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启蒙与人类精神的觉醒

一、希腊的城邦公元前800年一公元前600年正值古代希腊城邦初建和形成的时期。因这个时期保留有古代文明的一些遗风,故又称“古风时代”。如果说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那么城邦．则可以说是希腊文明的诞生地。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希腊．主要建立在氏族部落基础上的农村公社．开始让位于更大的政治单位。这些政治单位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的一些村落,被后人称之为“城市国家”或“城邦”。     

城邦: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基石

城邦是希腊人的生活共同体,也是道德共同体。希腊人依托城邦体制建构了一个充满活力且极富人性意味的文明。城邦的本质特征滋养着人文精神,城邦对公民的教化培育了公民的公共意识,城邦赋予了希腊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城邦制度是希腊人文精神的根本保证。     

古代雅典城市的兴起和发展

在希腊史研究中,我国学者往往注重于城邦史的研究,只是在探讨城邦形成或城邦经济时,才偶尔提及城市,而对希腊城市的起源、结构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则缺乏系统的研究。古希腊城邦与城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城邦与城市的兴起,几乎经历了同一个历史过程,不过,前者是希腊奴隶制国家的特殊形态,它“首先是一定的集体,是以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人们的共同体”,①亚里斯多德称这种共同体为“政治社团”(城市社团),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民集体”。我们把一个以     

从德尔斐近邻同盟看希腊城邦的政治博弈

近邻同盟是一种以宗教为纽带的联盟,主要处理与圣所有关的事务。古希腊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近邻同盟是德尔斐近邻同盟,它起源于古风时代早期,消亡于罗马统治时期。德尔斐近邻同盟在古典时代异常活跃,当时发生的诸多事件都与之密切相关。它与希腊古典时代的城邦政治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一方面为城邦间的政治博弈提供了一个政治舞台,另一方面城邦间的政治博弈有时会引发同盟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动。公元前5世纪时德尔斐近邻同盟议事会中各邦尚处于平衡状态,不过这种平衡状态到了公元前4世纪时被打破,同盟成为大邦操纵的政治工具。这期间,同盟的第三次神圣战争也改变了希腊的政治格局。     

希腊文明的形成机制与公共理性的历史源头

独特的地理环境、文明成型时期独特的历史发展条件以及希腊人为适应生存环境变迁而作出的制度抉择,形成了古希腊社会不同于人类其他文明形态的独特个性——这就是表现为海洋岛国、城镇中心、民主制度以及多元共存等一系列特征的城邦文明。这一特征及其形成机制锻造出了以法治精神、公民理念、民主平等意识、独立自由观念以及权力监督制约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理性精神。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时代背景

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生根发芽于思想自由的希腊环境中,自由与闲暇的环境赋予了其自由创作的可能。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使得古希腊人思想比较自由,没有受到禁锢。人们对神的崇拜也是与尘世生活息息相关的,认为诸神是充满彼岸性的,而不是崇奉来世幸福,人们相信幸福就在当世,所乐意追寻的是现实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幸福思想即产生于这个时期的希腊,思想自由的环境给予了他自由创作的可能。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还是城邦内外争斗不断的时代,城邦间因争夺领导权而战争不断,国家的混乱使得道德急速滑坡,人们放松了道德束缚。亚里士多德为此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德性是什么”等,用积极、人类可望可及的方式去重新探寻人类有德性的理性幸福生活,力图为道德滑坡的希腊社会重塑追逐幸福的正当途径。     

生活在政治之中——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本真含义的揭示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这里的"人"是作为城邦主体的公民的伦理存在;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之一,其最高的主题是美好的生活,即幸福:这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主旨所在。他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立足于希腊城邦的现实来阐发其政治哲学。作为天生政治动物的人,就是指一个城邦当中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城邦自然生成的过程,贯穿着人的对作为最高善的幸福的追求的天性;只有在城邦当中,人的许多本质属性才能真正得到展现,城邦是人之为人的前提。     

专题：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课标界定（对学习内容的定位） （1）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     

“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论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政治学命题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天生是政治动物＂的思想着重强调共同生活才符合人的本性,而近代启蒙哲学指出：政治共同体生活必须基于人类的理性和契约,这种观念对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构成了严重挑战。事实上,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于促进或调和所有人利益的理性契约。无论是契约还是国家,都根源于人的理性本质,国家不是目的性的价值存在,而是理性人实现其目标的工具。     

