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说到“新史学”

梁启超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的《新史学》中,提出了"新史学"的思想,领导了中国"史学的革命"。在他晚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和《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再次谈到了"新史学"的问题。文章比较了他的"新史学"与所谓的旧史学有哪些不同,以及他早期的"新史学"思想和晚期是否相同。另外文章探讨了他的这些新思想,在哪些方面受到前人的影响,又对于当时史学界、对于后来史学学科的建立产生了什么作用,尝试解决上述问题。     

梁启超《新史学》对今日中学历史教育的启示

梁启超《新史学》共六部分,依次为“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而对“中国之旧史”的批判是“新史学”论纲的突出部分。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旧史”有“四弊”：一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是“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

作为新史学的奠基人,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至今仍有研究的价值,它不仅是史学理论问题,还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与探求。 一 梁启超早年以激烈批判传统史学闻名,其代表作是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他把旧史学的问题归纳为四弊二病三恶果,认为中国史学之所以不能象近代西方史学那样成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推     

重新解读梁启超《新史学》

1902年，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犹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动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澜壮阔的新史不思潮，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而梁启超正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最关键人物。他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相关主张，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思想。一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解读他的《新史学》，对于新世纪中国史不宾发展必定会有所启示和裨益。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巨著－梁启超《新史学》历史作用简析

1902年，梁启超撰写了他的史学名《新史学》，该论对封建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对史学近代化进程起了理论奠基作用，同时也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试析梁启超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困境——以《管子传》为例

作为20世纪“新史学”首倡者,梁启超在其历史传记人物作品《管子传》中,多次出现与个人史学主张格不合之处。尤其是他在处理营造时势与改塑英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两难困境,颇为鲜明地折射出当时“新史学”理论在宣传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梁启超《新史学》中的几个重要命题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新史学》则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石。在这一早期史学论著中,梁启超提出了代表其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的若干个重要命题。本文通过对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命题的述评,揭示梁启超早期史学的最突出特征——批判与创新精神,说明他的史学是在对封建旧史学的激烈批判中形成的,从而昭示梁启超创建“新史学”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巨大功绩。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谈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总绕不开梁启超,尤其是他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所带来的震荡效应,至今余波荡漾。吾国史学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变化,此一吸收与反思的过程中,究竟所谓“新史学”的观念带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何种面貌?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值得吾侪深思的大哉问!梁启超及近代史学的前辈们,无论直接或间接引进欧美、日本的近代史学方法与观念,其目的均在借异域之学改造旧史,以达其所谓之“新”。然而,在新、旧二分法下,往往是以西方史律衡绳吾国旧史,如此关照下,旧史仿佛“镜中之妖”,史家本人于镜中观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旧史,绝非传统史学的原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素以多变著称,其史学的变化深受时代环境及知识来源的影响。本文非全面性检视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反聚焦在其“新史学”倡议下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采进化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史学定义的游移与多变性以及向传统史学的复归等议题。梁启超史学的诸议题,提供我们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多元想象。     

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巨著--梁启超《新史学》历史作用简析

1902年,梁启超撰写了他的史学名著<新史学>,该论著对封建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对史学近代化进程起了理论奠基作用,同时也有提倡民族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书法”辨析——略谈史家著史之法

我认为,世言史家之书法,其义过于狭隘,对其研究,亦往往流于形式主义,道路越走越窄。本文拟就书法之涵义略述浅见,以求专家指教。 世言史家之书法,盖从《春秋》书法来。在中国史学史上,学者似乎皆由《春秋》之书法而论及他史之书法,历代相因,绵绵不绝,使之成为一个不可改易的老传统,不可不涉及的大问题,似乎成为中国之史家的“独一无二之天职”,“独一无二之能事”。何谓书法?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所著《新史学》中,曾专门论过书法,他说:     

1981—1994: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鸟瞰(下)

