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司马迁创作复仇故事的特点

复仇故事是《史记》中的重要材料,司马迁创作复仇故事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进行合理必要的想像与虚构;在历史真实的描绘中透露出一种悲壮昂扬、愤激苍凉之情;有意识将复仇历史进程情节化、故事化、戏剧化;将复仇人物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进行塑造。     

论司马迁的天命崇高思想

司马迁在对待天命问题上受到孔子“纪异而说不书”态度的影响,主张保持天命的深微与崇高特性,反对将天命教条化和方术化,反对滥用占星术。这种天命崇高的思想是司马迁既提倡天命又揶揄和贬损神仙方士、阴阳家和不合规范的占星术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以德治国”的思想内涵

司马迁在继承前人“以德治国”思想的基础上独创了司马氏“一家之言”,通过天道这一中介将这个思想客观化、本源化,并提出简政省事、以身作则、奉法循理、的民同利等一系列完整的思想     

浅议司马迁与口述历史

《史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后世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不仅饱读各种文献史料,而且游览过华夏各地。故《史记》的写作来源不仅仅局限于文献,还有很多是太史公在各地考察时所采纳到的传说和当地民众的口述内容。本文对《史记》的口述史部分进行了简要分析。     

论汉代杂史小说中的复仇意识与侠义精神

《燕丹子》、《吴越春秋》、《越绝书》是汉代的三部杂史小说。这三部书中的主要人物都具有强烈的复仇愿望并将复仇意识付诸行动，在他们身上体现了秦汉社会中存在的强烈的复仇意识和超越肉体拘执的侠义精神。章通过对三部小说中和《史记》等史书中的同类事件的对比，说明小说如何在情节选择和结构安排上突出复仇主题。     

司马迁民族史观浅析

文章通过对司马迁《史记》中创立的民族史传体例的分析,指出司马迁的民族史观是进步的民族史观,主要表现为:其一,认为在中国境内各族一体;其二,各民族的发展趋势是走向统一;其三,同情弱小民族,反对民族掠夺。     

文与史的对立与交融——司马迁与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真实观之比较

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的基本点是将事与人、文与史在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发达的史传真实观念;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则徘徊于人与事、历史与文学之间,表现出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相对立的趋向.对两者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比较研究表明,司马迁在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学加以统一的真实观对于现代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论司马迁对政治功利性的批判——基于历史散文《史记》与《左传》对“重耳之亡”的分析比较

通过对《史记》与《左传》关于“重耳之亡”的比较,发现司马迁对于史料摒弃了原有的“礼”的形式,批判了以“礼”为掩饰而行私利的政治的虚伪本质,表现了他卓越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仁政的向往.     

司马迁自然哲学与《史记》社会哲学

《史记》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深受司马迁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司马迁采用“法天则地”的类比思维,寻找哲学启迪和理性升华,通过公理化方法构想人类社会运行的大道。社会哲学的核心是德配天地,大德与天地同德,并贯穿于礼、乐等一系列哲学范畴和社会思想之中。从自然之序得出人类社会应该有纪序,有纪序就必须有社会规范,“盛衰之道”在于德。希冀天人欣合,载物养生,万物俱荣,人与自然、人与人实现和谐同昌     

司马迁创作心理刍论

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创作心理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在创作中始终处于理性思辨与激情冲动交变的状态;作者将其强烈的功名心理处处显露于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刻画之中;《史记》在体现作者高度的实录精神同时,又鲜明地展示了作者主动以艺术家心态著史的特征。《史记》是司马迁伟大人格和人生价值的明证,堪称社会史诗与心灵史的完美结合。     

论匈奴问题对司马迁《史记》叙述的影响——以《史记·平准书》、《匈奴列传》为主

征伐匈奴是汉武帝时代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并不是个单纯的边境征伐问题,而是反映了汉武帝的治国理想。司马迁直接或间接地接触过匈奴问题,并因李陵事件受到牵连而卷入了时代的漩涡。武帝时期对匈奴采取的政策与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撰写环境存在密切的关系。     

