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新时期小说的"个人化"与"伪个人化"品质

后新时期小说呈现出＂个人化＂与＂伪个人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品质：个人化品质是指通过个人化生命经验的书写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境遇,并融入＂个人化＂的视角和＂个人化＂的思考;伪个人化品质则是指以个人化的名义关注和书写现实自我,漠视作为整体的人类和世界,漠视历史和人性。二者的根本区别体现于书写个人经验、私人空间的最终目标是否以之为手段通往对整个世界、人类的生命关怀。     

论“个人化写作”叙事立场及其审美风格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骤然兴起,一种面对个体生命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成为突出的文学现象,它对当时的文学秩序和平庸的写作予以激烈的抨击,表达了自身的文学理想和纯粹的创作理念：拒绝普遍意义的话语实践,疏离意识形态化的重大题材和时代的共同主题,更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以个人性、主观性、内在性为表现特征,以自言人身份进行书写的个人化叙事。＂个人化写作＂的创作实践试图通过对日常生活还原式的客观呈现来刺穿＂常人＂的坚硬外壳,表达了对经验遮蔽下人类生存的哲理化追问。但是在日渐强势的消费文化影响下,标榜＂忠于自我＂的＂个人化写作＂为我们呈现出的却是一种几乎无可避免的欲望化奇观。     

大众文化与历史书写——论乔伊斯《死者》的身份构建

文化身份由两个向量构成,一个是代表传统和延续的同质向量,另一个则是代表差异与断裂的异质向量。如何看待历史是均衡链接两者而成功构建身份的关键。对于爱尔兰而言,身份焦虑始终是其文学书写的张力所在。在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中,叶芝等作家试图通过回归古凯尔特文化来重构爱尔兰身份。与此不同,乔伊斯却始终以现代性的目光在审视历史。本研究将以乔伊斯的《死者》(The Dead)为例,探寻节庆、商品及音乐等大众文化元素如何在乔伊斯笔下参与历史书写,引导爱尔兰身份构建。     

新世纪中国小说都市体验的“吾乡书写”

新世纪中国小说的都市经验中存在一种＂吾乡书写＂,它是都市异乡人的＂乡土经验＂被＂都市体验＂改造的过程,也是乡土城市化的过程中,＂乡土意识＂向＂新都市体验＂的演变过程。这也表现为都市体验中的吾乡书写的历史感大大加强,代际体验更丰富,艺术观念和手法不断创新,并努力探讨都市文明和吾乡书写的审美契合点。     

沉默中的独白——论邱妙津《鳄鱼手记》的个人化特征

文学中的个人化特征,指的是叙述内容多为内心的私密情感,叙述语言带有浓重的自我书写及自传风格。女性主义文学由于视角的独特和作者的个体生活体验,多具备这种个人化特征。女同性恋文学作为女性文学的一个分支,更是将这种特点进行了具体入微的诠释。台湾作家邱妙津的自传体小说《鳄鱼手记》从同性恋这一"他者"身份的独特立场出发,多方面展现了同性恋者无所不在的矛盾心理,并通过独白式的语言风格,明显地传递出这种个人化特征。     

场景化与抒情性——刘春的当代诗歌批评

“70后”代表诗人刘春同时还是一位待评家,近些年他逐渐展现出一个诗人对当代新诗史的个人化叙述。这种个人化首先体现为他在叙述新诗史时力图使历史“场景化”,试图使人“回到”历史场景之中理解当代诗歌;其次是他始终坚持诗的抒情品性,以个人的感受谈论当代诗坛的“人与诗”、“词与物”,使当代诗歌批评具有一种“原生态”特色。     

"后现代学术"条件下的美学史写作

现代性学术范式以“我思”主体为核心 ,确立了一种历时性历史观 :历史是人的逻辑展开。因此 ,这种历史观的最高原则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它要求历史的书写展示人的时间展开的连续性和“进步”的秩序。但这样的历史观已经在后现代性学术范式中失效。后现代性学术范式所确立的历史观可以称作是“共时性历史观” ,即主要是根据语言学的“共时性研究”描述历史。它认为现代性的“历时性历史观”旨在制造“连续性”、“进步”的幻象 ,其实历史是断裂的、播散的过程。在这样的历史观下 ,如何书写美学史 ,是目前国内美学史研究的前沿课题。     

体验与功利的较量：周作人的“闲适”思想与此岸价值取向的构型

＂闲适＂是周作人美学思想的核心之一,这一思想既来自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潮的个体主义和体验主义精神,又受到中国传统庄禅精神的构型。在＂闲适＂思想中庄禅精神对审美现代性的体验主义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并由此产生了此岸化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     

散文诗理论建构中的“征古主义”策略——关于中国散文诗起源的一种批判性思考

在散文诗解决身份焦虑的过程中,常常伴随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征古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努力把中国散文诗的起源上溯到古代,希望以古代源远流长的文学资源扩大中国现代散文诗的合法性基础。＂征古主义＂策略产生于中国散文诗身份焦虑的背景下,其认识论基础是一种透明的词-物观。＂征古主义＂策略对于散文诗的现代性内质缺乏自觉,必然陷入扩大散文诗合法性和忽略散文诗现代性的内在冲突之中。     

