实体法对于刑事合规具有容纳空间。不仅如此,关于企业责任和网络平台的管理义务方面,刑法中也有教义学基础。但是,刑法凭何将一行为作为一种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呢？其中便涉及到刑事合规作为量刑之正当性的问题。以往对于量刑正当性的研究存在一定局限,其正当性需要深入考察。刑事合规作为从宽情节的正当性在于,合规整改是控辩双方在自愿基础上达成的一种合意或对价,在此基础上才会有有效整改后的刑罚减轻。在网络平台（以在线职业教育机构为例）刑事合规的场合下,预防犯罪应当旨在织密法网,将更多的风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修订便是风险刑法的理念映射,可通过刑事合规等措施扩大出罪以减少过度犯罪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告别自治:合规时代的美国大学治理

传统上,受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以及联邦主义的影响,美国联邦政府较少干预高等教育事务。20世纪后半叶,在学术界和法律界之间关系发生革命性转变的背景下,基于开支权、税收权、贸易权以及公民权利执行权四种与教育相关的明示或默示的联邦宪法权力形态,联邦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大学治理。至此,美国大学治理进入合规时代。联邦高等教育规制的强化在促进师生权利保障、增进公共利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合规恐慌”与教师权利危机。近年来,在“螺旋式”合规文化的影响下,美国大学合规的压力来源持续增多。作为受规制最为广泛的机构类型之一,大学经常被拉入不同的、有时相互冲突的、有时不可调和的方向之中。当前,通过联邦高等教育规制的革新、大学合规职能的拓展以及大学法律顾问角色的重新定义等举措重塑联邦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合规时代美国大学治理变革的最新动向。     

全球视野下我国企业合规的完善研究

不同国家关于企业合规实践的具体形式虽然存在差异,但主要特征基本相同。在我国企业合规进程刚刚开启的现实背景下,比较借鉴域外企业合规先进经验,有助于促进我国企业合规。当前我国企业合规的完善路径可以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阶段。在初级阶段要引导企业完善内控机制,推动企业违法行为的预防转型;在高级阶段要重新解读单位犯罪内涵,推动企业刑事合规,赋予企业合规量刑意义。     

合规不起诉改革的阶段性反思：本土性的重申

正确认识合规不起诉要明确现代意义上的合规概念,并理解其改革属性与改革目的。作为刑事程序法意义上的合规激励制度,合规不起诉制度与美国审前转处协议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抽象层面上,合规不起诉有建构的必要性,并具备出罪处理的正当性。具体意义上,基于本土化考察：应当建立和缓、个案分析的相对区分责任制,预留企业家一并适用合规不起诉的空间;现阶段合规不起诉改革存在特殊的“合规逃逸”规制空白,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在兼顾激励与惩罚的基础上,以程序和实体两种途径妥善应对如是问题。     

食品安全合规体系建设：缘起、意义与架构

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着政府监督负担较重、社会监督有效性欠缺和企业主动追求食品安全积极性不足等他律约束不足和自律失范问题。应根据食品企业规模,大中型食品企业构建企业合规体系,小微型食品企业编制企业合规自查表,构建食品安全治理企业合规制度,强化食品企业内部管控。要从外部实现行政监管内容与企业合规建设相衔接,促使企业自主完善合规建设,实现“规则之治”,保障食品安全。     

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合规刑事激励机制研究——比较法的启示与中国法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学者倡导建立合规管理体系,以应对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所面临的合规风险。根据域外实践,各国在探索如何实现合规的过程中大多建立了刑事激励机制。比较法视角下,刑事合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作为无罪抗辩的理由、减轻刑罚的根据、不起诉的条件以及暂缓起诉的依据。目前,我国的企业合规激励机制建设正处于探索阶段,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不少创新实践,但我国仍未从立法上建立起企业合规激励机制;可以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在刑事实体法领域采纳企业独立意志理论,并以是否实施有效合规管理作为判断企业是否存在主观过错的依据;在刑事程序法领域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原则来完善合规不起诉制度,以建立健全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激励机制。     

民航企业涉美刑事合规计划建设研究

跨国经营的民航企业需要接受不同国家的行政监管以及司法管辖,特别是刑事合规风险对于我国民航业发展的影响不容小觑,建立能够适应不同国家的监管标准以及司法标准的合规计划不仅需要立足于本国监管要求,而且需要考虑域外合规要求,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     

重大涉案企业刑事合规中分案处理机制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其中依法治企是依法治国的微观部分。合法合规经营是我国企业长期发展的关键,无论是参与国际交流还是进行跨国上市活动,或是在国内发展,都需要在企业合规构建的法律、政策、交易习惯的企业合规网络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仍处于起步阶段,未建立完备的相关制度,在涉企犯罪中存在一些理论性和程序性问题。通过探析分案处理机制在刑事合规中的适用,即将单位犯罪中的企业与自然人分别进行调查和提起诉讼,在企业暂缓起诉或附条件不起诉期间,运用合规整改考察措施改善企业内部治理,最大限度避免刑事处罚导致的“水波效应”,以推动企业良性发展。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以环境保护税征收为例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的重污染企业为样本,以环境保护税征收为例,研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保护税征收有助于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且相较于定性披露,其更有助于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定量披露;此外,环境保护税征收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压力、提高审计监督力度来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征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呈现地区分布、企业性质与监控程度方面的异质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适用研究

企业合规管理制度是检察机关探索预防犯罪,保障民营企业发展的路径之一。在企业刑事合规治理背景下,司法实践对单位犯罪处罚依据应采纳组织体刑事责任论,限制对企业相关自然人的减免处罚。在制度衔接方面,应明确适用的不起诉制度和罪名适用范围。为了使企业合规制度更具操作性,需对企业合规进行分类,将合规启动时间提前至侦查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