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司马迁大一统民族观指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背后隐含着三重内在逻辑,即大一统的王朝观,通过探讨大一统王朝的民族分布格局来证明汉王朝的大一统源自“华夷一体”“天下一体”;“华夷共祖异族”观,“共祖”与“异族”辩证统一,凸显“天下一家”的“华夷之辨”;以华统夷的“汉为天下宗”,在炎黄共同体内“华夷有别”,“以华统夷”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乃民族文化差异所致,刘汉王朝是唯一具备合法统一“华夷”的“天下宗”。它们还是炎黄共同体理论的终极目标,昭示出“华夷之辩”是如何从战国时的“华夏一统”发展成为司马迁的“华夷一统”。司马迁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炎黄共同体理论可视作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进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对后世的民族观、历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贡献了丰富的理论。     

论《史记》对元杂剧的沾溉

《史记》不仅开我国纪传文学的先河，而且对我国叙事性文学元杂剧有深远影响。《史记》所表现的司马迁的正直精神，激励并鼓舞着元杂剧作者们面对黑暗的现实敢于为民呐喊。元杂剧继承了司马迁的“爱奇”审美观，不仅描写了“倜傥非常”的英雄，而且描写了大量有奇特个性的平民形象，突破了儒家的中和之美，具有壮观的悲剧美。在人物塑造上，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在戏剧情节的安排上，元杂剧无处不显现出《史记》影响的痕迹。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

《李将军列传》是《史记》名篇之一,在文中司马迁刻画了以李广、李陵为中心的李氏家族的形象,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家族是当时一类人物的缩影,司马迁创作此篇的意图也很复杂,本文通过分析《李将军列传》,并将它与《史记》的相关篇章进行比较,寻找造成李广家族悲剧命运的原因。     

莎士比亚复仇戏剧的主题比较

莎士比亚的悲剧或喜剧作品都非常着迷于复仇的主题,其复仇主题已突破了古希腊复仇悲剧浓厚的命运神祗观,并呈现出了与时代特征相辉映的更为丰富的文化特征和文艺品质。以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这三部代表性的戏剧作品为例,分别从情爱的复仇、法庭的复仇和王族的复仇三个角度对莎士比亚戏剧复仇主题的法律伦理、复仇模式、戏剧美学和人物刻画等方面作一个比较的分析。     

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评《史记》中的英雄复仇

<正>"春秋笔法"起源于孔子修《春秋》,是对于史事记载的一类写作笔法,即作者写作时在记叙里自然而又含蓄地嵌入作者对于该事件、人物的思想倾向、是非判断,而不是专门用评析的语言进行直接评判。其特点为"一字寓褒贬",于不经意处见"微言大义",意即在一个简单的语句甚至一个特殊含义的字里完成上述作者主观意识的植入,从而使得简短的文字里包含着深远的意蕴。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写人、记事正是很好地采用并发展了"春秋笔法",使得史事记录有声有色、人物形象跃然     

《呼啸山庄》中希斯克里夫复仇之因

《呼啸山庄》中的主人公希斯克里夫是一个复仇恶魔。本文从5个方面探究他复仇的原因,即社会地位低下、亨德利的歧视和欺侮、凯瑟琳对爱情的背叛、个人的自卑心理以及等级差别和金钱至上的社会制度。     

《史记》的悲剧性

《史记》的悲剧性,通过描写悲剧英雄来体现;《史记》中的悲剧英雄分七种类型、三大系列,而且大多是社会悲剧、英雄悲剧和性格悲剧.司马迁借描述悲剧英雄来实现自己的写作目的,抒发自己的冤愤,揭露炎凉的世态.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进步的经济思想

《史记·货殖列传》重视社会生产活动,认为政治上的治乱兴衰与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联;社会经济活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主张发展工商业,倾向于经济放任改革,反对人为干涉.     

汉兴百年与司马迁对当代史的研究

在历史研究中,司马迁把“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汉兴百年的历史变迁结合起来,让史学承担哲学的责任。以李陵之祸为人生转折点,司马迁对现实政治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在深刻反省汉兴百年的历史中看到盛世下的危机。司马迁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循环论。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司马迁抓住“历史循环”的大势,将社会变化的法则与“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历史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