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诗歌在西夏和契丹的传播

中原诗歌传入西夏与传入契丹之后的境遇截然不同。党项人对汉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不及契丹人,这导致中原诗歌在西夏的群众基础不及契丹深厚。西夏君王不像契丹统治者那样对中原文化持主动接受的态度,他们尽管在政治制度方面全仿中原,但在文学领域则尽力维护自己的传统而未提倡学习中原诗歌,这缘自党项人当年"裂土分国"时强调的民族独立意识。因此,在西夏,接受外来的政治制度并未导致文学传统的变革。     

敦煌石窟中西夏供养人服饰研究

本文利用敦煌石窟中西夏供养人图像,并结合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现的西夏唐卡、彩色版画等西夏艺术品,对西夏服饰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从而看到西夏党项族在学习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过程中,在保留原有民族传统服饰特点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中原汉族的服饰制度和服饰样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财富.     

西夏文献中的“柔然”

西夏姓氏dyu1dyu1是中原史书中＂茹茹＂一词的对音,这意味着西夏境内存在古柔然人的后裔。文章对西夏以及中原文献中＂茹茹＂和＂柔然＂的语源关系做了尝试性的解释,并根据阿尔泰语言的情况提出＂柔然＂nyunyen是＂茹茹＂nyunyu的属格形式。     

从西夏王族的姓氏变化看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姓氏是表明家族系统的称号。在由唐到宋的几百年历史中，西夏王族的姓氏数度更改。由此可以反映出与中原政权关系的变化，这种现象不排除有其民族特性，但也曲折地反映了西夏政权与中原政权势力的消长，并可看出，姓氏更改的主动权基本掌握在西夏王族手中。     

西夏公文抬头制度

西夏是中古时期西北边鄙的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从其建国始至灭亡共存续了190余年.西夏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极地、主动地向中原宋朝学习典章制度,使西夏的典章制度更趋完善,并在西夏国内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西夏公文抬头制度就是西夏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通过黑水城出土并考证公布的西夏公文以及相关的西夏资料可深入地探讨公文抬头制度,从而进一步了解西夏公文制度.     

论西夏的官手工业

西夏的官手工业伴随着西夏政权,特别是西夏王朝的建立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至西夏中期,形成了完备的组织体系,并具有较为科学的管理办法。由于经济实力雄厚和拥有众多的技术工人,西夏的官手工业不仅规模大、种类齐全,而且某些产品具有较高的水平,不次于中原。     

西夏建筑文化小探

中国古代的建筑形式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传承性和鲜明的特色性,而且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东亚、东南亚甚至中亚的建筑形制。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领导的多民族政权曾屹立于11至13世纪的中国西北,并与两宋、辽和金并立近两百年。因此西夏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各个方面都深受中原文化及中亚诸国文化的侵染,其表现在建筑方面也是如此。西夏的历史资料、历史遗存和考古发现中有一些关于其建筑方面的记载,其表现了西夏建筑的形制、材料、类型等诸多信息。通过梳理和分析,可以使读者对于西夏建筑的形式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对西夏建筑与中原建筑的异同有一个初步感受。     

论儒学对西夏社会的影响

与中原王朝北宋、南宋、辽、金鼎足而立的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由于与中原王朝的频繁接触,相互往来,儒学对西夏党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植根于农业社会土壤中的儒家思想文化具有稳定、和谐、整体化的发展模式和强烈的辐射渗透力,对于由单纯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党项族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从而使儒学在西夏党项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试论西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

西夏是以党项羌为主体而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在它立国近二百年中,一直与周边民族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为宋辽金夏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试就此作一宏观论述。 一、与中原来的文化交流 西夏对中原宋朝汉文化的吸收与交流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途径:     

论西夏交通

西夏处于宋、辽、金、回鹘、吐蕃交往的必经之地,且控制着当时最重要的中西陆路交通线。西夏交通特点有三:承前启后,新开辟的道路较多;重要交通干线都在监军司保护和控制之下;以兴庆府为中心,形成新的区域性交通网。由于西夏政权的存在,中原朝廷与西域各国的交通经历了三个时期。西夏立国后,形成了通往四邻的干线和驿道。其交通工具主要是驮畜、人畜力车及船筏。     

西夏易类知识的来源与官方易学流派探微

西夏效仿中原王朝,以儒学作为官方学术。然而阐发儒家哲理的易学内容,在西夏文献中却罕有记载。从出土文献来看,西夏民间使用的易类知识大多是汉地术数中的卦象符号,与义理之学关系不大;而西夏易占文献内容的变化趋势,则反映了西夏人对易类知识由全盘接受到自我理解的过程。与之相比,西夏官方获取的易类书籍多为义理易学著作,然而斡道冲撰写的《周易卜筮断》,却是以“卜筮”为题,属于象数易学的范畴。这一选择既符合西夏人将易类知识归于术数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宋代易学的成果。这种偏重于筮法的易学取向,体现了少数民族政权易学发展的特点。     

西夏书籍装帧设计及其历史文化因素探论

西夏是历史上与宋代同时期存在的民族政权,通过不断对中原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因素的模仿借鉴,逐渐使本民族的书籍装帧设计达到成熟,无论在书籍的封面设计还是插页排版以及装帧类型上,中古时期的西夏经卷文书和世俗书籍都显示出多种文化因素融汇交流的艺术特征。     

