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的“求真”与其古史研究

顾颉刚史学研究主张求真,反对“能经致用”;由于敢于大胆突破以经为史的传统史学观;从而在史学方法上形成以他为代表的“古史辨派”考证古史的基本方法－－“科学方法”和“历史方法”。顾颉刚是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奠基人之一。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谈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总绕不开梁启超,尤其是他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所带来的震荡效应,至今余波荡漾。吾国史学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变化,此一吸收与反思的过程中,究竟所谓“新史学”的观念带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何种面貌?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值得吾侪深思的大哉问!梁启超及近代史学的前辈们,无论直接或间接引进欧美、日本的近代史学方法与观念,其目的均在借异域之学改造旧史,以达其所谓之“新”。然而,在新、旧二分法下,往往是以西方史律衡绳吾国旧史,如此关照下,旧史仿佛“镜中之妖”,史家本人于镜中观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旧史,绝非传统史学的原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素以多变著称,其史学的变化深受时代环境及知识来源的影响。本文非全面性检视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反聚焦在其“新史学”倡议下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采进化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史学定义的游移与多变性以及向传统史学的复归等议题。梁启超史学的诸议题,提供我们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多元想象。     

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王国维

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王国维是继梁启超之后,又一位较早的对当时史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学家。梁启超以倡导“史界革命”、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而在学术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王国维则以其艰深卓绝的历史考证而饮誉学人。早在1929年,郭沫若就指出: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①。王国维继承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的传统,采用西方近代史学方法,结合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中国古史进行考证,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开辟了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新道路,成…     

论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不能不提梁启超的史学。学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有人论及其历史编纂学思想。实际上,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是十分丰富的,对旧史的批判蕴含着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新史的设想则直接反映了梁启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对史籍的划分和史体的评述,反映了梁启超对史书编纂形式的认识,也蕴含着史学家丰富的编纂思想;关于史学求真与致用治史目的的认识、关于通史与专史研究与撰述之思想以及赋予"史家四长"的新意义和新的阐释等等,都深刻体现着梁启超丰富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西学东渐与梁启超“新史学”的奠基

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兴起,是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一代先进的史学工作者探求史学“究当世之务”的结果。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新史学具有以进化论史学代替传统鉴戒史学的特瓦,以及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明确目的。     

求真、致用、批判——对史学观的批判性考察

本文通过对史学史的宏观考察，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基本上是二元式的，即“求真”的史学观和“致用”的史学观。但这两种史学观皆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并且这种局限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得到克服。这就需要第三种史学观即“批判”的史学观来纠偏。故而，“批判”史学观便具有了超越“求真”与“致用”二者的思想性功能，从而成为历史学的内在基础     

20世纪初期史学的“清华学派”与“国际前沿”

中国的近代史学始建于20世纪初期，恰逢西方学界对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史学在研究内容、方法与手段方面的最新进展进行总结。这个总结以鲁滨孙的《新史学》为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体现了20世纪初期史学的“国际前沿”。在此同时，以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的清代学派，也对中国史学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深刻变化以及所亟欲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对比他们和鲁滨孙的见解，可以看到他们在“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的根本问题上确实站到了当时的“国际前沿”。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试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他提出“史学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他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标志着传统史学结束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但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梁启超史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多元性和唯心主义的色彩。     

从《新史学》到《三十自述》:1902年梁启超的器与道

《新史学》与《三十自述》传递出梁启超在1902年关于学术、政治与天职的思考。作为一位从旧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新史家,梁启超具备了从内部攻击旧史学的动机与能力。《新史学》随处可见对旧史家、旧史书与旧史学的指责,表现出誓与旧史决裂的心意。但《新史学》的撰写意图不是单一的,或者说梁启超凭借此文不止要在史学上有一番大作为。《新史学》还是一篇“谤书”,梁启超口诛笔伐的是包括清廷在内的历代专制君王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旧的政治文化观念。1902年,梁启超激烈批判旧史学,非议帝王政治,其中有理想、有行动,但相较而言,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驱使他发出这些言论并不断付诸实践的,是他心中无法抹去的国民责任,或曰天职,这才是他平生所怀抱的“道”。1902年之后,梁启超的大部分时光都在“笔舌生涯”中踽踽独行。尽管梁启超手中之器屡变,心中之道却始终不改。这是梁启超留给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