下篇（198－1994）文学接受与阐释80年代中期，由于“新技术革命对中国的挑战”之刺激，遂使科学、技术、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针对性地展开了广泛地讨论。这是国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谋求国家出路一次深沉地思索。“弃旧图新”成为关注的主题。在史学领域，建立“新史学”的要求应运应时而出。虽然，论者认为，“新史学”不自今日始：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唐代史学的改革；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清代的新史学；梁启超也曾写过一部《新史学》；李大别的《史学纲要》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部著述。但是，“新”与“旧”系相对而言，随着…     

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多变原因浅析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倡导者与奠基人。他在对封建旧史“四罪二弊”无情鞭挞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新史学思想,为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如同他在政治上以“流质易变”著称一样,他的新史学思想也是多所变化的,甚至走向倒退。本文拟就从梁启超生活的时代、其史学理论体系与历史观,其政治实践与个性特点等方面去说明原因。     

略论《春秋》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春秋》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在三方面：“立元正始”的正统观作为中国古代史家评判王朝政治的主要价值尺度;开中国史学编年体之先河;“春秋笔法”作了传统史学批评之范式。     

晚清国粹派的新史学探讨

<正>20世纪初年，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渐次形成的重要时期。梁启超分别发表于1901、1902年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则被公认是其崛起的标志。但是，梁启超又非孤军奋进，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异军突起，也构成了其时资产阶级史学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他们不仅同样高揭“史界革命”旗帜，猛烈批判旧史学，而且于新史学身体力行，研究硕果累累。同时，作为革命派，他们以新史学为武器，服务于排满革命，又与作为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大异其趣。因此，国粹派所体现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别具特色，有着更加集中的典型性。探讨其思想主张，显然是研究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集中论述国粹派关于新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解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丛报》的创办,承载着梁启超希冀透过“德育”和“智育”培养“新民”的理想.《新民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刊发,即体现了梁启超在追求这一理想时所展开的两个方面.撰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过程中,梁启超的立足点有所变化,隐隐透露出梁启超从隐含政治意图的“有为而作”发展到“为学术而学术”的阶段,开始为他日后学术生涯做披荆斩棘的工作.     

从《释革》看梁启超的革命观

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释革》一文,不啻为中国近代的革命宣言,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革命观。他在文中对改良与革命进行了明确区分,进而申明了自己改造中国的行动纲领。梁启超的革命观不仅被他贯彻到史学、文学、宗教和道德等诸多领域,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文心雕龙·史传》的史学成就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评述文学理论的著作,其中的《史传》专论史学,是我国现存较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篇。本文从“论史学之起源和演变”、“论史学之社会功能”、“论撰史之原则和态度”、“论史书编纂之方法”、“论史家著作之优劣”、“论编年纪传二体之得失”等方面,对《文心雕龙.史传》的史学成就进行梳理和辨析,着重探讨其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贡献,并探析其在史学评论上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     

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

陈寿《益部耆旧传》,是在东汉以来形成的“清议”之风的历史时代背景下撰写而成的.陈寿不满意前人所作,故有这部“经远”之作.他出身士族,又职居中正,虽厌恶“清议”弊俗,却不可能完全否定“清议”本身的作用.此书大约亡于唐代,但影响颇大,其佚文散见于唐宋类书及注书征引,有待搜辑.由于陈寿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故《益部耆旧传》之作,既含有他的爱憎理想,也体现了他的史德和文学才能,如果结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后汉书》等书进行研究,《益部耆旧传》在我国史学尤其是方志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则更清楚了.     

梁启超与近代史学

梁启超一生，酷爱史学，于史学成就亦最大。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旧史学向近代的资产阶级新史学转化的过程中，他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严厉抨击旧史学；努力介绍西方的新史学，并写出了一批崭新的史学论著，在近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研究等方面开拓了一条新路，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在批判传统史学中创立新的史学理论梁启超一向把史学研究和提高国民素质、解救民族危亡。求强求富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只有史学才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欧美之所以强大，史学发达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近代所以落伍，史学没有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