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新儒学》序

儒家的发展到战国末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逐渐与经学结合,使经学变作儒家的经典而儒家化,从此丰富了儒家的思想内容,而使它成为长期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派思想,影响或者说支配我国人民的思想达两千年之久。秦统一后,虽经秦始皇帝之焚书坑儒,儒家濒于危殆,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汉初表彰经学而儒家复活。及董仲舒出而新儒家成立,儒家一统思想局面形成,汉朝大一统的天下也逐渐形成,遂成我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灿烂的一页。     

崔浩与北魏经学

崔浩与北魏经学关系紧密,其经学思想在太武帝时一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通过对崔浩的经学著作、经学倾向与特点、经学地位、经学影响四个方面的梳理,来明确崔浩在北魏经学史上的地位。     

经学信仰大众化与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之前,经学有一个大众化的趋势,这源于经学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性、经及儒家先师的神圣化、儒家对教育的重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推动了统治思想的经学化、通经入仕的制度化、官僚队伍的儒生化,是西汉经学意识形态确立的重要原因之一。经学意识形态确立后,统治阶级致力于经学传播,通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进一步推动了经学信仰的大众化。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的路径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的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这样一个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是通过儒生的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经学思想政治化与经学信仰大众化密不可分、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     

李源澄对廖平“今古学”的继承与发展——以《经学通论》为中心

《经学通论》是李源澄最重要的经学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经学思想。在继承廖平"今古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上,李源澄通过定位经学的性质、划分经学的范围、明确经学的正路、区分"经"与"经说",使经学史上的"今古之争"问题进一步明晰。     

元杂剧作者对经学理解的新思路

元杂剧中的经学资料体现了元代经学发展的特色,显现了经学阐释的新思路,对于研究经学史和文学史都有一定的意义。     

也论廖平与传统经学在近代的终结

廖平是中国近代经学大师,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所在的年代是儒学作为政治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步走出历史的时代。所谓廖平与近代经学的终结,一是指他所建构的孔经天人的经学理论,最终完成了使经学完全脱离现实和历史而走向终结,廖平经学理论以尊孔、尊经为宗旨,但孔子和六经事实上都被廖平所任意篡改,名为尊孔、尊经,实则视孔子为玩偶,六经为躯壳。杂引诸说,牵强附会,其结果漏洞百出,互相抵牾不说,尽管从主观上维护经学,企图为经学设计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从形式上对孔子和六经作了登峰造极的神化,而事实上,这一切本身正意味着对经学的否定。二是经学作为西汉中期以后,中国诸王朝的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学说,它包含了政治制度、政治文化、社会思想、道德准则等多种复杂的因素。所谓经学时代,即经学作为政治统治学说和社会生活准则的时代。随着帝制时代的解体,经学时代也必将终结,这也就意味着经学作为政治和社会生活准则并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理论依据的时代的结束。三是就经学史意义而言,廖平经学“平分今古”的发明以及以地域论古今的创获,又最终完成了清代经学复古两汉经学直入周秦的学术历程,解决了经学史上经今古文之争的千年诉讼,从学术史上为千年经学的这一核心争论画上了句号。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说廖平经学宣告了中国传统经学的结束和现代史学的开端。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化路径探析

汉代经学意识形态的确立是通过经学思想政治化和经学信仰大众化两方面实现的。经学政治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结果不断具体化的过程,即统治思想经学化、通经入仕制度化、官僚队伍儒生化。经学大众化主要通过儒生信仰和创造推动统治者的信仰、政治威权和禄利诱惑推动官吏的信仰、经学教育和政府奖进推动知识分子的信仰、教化和风俗推动庶民的信仰而实现。     

《诗经》“二南”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兼论明末清初经学与文学之互动

明末清初是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时期,在经学文学化过程中,文学不断从传统经学中汲取养料,直接影响着文学创作;经学通过文学的生动表达,拓展了经学本身发展的文化空间。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大量引用《诗经》＂二南＂的诗句,直接影响着小说的主题思想、语言艺术以及小说伦理的特殊指涉等,使小说在创作上呈现出强烈的经学化倾向。才子佳人小说创作经学化的原因复杂,一方面,时代变革过程中经学裂变对文化进行自我选择;另一方面,人们用文学的心态观照经学,在文学召唤中对经学做出了应答。     