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在他晚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再次谈到了"新史学"的问题。文章比较了他的"新史学"与所谓的旧史学有哪些不同,以及他早期的"新史学"思想和晚期是否相同。另外文章探讨了他的这些新思想,在哪些方面受到前人的影响,又对于当时史学界、对于后来史学学科的建立产生了什么作用,尝试解决上述问题。     

“凤凰涅槃”——20世纪初传统史学的命运及变迁

19世纪后半期,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弊端丛生的传统史学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要。此时,梁启超等一些学术大家遂应时而起,批判旧史学,构建新史学,发起了＂新史学＂运动。此后,中国史学在经历了艰难痛苦的转型后开始挑起了救亡图存的重任。因此,＂新史学＂在中国社会和史学发展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史学＂运动中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偏见和过分＂疑古＂的做法也使它本身带有较大的局限性。     

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几个重要命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则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石。在这一早期史学论著中,梁启超提出了代表其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的若干个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命题的述评,揭示梁启超早期史学的最突出特征——批判与创新精神,说明他的史学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激烈批判中形成的,从而昭示梁启超创建“新史学”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巨大功绩。     

试论梁启超的“世界史”观

梁启超是 2 0世纪初的“史学革命”运动过程中的旗手和先锋 ,对中国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变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以“善变”而著称 ,这一点在史学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的史学思想变化多端 ,甚至互相抵触 ,究其最根本的原因 ,笔者认为是其史观的多元因素与史观的发展演变的影响。其中 ,又尤以“世界史”观的嬗变最为典型。本文拟对梁启超的“世界史”观作一番梳理 ,以就教于方家。一、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世界史”观梁启超在 19世纪末期便开始从事新史学的草创与研究工作。他在 190 1年的《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一文 ,…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

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至今仍有研究的价值,它不仅是史学理论问题,还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探求。 一 梁启超早年以激烈批判传统史学闻名,其代表作是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他把旧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弊二病三恶果,认为中国史学之所以不能象近代西方史学那样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推     

梁启超历史哲学观四题

“新史学”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后,对传统史学进行深刻反思与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史学理论体系。本文试图从历史价值论、历史主体论、历史进化论和历史方法论四个方面,对他的历史哲学观作一系统的阐述。     

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学(下)

四　史学思潮史学思潮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在思想领域最活跃的表现,它最能反映史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20世纪的中国史学,前50年思潮迭起,或接踵而兴,或齐流并进,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后50年则思潮时隐时现,似无却有,影响着史学的发展。概括说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有三大思潮:“新史学”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新史学”思潮　“新史学”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金毓黻在40年代就指出:“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①这确是指出了“新史学”思潮的主要趋…     

"新史学":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论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的理论构建之二

晚清民初的“新史学”的实质是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不同,文明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现象,其范围是民史、国史;文明史学研究的任务是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其目的是激励人们创造历史、培育爱国热情;文明史学的性质是国民史学、民族史学。与西方文明史学相比,中国文明史学更多地承继了传统史学的鉴戒性质而忽视了文明史学的科学性。因此,文明史学没有能够完成由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任务,“新史学”只能徘徊于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之间。     

梁启超与近代史学

梁启超一生，酷爱史学，于史学成就亦最大。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旧史学向近代的资产阶级新史学转化的过程中，他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严厉抨击旧史学；努力介绍西方的新史学，并写出了一批崭新的史学论著，在近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等方面开拓了一条新路，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批判传统史学中创立新的史学理论梁启超一向把史学研究和提高国民素质、解救民族危亡。求强求富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史学才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欧美之所以强大，史学发达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近代所以落伍，史学没有跟上…     

萧一山与“新史学”

萧一山是"新史学"流派的承继者和开拓者,治学深受梁启超影响,形成博通的风格,不仅在融合中西文化基础上将"新史学"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于历史观和史学功能等方面提出独到见解,而且将其贯彻到清史编纂的实践中,撰成气象博大、新意迭出、风格独特的《清代通史》。他不仅为清史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而且为历史编纂的现代转型作出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