胡适与“学衡派”：现代性的两种范式

20 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往往成为不同现代性范式相互争辩的一个重要场地。胡适等人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运动＂来界定自己发起的这场文学改革运动,但是这种自我期许并未得到学衡派的认同,学衡派认为胡、陈等人的运动秉承的是卢梭开启的浪漫主义传统,恰恰是对人文主义精神的颠覆。＂文白之争＂鲜明地凸显了双方所秉持的不同的现代性范式的差异性。胡适等人的白话文理论对语言持一种完全的工具性的理解,力图将白话文打造成为一个全民通用的、书面语与口语一致的民族语言系统,即＂国语＂,这个＂国语＂在胡适们的心目中,既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志与指标,也是推动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工具。可以认为,胡适等人的＂文学革命＂运动是一场以国家工业化为追求目标的现代化运动,其秉持的基本文化精神乃是启蒙理性。而在学衡派那里,语言是艺术世界的构成物,也是特定文化习尚的表征,文言语体以及传统文学体式则是民族人文传统的一种积淀,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文传统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传统都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化的典范,因而他们力图维持这种人文传统的连续性,这恰恰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某种特征。因此,尽管两方的立场看似争锋相对,但是,实际上双方都秉持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范式,而由于西方现代性范式自身的多元性,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性也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并在此后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格局自身的紧张状态。     

分化、危机与重建——19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状况的一个考察

随着现代性的全面展开,知识分化已然侵入到了学科的内部。这种现代性的知识分化在有效地组织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不妨说,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与现代性的知识生产体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悖反。此一现代性的吊诡较为明显的表现在,文学理论研究者难以获取有效的＂知识＂以成为＂文学理论家＂。这种境况之下,19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危机总是此起彼伏,而应对它的重建虽然已经展开二十余年,却也难以奏一时之效。然而,在追问什么是好文学理论的同时,以＂接着说＂的方式来重建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开启一种新的希望。因此,值得学界投以关注。     

陈若曦小说创作中的“大书写”和“小叙事”——以《耿尔在北京》和《远见》为例

陈若曦的创作具有广阔的政治文化视野。《耿尔在北京》和《远见》是其创作历程中的代表作品,虽然二者在取材和艺术风格上存在诸多不同,但都始终贯穿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宏大的政治书写是通过极为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小叙事来实现的,＂大和小＂、＂柔和刚＂完美地统一在陈若曦的文学作品中。     

创构现代性的诗学话语——序苗雨时诗论集《走向现代性的新诗》

诗论家苗雨时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新诗现代性的探索。《走向现代性的新诗》的整体运思和批评根系,是在诗歌意义上坚持对现代人＂存在境况＂的探询,在诗歌本体上求索＂现代性＂话语方式的生成,两者交织在一起,建基于对人的生存与语言的双重关注上。并据此,不断地给审美体验赋予＂存在＂的意义结构,或对即将来临的话语可能性给予某种历史想象的参与。     

本雅明的日常生活诗学及其当代意义

本雅明抛开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大历史事件研究,从事微观的＂拱廊计划＂及日常生活研究,显示出本雅明研究视野的独特魅力。他运用＂超现实主义＂和＂蒙太奇＂等手法重现现代城市生活的本原,形成一种理解日常生活的诗学。本雅明在历史的＂废弃物＂和＂垃圾＂中表达一种日常生活理念及其现代性的批判,在传统历史经验贫困的现实生活中表达审美经验的现代性转变,凸显出其理论的诗学价值和意义。本雅明的日常生活诗学为当代研究日常生活理论及城市日常生活审美化提供了理论视野,并引发了人们对当代文艺审美空间的理论研究。     

王徵历史形象的演变

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他们的文化意义却可以不断地与时俱进。自晚明以来,学界曾将王徵前后诠释为＂忠臣义士＂、＂科学家＂、＂天主教徒＂等几种不同的历史形象,而在当代的文化语境下,似乎更应被诠释为＂跨文化传播者＂,因为其跨文化传播的活动对于当今文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这种评价的转变和王徵历史形象的再次变更,也说明了史学研究反映时代精神,并随时代发展而深入的特质。     

郁达夫小说的情欲书写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其独特的"个人化写作"的作家,他对日俄小说的广泛涉猎、过人的文学感受力和细腻敏感的精神气质,通过对自我欲望的真诚袒露,触及了人类隐秘的情欲体验,并赋予这种体验以弱国子民的社会身份认同和两性之间的性别认同。不管是从题材还是从叙述层面上来看,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书写不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在整个中国情爱书写传统中更是一大突破。     

“个人化写作”反思

＂个人化写作＂与＂私人化写作＂在使用中存在着混乱。＂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是很早就存在的,但在90年代形成了＂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新思潮。这是＂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特定语境下的新状态。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论艾克拜尔·米吉提现代性创作中的民族意识

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是新疆哈萨克"民考汉"青年亚文化作家群的先驱者,双语学习的经历使他受到了哈萨克文化与汉文化的双重熏陶,并逐渐内化成一种跨文化眼光。他的书写具备了与时俱进的现代性,而民族意识始终蕴藏在他的文字中。     

以儒学为轴心的中国传统哲学对文学的渗透

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特征之一就是鲜明的政治伦理意识,即积极关心现实政治,力争为统治者提供必要的＂治世之道＂。而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不仅深刻地渗透进中国文学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传统,而且持久地影响到中国文人的性格生成和文学品格。即便是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深厚的文化渊薮在当代人文环境中依然没有消失,呈现出一种非常复杂的形式。中国现当代文学必须有勇气直面这种传统与现代碰撞交融的现实,以图有效解决＂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化＂的历史性课题。     

规定即否定：德育量化与人的现代性

德育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是培养人的现代性。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虽然德育量化方式试图采用可量化的指标体系来规定人的现代性,但这种规定本身却会否定某些难以测量的重要属性,并在诸多层面与人的现代性相背离。因此,就德育量化方式而言,要培养人的现代性,则必然面临一种＂规定即否定＂式困境：既需借助德育量化自身的＂规定性＂,同时又需＂蝉蜕＂这种＂规定性＂;既需借助德育量化自身的工具性、技术性,同时又需超越其工具理性、技术主义对人的现代性所造成的束缚及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