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建构——廖平新经学分期新说论析

廖平经学分期历来以“六变”说为准,这与后人所持之廖平早期经学有较高价值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古怪不足道这一刻板印象有关。若以廖平一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重新看待其中晚年经学思想发现：廖平经学是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新经学分期新说基于廖平经学研究态度、首尾一贯的尊孔尊经宗旨和三期层层推进的逻辑联系三方面理据论析分期新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廖平新经学本来面目,以便同情了解和平情评估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论陈衍的经学思想

陈衍在经学上重视求真、考证,质疑宋以后十三经"取舍颇未当",提议定为"十六经";注重考辨,持论有据;对儒家经典以及儒家伦理学进行介绍和考辨,并且力议各地保送精通儒学者上大学.     

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及其转变之原因

经学是汉代学术的主流，魏晋则玄学盛行，汉代学风和魏晋学风截然不同，自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后近300年来经学盛行，至东汉末，天下大乱，经学衰微；魏晋时期，则盛谈老庄，这是经学本身和当时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     

两汉巴蜀经学略论

经学在巴蜀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始于西汉文翁立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巴蜀经学就以汉代中央博士官所传今文经学为主。进入东汉以后,更是与谶纬、灾异之学相结合,形成了这一时期巴蜀的儒学学术风尚。在东汉中后期今文经学即将被古文经学取代的前夜,巴蜀经学达到了自己的顶峰。     

经术与诸子:廖平、蒙文通的经史传承与民国学术

对经学价值的探讨是近代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从廖平到蒙文通的学术传承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蒙文通对经学的研究侧重于对学术自身发展与演进轨迹的探讨,他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壁垒,注意到先秦诸子与经学之间的互动,并以此解释经学的周秦之变。基于对儒家经解的研究,他将诸子之学纳入儒学系统中探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学研究方法。蒙文通经学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与其师廖平的学术传承密切相关。蒙文通虽然不认同老师廖平晚年的观点,但廖平的"大小"、"天人"学说却打通了诸子间的壁垒,且暗合中国传统学说整体化的时代趋势,从而为蒙文通的经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蒙文通在廖平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打破孔子的权威,也就在廖平处解放了诸子。蒙文通通过自己的研究,对清季民初的经学归宿为何的历史性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的发展,但其治学宗旨是强调经学对中国历史、文化之特殊价值,从而为经学正名。     

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     

顺阳范氏家学学风考述

基于魏晋南朝时期的儒学衰微与经学不振,尤其是魏晋尚虚浮华、通达悖礼等时风对儒学的冲击,顺阳范氏整个家族自觉于儒学的振兴与经学的昌明,以其独特的家世经学与笃厚的经学信仰独行于玄、佛日盛的世俗。世代儒业的顺阳范氏在家传经学（家学）、学有专长的基础上,以儒家伦常一以贯之而又综通群籍,从而形成了迥异于这一时代的崇儒尚经与博学多通之家学学风。     

柳宗元与韩愈经学思想之比较

柳宗元与韩愈作为中唐思想文化界的领袖人物,不仅在文学领域称雄,而且在经学方面也有特殊的贡献。他们在经学方面的异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对经书的态度;二、批判怀疑传统经学;三、经学与现实的关系;四、经学与子学的关系。     

帝王思维与经学思维模式--从汉代经学谈起

经学是帝王思维的直接产物，经学的勃起与战国后期的造圣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学与帝王思维直接联系到一起发生在汉武帝一朝，此后遂成制度。以经治国系出于统治的需要，其思想原则是把社会群体的思维划一到服从皇权的方面。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许慎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对经学发展的贡献

在汉代今古文经学派的斗争中,许慎的这种博采通人,兼顾今古文经的治经方法,充分体现出他的泱泱学者风度和博大的胸怀,为后世治经学者提供一种较为科学的训释方法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