“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论古希腊的城邦共同体

与此前漫长的统一王权相比,古希腊城邦表现为一种以公民为主体的政治体制。然而,从更为深远的角度看,城邦共同体不仅是政治意义上的,更成为人理解自身的一种方式:人经由城邦、经由政治才能真正成为"人",在城邦共同体之外的生活则是卑贱的"非人"的生活。     

论《理想国》的国家观

《理想国》由于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而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哲学达到了古代思想家们所曾经达到过的顶峰。柏拉图的国家观博大精深,对国家的起源、职能以及政制的研究影响深远,试从探讨国家的起源开始,论述理想国的国体与政体思想,揭示柏拉图的国家观意旨在挽救日渐衰落的雅典城邦制度。     

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实践论

政治伦理实践论是亚里士多德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以公民和城邦两个层面的主体为政治伦理实践的实施者;以维持城邦制度和对幸福、至善的追求作为政治伦理实践的目的;将公民教育和制度安排作为政治伦理实践的手段,实现了其思想自身的“完满”和“自足”。     

古代希腊城邦特征探析

城邦特征是指城邦的内在特性,是它区别于其他国家形态的根本所在。古代希腊城邦众多,对其特征进行概括性的总结虽有相当难度,但还是很有必要。小邦寡民是早期希腊城邦的客观事实,习惯上只把它当作是城邦的外部特征,实际上,它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形成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对城邦的发展起着规定性的作用。公民是希腊城邦的根本,公民集体是希腊城邦之核心。组织起来的公民集体追求整体发展,组成了利益一致的有机整体,对希腊文明影响深刻。城邦同时也是自给自足的整体,它既能保障城邦或全体公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又能保障作为人类的公民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小邦寡民、公民整体主义与邦内自给自足共同构成了希腊城邦的主要特征。     

《韩诗外传》的道论

从先秦到汉初的儒道名家及许多子书几乎都要论及道，尽管对道的定义不同，但都把“道”做为重要的概念，基础概念，韩婴也承袭了这一传统。不止如此，他还把“道”（及德）作为自己理论的核心概念，试图用以统摄方方面面的问题。一方面，他拉开群生万物与“道”的距离，使道成为纯粹抽象物，接近天道；另一方面，又以“道之行”思想打通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道、天道与地道、人道之间的隔闽和屏障，从而在一条独特的路径上建立涵盖统摄诸家的道（德）论。     

论笛卡尔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悬置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新世界”哲学的真正奠基人,因为是他把“真理”问题置入主体思维的“内在性”之中。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置入”实际地确立了“我思”（主体）设定“对象”（客体）的主体性哲学原则,从而决定性地开启了近代知识论哲学路向。正是这一哲学路向的开启,感性——这一彰显人的鲜活的生存情态或人在存在论上的处境被深深地锁闭起来。     

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之异同

孔子和柏拉图的政治思想在理想国、哲学王或贤人政治、为政以德等方面有同有异。孔子的思想带有更多的现实性,是建立在以家庭本位基础上的、以人伦道德为统治手段的等级社会;柏拉图则是想建立以国家本位、以国家道德规范为统治工具的、毫无流动性的等级社会。他们的思想虽有闪光之处,但也对后世的专制和极权主义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批判地继承”的历史逻辑——以20世纪60年代初北师大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为例

“批判地继承”是新中国处理文化、教育和历史问题的指导原则。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编写就是在此原则指导下进行的。教材设计中的研究者立场、对中国教育的基本评价、研究目的等方面都体现出“批判地继承”的思想困扰,教材文本以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为基本内容,通过“唯物（先进）与唯心（落后）”的阶级分析话语和“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的叙述模式来具体落实“批判地继承”的原则。对此原则的把握、二元对立的思维、研究者心态等是导致该教材以批判取代继承的原因。     

逻各斯、塞诺芬尼与宗教学的萌芽

从发生学上看,宗教学思想的产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理性与信仰从神话思维中的分化。在西方,这种分化发生于古希腊,理性之形态表现为概念逻各斯。逻各斯与神话本来一体无分,使两者相互分离的原因,一是希腊宗教祭仪在城邦生活中的公开化所导致的宗教祛魅,二是较具个人性和神秘性的奥尔弗斯宗教对信仰的私密性的强化。另一方面,就最早对宗教进行理性辨析的哲学家塞诺芬尼来说,这种分离则是希腊宗教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逻辑上的错位所致。塞诺芬尼率先运用理性对宗教进行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可视为西方宗教学思想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