莫高窟第61窟甬道由元末西夏遗民重修新证

敦煌莫高窟第61窟被多数学者认定为西夏窟，主要依据在于该窟出现有夏汉合璧僧人题记和西夏装僧人画像。学术界存在一种误解，认为西夏文在元代基本不再使用，其实，不管是黑水城还是他地，西夏文相当流行，真正意义上的《西夏文大藏经》的首次刊刻与其后反复印制都是在元代完成的。按照西夏规定，西夏文地位在其他文字之上，而莫高窟第61窟榜题的汉文写于西夏文之前，与西夏文“特重”的情况相反；从黄道十二宫中处女座与人马座来看，不具西夏服饰特点，却有元代特色；甬道南壁的龙纹，与中原、西夏的温驯风格差别很大，却接近西亚、回鹘的凶猛风格，当与元代色目人大量入居敦煌有关。尤为重要的是，西夏助缘僧像覆盖于蒙古文题记之上，可作为铁证，证明莫高窟第61窟甬道壁画为元代之物。     

西夏钱币

西夏(公元1038——1227年)地处西北,是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与同时的宋朝相比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西夏同我国历代王朝一样,也设监(管理铸造钱币的机构)铸钱。据《宋史·夏国传》载:西夏在第五代皇帝仁宗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就现有实物资料,早在第二代皇帝毅宗时,已铸造了西夏文“福圣宝钱”,比文献记载提早一百年。     

宋夏时期的印刷术——兼论西夏印刷术及其特点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之一。宋代辉煌的印刷业,是在唐、五代时期奠定的基础上兴盛的,宋代不但雕版印刷达到鼎盛,而且发明了铜版印刷,宋代已有健全的出版机构。佛经印刷对宋代印刷业产生过重大影响。西夏在接受中原印刷术的同时,也仿照宋朝体制设立印刷管理机构,印刷业极为发达。西夏印刷仍以佛教为主,除佛经外,不家儒学著作,历史、政治类兵书、律令法典、天文历法等,近年宁夏出土的西夏文佛经是研究西夏印刷术,中国印刷史,世界印刷史的珍贵资料。     

从西夏语看中古知、章、庄的合流

《番汉合时掌中珠》中的夏汉对音材料显示,用于西夏语七品正齿音的注音汉字,既有章组字,又有知、庄组字;汉文复字注音的“尼×”,同样既有章组字,又有知、庄组字;用于同一个西夏七品正齿音字的若干个不同的注音汉字,也同样既有章组字,又有知、庄组字。可见西夏时期的汉语,中古的知、章、庄组声母已经合流。其合流的时间,至少要早于《中原音韵》一个半世纪。     

张元和他的《咏雪》诗

张元,宋代华州(今陕西华县)人,博学工诗。他在西夏近三十年中,累官至太师、尚书令、相国,对传播中原进步文化,发展西夏和祖国北疆的经济,促进民族间的交流和团结,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张元性格放荡不羁,诗作热情奔放,惜流传不广,只留下了十几首诗,都收录在《西夏文缀》中。他的一首《咏雪》诗,最负盛名。其诗曰:     

两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

两宋时期,活动在西北地区的吐蕃、回鹘、党项、契丹等民族政权的科学技术有所进步与发展。吐蕃、回鹘、西夏的天文历法颇有特色;回鹘的印刷术与西夏的医药、地理学,深受中原王朝的影响;喀喇汗王朝、西辽的建筑科学与园林艺术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反映。这一切皆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体现出时代的进步。     

西夏与唐朝仓库管理制度比较研究

唐朝与西夏的仓库管理制度有同又有异,如二者都有损耗法的相关规定,有严格的晾晒法,在出纳法中都有按时、适度的规定,仓库官物磨勘都是为了“明于出纳”,两朝都严禁仓库官物私卖,在借贷法中都严禁仓库官物私贷。另一方面,可知二者仓库制度的不同：西夏在粮食损耗的数量对比上较唐朝为高;西夏未见有如唐代“加耗税”此税种。在仓库出给法中,唐朝较西夏更为严苛。在私卖官物的相关处罚中,唐朝对有无知情者一律治罪,西夏只针对知情者治罪。在仓库借贷法中,二者在细节方面、量刑界限上有诸多不同。我们可以说,西夏的仓库制度在吸收与继承中原制度的基础上,又加以改造与创新,形成了适合自身发展特色的仓库制度。     

宋、辽、西夏、金德运与正统关系比较刍议

宋、辽、西夏、金时期,汉族建立的中原宋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并立,各政权之间以正统相标榜：宋承周统,金承宋统,辽承晋统,西夏承唐统,并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依据。相比于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宋朝在构建正统地位时有着文化和地域上的天然优势,宋朝立国之初便有德运之争和正统意识,而辽、西夏、金则是随着文明发展程度的不断加深,进而利用德运等多种手段塑造自身正统地位。宋、金将德运作为一种显性和必要的手段来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火德和土德分别是宋、金官方论证后的法定德运;辽、西夏更多的只是将德运作为一种塑造自身正统地位的参考依据,其德运并未上升到法定德运的地位。辽、西夏、金利用德运来构建自身正统地位一举背后反映了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力影响及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国”认同观念。